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时把我也留在你和阿海他们身边吧！”美玉说着，不能自制地淌下泪水。
美玉第二次回国探亲的时候，见到那墓前另立了一块大石碑，大字写上“龙海之家”，小字写上四个人的名字，其中“陈王氏、王陈美玉”的名字，涂上红漆，表明是喜圹。这年头还能建墓园，那完全是对美籍华人的特殊照顾。
外婆、好婆、必胜
王必胜七岁那年，刚念完小学一年级。这一年的暑假特别长。由于他喜欢看摸鱼捉蟹，那天从溪边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母亲和弟弟都被阿兵哥绑架去了，他哭了几天几夜。自此，外婆中断了“龙海之家”的工作，住进林府照应外孙。母亲不在了，必胜得到他叫做“好婆”的林夫人更多的同情甚至溺爱。林夫人本是叶家才女，但嫁到了林府，她的学问反而无用武之地，因为当年儿子建新是跟在祖父身边，轮不到她当家教。如今，她除了教给必胜《四书》外，还引导他如何知书达礼、怎样做到大家风范等等。她这一套本与当时的教育方式格格不入，但必胜却因此养成了好学、内向的习性。虽然他政治上欠进取心，但由于表格上的父亲王阿海是被国民党冤杀的，母亲被国民党绑架走了，生死不知，因此，他的出身没有问题，历次政治运动，也没有碰到他的皮毛。生活上好婆虽然已倾家荡产，但外汇不断，家中从不缺钱用，加上好婆、外婆除了拜佛之外，就是精心照顾外孙，因此，王必胜的日子，过得比同学们都好。
1965年，王必胜大学毕业并以优异成绩留在交大当助教。他的同班同学当了党支部书记。支书同志认为王必胜一向表现很正派，只缺一点政治热情，但也可说他的政治热情表现在出色地为祖国学习、工作的成绩上。因此，支书决定让必胜去听党课，随后，叫他写入党申请书。王必胜照办了，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经组织部门派人外调，查出王必胜以下社会关系：
父亲不是王阿海，而是伪军、伪警官、土匪，是害死他养父的主谋郁家贵。此人现在台湾，反动。
母亲陈美玉确是被绑架走的，现在台湾，政治面目不清。
外祖父陈海山是海盗，死于海盗拼海枪战。
外婆陈王氏是经营饭店的小业主，现做家务。
祖父郁慎楚，小学教师，已故。
祖母郁谢氏，家务，已故。
支部书记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反动的父亲、外祖父，王必胜本身根本不认识，不应该影响他入党。况且，他是跟着外祖母在贫农家里长大的。但大多数支委认为，因社会关系复杂，必须请示上级。上级党总支拿不定主意，将申请书、外调报告以及几次支部会议的几本记录一起呈报党委。党委忙到“文革”开始了还没空讨论此事。
“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支部书记，最主要的罪状是说他企图发展土匪、反动派的“狗崽子”入党。当学生中的红卫兵群情激愤地要陪斗的王必胜坦白交代时，他说：“我并不知道我外祖父是土匪，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我家仇人郁家贵。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我外婆和好婆都说，我父亲是王阿海，仇人是郁家贵。不管是过去、现在或将来，我心中的父亲都是王阿海，也只能是王阿海！”
“谁是好婆？”
“一位贫农老大娘林叶氏。我主要是靠她老人家抚养长大的。她还是一位30年红旗不倒的革命老根据地的游击队员之母。”他说了之后，用牙齿轻轻地咬一下舌头，以免笑出声来。这一招很管用，没人再找他麻烦了。红卫兵们不难联想到，老红军根据地英雄多，“好婆”兴许又是一位“双枪老太婆”呢！
必胜趁“串联”的机会溜回家，把这段话告诉两位老人。好婆笑得出了眼泪说：“不过，一句也不假呀！”
到上海读书前，王必胜每年至少为父亲王阿海和“好妈”林依妹扫墓两次。一次是清明节，另一次是处暑，正渔溪黄本龙眼熟了的时候。这是他小时跟着母亲这样做延续下来成了惯例的。到上海读书后，清明扫墓做不到了，好在处暑正当暑假，他每年哪儿也不去，总是带一包比光饼酥软但口味相近的“蟹壳黄”回家乡孝敬二老。随之，折一串龙眼，供奉在父亲墓前。除非遇到取消暑假的那年头，他从未无故间断。
父与子
