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我哥这样说我。
脑子有问题--，我嫂也这样说我。
我哥我嫂是在我说了一句真话后才这样说我的。那一天，他们开着一辆奥迪回乡下来看我爹我娘。
车停在家门口，喇叭声抻直了一村人的耳朵。村人们都说，你看人家韩家那大小子，局长当着，小车坐着，大兜小包的东西拎着，水葱儿一样的媳妇挎着，多风光，啧啧。我爹我娘就慈眉善目地把来看我哥的人们让进屋，拿出哥哥带来的香烟撒放到人们手中。人们就围上我哥，问他职务的有，同他叙旧的有，求他办事的也有。我哥一副首长派头，挺着鼓起的将军肚，哼啊哈啊地应付着，我爹我娘就立在屋中央生动地笑。
那时，我被挤在墙旮旯里，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哥。望着望着，我就眯起了眼睛。这时，我就发现我哥头上悬着一把刀，很锋利很锋利的一把刀，那刀晃悠着，晃悠着，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发现这一问题后，我就挤到我哥面前，焦急地说，哥，哥，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
众人的目光就刷地一下子向局长的头上望去。他们没有看见那把刀，他们只看见我哥头顶上有一根竹竿在晃悠着，那是我爹夏天用来挂蚊帐的。
于是，我哥我嫂就说出了开头那两句话。
那天，我哥临回城里的时候，对我爹我娘说，老二的病该去医院里看看了，晚了怕连个对象也说不上呢！我爹我娘连忙点头。我说，我没病，我说的是真话，我真的发现你头上有把刀。
我爹我娘听了我哥的话，他们真的把我带到城里来看病了。在医院里，医生们给我做了脑电图，拍了X光，甚至还做了CT。然后在我的病历本上签了意见，我认得那两个字念"正常"。
晚上我们就住在了我哥家。我哥现在在一个很不错的局里当局长，所以我哥能住一百七十平方米四室两厅的房子，能享受一切现代化的生活。当我坐在我哥家宽敞的客厅里观看那套家庭影院时，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大场里看露天电影的情景。我就对陷进沙发里的我爹我娘说，爹，娘，赶明儿我也当个局长，在咱村里给你们盖一个电影院。我爹我娘就望我一眼，撇撇嘴说，傻小子，别想美事儿了，还是好好地看电视吧！
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哥的小车司机来接我们。他把我们送到一个大酒店时，对我嫂子说，韩局长在二○八房间等着，吃完饭我再来接你们！说完，他就又把小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
嫂子把我们领上楼，我哥和一个块头很大的人正在房间里交谈着。见我们进来，那个块头挺大的人慌忙站起来，把我们全让在正座上，然后把眼神递给了我哥，韩局长，可以走菜了吧？我哥就很矜持地点一下头，倾过身子对我爹我娘说，宋经理是咱们县里的大腕儿，他听说您二老来了，非安排一顿便饭不行，老宋这人哪样儿都好，就是这热情太烦人了！我爹我娘也就用乡下人的礼节客气了几句，老宋一边给我们斟水一边把笑脸送到了老人的面前，小意思小意思，能请老爷子老太太吃顿饭是我的造化呢！
那顿便饭上了一些很方便的菜肴，清炖甲鱼，清蒸河蟹，盐水基围虾，还有一盘鹿肉；也上了一瓶很方便的酒，名字很好记，是鬼酒，不，酒鬼。那些很方便的菜我在乡下都吃着不方便，所以我就吃得多了一些，我还破例喝了两杯酒，什么鬼酒？灌到嗓子里火烧火燎得难受！我娘在桌下一劲儿踩我的脚，我说娘，你甭踩我的脚，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我吃饱了，我哥和宋老板的酒才进行了一半。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叫进来一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斟一杯他们就喝一杯，真他娘的会享受。我就望着宋老板和我哥。望着望着，我就又发现了我哥头上那把刀，它晃悠晃悠的，快挨着我哥的头皮了。我想告诉我哥，又怕他们骂我。吃了人家的嘴短，算了算了，还是少扫人家的兴吧！
但最后我还是说了出来。那是吃晚饭离开饭店的时候，宋经理把两瓶人参酒和两条红塔山塞给了我哥，韩局长，酒，给老爷子喝，这烟嘛，你就亲自抽吧。说着，他还在烟上重重地拍了两下。我哥轻轻地推托了一下，就让我嫂子收了。就在我哥坐进小轿车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车门上悬挂着一把刀。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声地说，哥，小心，你头上有把刀！
我又一次挨了骂。第二天，我爹我娘就把我带回了乡下。我再也吃不上那样方便的饭菜了。我就馋了许久。
那个深夜的电话铃声响得急促而突然。我迷迷糊糊地起来接电话，是我嫂的声音。老二，你哥犯事了，他……他进去了，那该死的老宋在烟盒里装的不是烟卷，是钱哪！你……你和咱爹咱娘明天快来吧！说完，我嫂已经哭得走了调儿。
我拿着听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爹我娘都醒了，他们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幸灾乐祸地说，我哥头上那把刀落下来了。
小说里贪官哥哥头上的那把刀，其实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作者运用这种奇特的手法，向读者形象地预示出了贪官最终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