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改革到底怎么走，世界在看，全国人民在看。5月31日，邓小平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总设计师心中明白，计划与市场问题又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场新的争论。
在著名的“六一九”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灵活一些。
这一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告诫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
但是，1989年风波之后，在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同时，有些人又将这个批判引入了经济领域，把“经济市场化”与“政治西方化”、“言论自由化”等同起来。他们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们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进而，他们断言，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一时间，“经济市场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严重地干扰了改革的方向，对在治理整顿中尽快理顺经济关系和秩序，进一步深化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对于出现的这种情况，邓小平甚为焦虑。为了改革进一步顺利推进，他不得不再次从理论上和认识上来澄清这个问题。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强调要抓住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又去了上海。1991年一二月间，他在上海视察时又说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当时未公开发表，而是由上海《文汇报》根据他的谈话精神以讨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阐述了“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重要观点。《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也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指出：“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文章在思想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表示赞同，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
皇甫平的文章触到了某些市场经济批判者的痛处，连同《解放日报》2月15日和3月22日、4月22日发表的皇甫平的另外三篇评论文章，都成为“口诛笔伐”的目标。一些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皇甫平”展开了批判，重谈姓“社”姓“资”老调。
这就是全国轰动一时的“皇甫平”事件。
改革开放十多年历经风风雨雨，虽然我们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实践中也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旧的传统体制受到巨大冲击，但其强大的惯性在起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传统体制下步履蹒跚，效益低下。新的机制虽表现出了生机活力，但还很不成熟，很不稳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必须在市场和计划这一关键性问题上正视现实，做出历史的抉择。而每当面临这一问题的提出，又会引发人们观念上的撞击和引经据典的激烈争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严峻的国际形势突出地向我们表明，这个问题已成为改革实践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突破它已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我们再没有时间去进行那些无谓的争论，我们不能再次丧失中华民族大发展的良好机遇，这层窗户纸到了该捅破的时候了。
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大历史关头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9年国内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外有人曾预言，更大的风波很快会在中国出现。
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巨大压力和考验。当时，国内外也曾有人预言，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很快也会倒下。
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会不会倒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能不能继续下去，中国能不能把握住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大发展的良好机遇？
我们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也有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世界旧的政治格局消失之后，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继续发展的有力条件。
中国能不能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排除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来自国内“左”的和右的干扰，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发展，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实来宣告国内外那些预言家们的破产？
著名经济学家，当时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孙尚清对那时中国面临的形势说了自己的认识：“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经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物价上涨的幅度过高，物价上涨幅度过高对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还有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所以中央及时提出要进行治理整顿，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能进入一种良性发展的循环，走上持续的快速的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国际方面来看呢，那个时候，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心明显地向亚太地区转移，特别是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而我们中国呢，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西方那种衰退成为鲜明对比的这种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当时的国际经济和国内治理整顿以后的经济态势来看，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那么当时谁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呢？”
1992年1月，邓小平像往年那样，去了南方。
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途经武昌，邓小平来到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方视察，发表了震撼世界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
邓小平的谈话高屋建瓴、总览全局，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他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以1984年到1988年五年的加速发展为例，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这两只手都要硬。在谈到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他说：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还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离开深圳前，88岁的邓小平在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四季常青的高山榕。
外电评论，它所象征的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植树本身。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1992年2月，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讲到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指出：报告要通篇体现小平同志今年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以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认真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月28日，中共中央以2号文件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3月9日和10日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一致认为邓小平的谈话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春天又回来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腾飞表示乐观。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后，立即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强烈的时代效应。这次谈话给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以巨大的推动，也为开好党的十四大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新的观点和新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志着这一理论已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科学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