万隆“福清福”纺织厂在林继祖精心的经营下，得到很大的发展。继祖开头自然是因为十分忙，不得不找了个印尼年轻女子照顾生活，接着就生了好几个混血儿。尽管是混血儿，但他们受到严格的唐人家教。他学莆田人的做法，孩子在家如果不说家乡话，就把他们打出门外。因此，在他严教下，十七八岁的孩子就陆续进纺织厂跟班，熟悉业务，这使他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他偶尔也回祖家走走，对于捐款办学校办医院这些公益事，都不落人后。他从没提起要带妻子叶氏南去，叶氏也从来不想去，但这似乎都不影响他们夫妻关系。从林家传统看，他是败家子。因为海上经商，引来一系列的事，把名下财产败光。谁知倒因此，给儿子建新带来很大的好处。
土改队进村时，目标一下子就锁定林府。但林继祖名下除一间住房外，连一分地都没有。仔细检查，发现大部分土地及当铺份额恰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年几个月陆续卖出，只有三亩地是两年零十一个月前才卖掉的。政策是三年为限，那么，这家人要么是地主，要么是贫农，其间天差地别。因此，村土改领导小组意见不统一，必须请示上级。上级戴眼镜的那个土改队长，仔细了解情况后说：“同志们，听听这家人卖土地的故事吧！不论那个王阿海是否真女婿，这无关大局，关键是汉奸一案‘查无实据’，后来他是以‘通共’和‘共嫌’的理由遭枪决的。这家人是为要救出这样一个人而卖田地的呀！同志们，我们该站在哪一边考虑问题呢？况且，这林叶氏的儿子，是我党的老同志，给这个家庭评出个贫农成分，符合政策也对革命有利。”没有人再有不同意见了。大家都知道，别的戴眼镜干部是革大毕业生，这个戴眼镜的队长，是革大老师。
土改开始前，林建新为避嫌要求到外县工作，领导上同意了。土改时他得知自己家被评为贫农，感到好笑。他每次填表格时“出身成分”一栏，都加注祖父是地主，自己是在地主家庭长大的，参加革命前不曾有过一天的贫农生活，如此云云。上级组织部门很赞赏他的彻底的革命精神，但还是对他说：“你家庭的贫农成分，经核查，是按政策评定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林建新的政治前途，不再受他地主家庭出身的拖累，这是原先谁也想不到的。
林建新政治上很谨慎，甚至不敢过多回去看望自己的贫农母亲。原因是他的二叔、三叔都是地主，并且跟母亲住在一个大院里，回去时难免接触，怕影响不好。他母亲也不愿意到儿子的县委大院去多住，原因是那儿不能念经拜佛，而且不能带蔡妈及美玉母亲同去，生活感觉不便。因为这位“贫农大妈”从出生起到如今，还不曾中断过奶妈、保姆或佣人照顾的日子呢。
但林建新不等于没有麻烦。在反“地方主义”时，他被“刮个边”，做了很多次检查才勉强过关，要不然，像他这样的贫农出身的老干部，不至于到文革前不久才升任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林建新没当几天一把手，“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他是这个地区最典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因为造反派查听课笔记，发现他给机关党员上党课时，教材用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而不是毛主席的“老三篇”。他在一节课里居然就提了38次“少奇同志说”，只有3次提到“毛主席说”，其间相差达35次之多。这笔账很容易算，觉悟再低的人也能为他定案，何况觉悟高的人这么多。好在他刚调来不久，本县还收集不到对他的民愤。派人到原单位去外调，大概见到的都是“保皇派”，也尽说好话，不肯揭发问题。他心里始终相信，总有一天，毛主席他老人家会有政策，让自己有机会把问题说清楚。他认为只要让他说，一句话就可说明白。他很有信心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长期在山里打游击，上山下山是寻常事。大部队要下山了，意味着新形势到来，革命要走向新阶段。因此，他比打惯平原游击战的南下干部有信心。接受批斗之后，他还是把饭吃饱，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什么的。
后来，死了的人都昭雪，林建新不死自然就平反，官复原职。但干了才两年，风水就从“复职”转到“离休”，他又是带头，当了平民。平民但还是共产党员的林建新，想起父亲离世前有一份遗嘱，说“如果建新儿能来万隆奉我的骨灰，那么，我愿魂归故里”。考虑到父亲是福清爱国华侨组织“玉融公会”成员，不是阶级敌人，如今自己又无官一身轻，行动影响也小，不至于给党带来损失，因此，他决定满足亡父遗愿。自然，他还是请示了党组织才成行的。
异母小弟们都很热情地接待了老大哥。他们用电单车拖个车斗，让建新像阅兵一样观看了纺织厂。厂房之大，设备之先进，出乎他所料。特别是环境干净，生产秩序井然，还有个医务所给工人看病，这使他很感动。他是第一次被他父亲的创业精神所感动。建新的堂叔，也就是林尚北的儿子，劝建新留下来，理由是他作为长子有权掌管家业。几个小弟也真心实意希望大哥留下来，作为他们的靠山。有个小弟说：“我们都年轻，父亲留下这样大规模的工厂，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怕出错，怕几千个工人作乱。父亲说，大哥当过上百万人口的父母官，这工厂对你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留下来吧，大哥！你在，我们晚上才能睡得好！”
听到小弟弟这么说，历经多少战争与风雨考验的林建新，此刻轻轻地闭起眼睛，不让热泪外流。他此行最大的顾虑，莫过于怕引起小弟们争夺家产的误会。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从中感悟出父亲的一番苦心，并体会到这是老人平时多少心血教导的成果。此外，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也十分清晰了。此情此景，使他深刻理解那份不提财产分配的遗嘱的含义。他张开眼，对堂叔及小弟们说：“你们的意思我明白。我也十分感谢亲人们的信任，但我自少年起就向往着共产主义，要当一辈子共产党员。如今我老了，改不了也不想改。小弟们比我强，把工厂管理得很好。这样吧，你们找机会回家乡投资办个分厂，如果我的子女愿意跟着小叔叔们学习祖父的创业精神，我是不会反对的。”
哥儿仨
老大郁阿土与老五郁大乐在掩埋好阿海之后，尽管心中怒不可遏，但并无能力对付郁家贵。只有等到郁家贵把他的伯母放回郁家村时，他俩向老人家拆穿骗局，算是作出一点报复。老人家因此哭瞎了眼睛，但从此却找不到她的那个侄儿。贫苦又没有能耐的老大，自己认为别的事他做不了，每年清明节给阿海扫墓是一定要做到的。第一年他约了老五大锣一道去。他俩在墓山见到美玉在母亲陪同下带了两个孩子在拜祭，也在附近祭祖的林孝祖见到他俩远道赶来，很为他们长久的义气感动，急忙过来招呼，并对美玉及其母亲说：“何不请两位远客到店里吃顿饭，到家里歇歇脚？”他这么一说，母女俩更热情地邀请，并执意要两位到家过节。那时，她们的家实在是继祖夫人的家。林夫人虽然把家产都卖光了，但外汇现款却不少。她不管家务事，一切让干女儿美玉随意当家，蔡妈只算个帮手。
哥儿俩在林府过夜。第二天他们离去前，美玉把阿海的旧衣，除留几件作纪念外，统统交给阿土哥。林夫人得悉阿土租田耕种，认为其家境必穷。因此，她问美玉家里有什么干货可送，并随手塞给她一沓钞票，示意给客人路上买茶水。这是她对常来往的穷亲戚的惯例。阿土是知恩必报的人，第二年清明前一天，他想到林府扫墓几十人吃冷餐，因此就借了钱买了一篮子“港头蛏”和一篮子“下遥蛤”，又约了老五去林府。林夫人自然不肯让他吃亏。这样，他们每年一次来往，也成了惯例。
由于郁阿土是贫农，而且是“赤贫”，因此，任何时候无人能阻止他“祭墓搞迷信”。但他也遇到过一点点小麻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阿土已五十开外了。这年清明节，买不到香烛纸钱，他用旱烟卷了三根长条子当香火，并叫老婆剪了一沓白纸当纸钱。他正在阿海、依妹墓前烧祭的时刻，来了一队巡山“破四旧”的红卫兵。他们最希望能捉到一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如果没有，抓个“臭老九”也算收获。他们看到眼前的黑老头子，首先警觉的是不能让装穷的地主蒙混过关。因此领头的红卫兵叫道：“报个出身，报个出身！”
阿土听不懂问的是什么意思，就不知怎么答，只是笑了笑。
“问你是什么成分呢？”
“噢，成分？土改那时节，评我是贫农。土改分到田园，不贫了，那一阵该不算我贫农吧。后来土地收走了，我又是贫农了。嘿嘿！我说不清，你们读书人知道得多，说我什么就是什么。”阿土根本不知道，当今又不分土地，说贫农不贫农有什么用！
“你这个人，叫你报个成分，怎么这样啰唆！谁收走你土地？那是集体化、公社化，懂吗？”一个学生懂得很多道理，他革命激情高涨，口气强硬地教训人。但马上有人提醒他：说话要注意阶级立场，老贫农是我们的老师。提醒的话虽然说得很轻但大家都听到了。因此，气氛便缓和下来。但破四旧的问题还是要解决。
“贫下中农是最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现在到处都在‘破四旧’，你为何还搞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