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我的父亲怀里揣着十九旅代旅长兼山海关卫戍司令的委任状，带着几名参谋警卫星夜赶往山海关。在他们身后，相隔一天时间，父亲的老四十八团也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山海关。与此同时，国民党十三军石觉的部队在美式道奇十轮卡车的运载下，已抵近山海关。石觉坐在黑色吉普车上，用马鞭轻轻敲着锃亮的马靴，他似有所思地偏过头来问自己的参谋长：“听说山海关上有一座寺庙，庙里的签灵得很，有这事吗？”参谋长说：“慧觉和尚的签解得倒是特别灵，只是连年战乱，不知和尚今安在？”石党听罢点点头，说：“命令部队加快速度，12日必须抵达山海关。”
父亲他们在秦榆公路上遇到了梁兴初进占东北的一支部队，经过交涉，弄到了一辆日式吉普车，这就使父亲他们的进度加快了一步。正是这一步，使父亲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他命运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父亲并不知道，他心急火燎地坐在吉普车上，不断地摊开1：1,500,000的军用地图来看，吉普车不停地颠簸使他眉头紧锁，老是忍不住要骂娘。那辆吉普车开出半天后就熄了火，父亲和他的部下不得不弃车再度爬上马背，这使父亲很是恼火。因为长期骑马，马鞍已将裆里磨得皮开肉绽，疼痛难挡，父亲在更多的时间里只好半伏在马背上。接着，父亲他们又在沙河西岸的一个村庄附近与国民党八十九师的尖兵相遇，双方在仓促中胡乱开火，各有伤亡。父亲仗着马快，带着手下的人突出对方的包围落荒而走。那一场小小的遭遇战，父亲丢掉了他的通讯参谋和一个警卫员，自己的左腿也被一发子弹击中。好在是贯通伤，子弹没有伤着骨头，仅仅用止血带匆匆地包扎了一下，父亲就重新骑上马背，带着他剩余的轻便指挥部马不停蹄地朝山海关奔去。
如果仅仅是上述这些小麻烦，父亲无论如何不会犯下他此生最大的一次错误。马鞍磨破了鸟也好，丢掉了几个部下也好，在战争时期，这都是极正常的事，没有一个职业军人会为这一类小事皱一下眉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就在父亲星夜赶往山海关接受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力的时候，山海关的军事局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军亲自指挥石觉的十三军，意欲拿下山海关这个进入东北的门户，继而攻克绥中、兴城、锦西，然后占领锦州这个东北的咽喉重镇。解放军山海关守军仅八千，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三万国民党优势兵力，无异于以卵击石。守军请求避免正面作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经过权衡，同意放弃山海关，并电告部队在11月14日开始实施撤退。
所有这一切决定父亲都不知道。他只是心急火燎快马加鞭地往山海关赶。对整个战争局势的发展，他完全摸不着头脑，他根本就没想到，在他赶往山海关的同时，他奉命要去指挥的那支部队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下撤。
父亲碰到第一支大逃亡的部队时简直惊呆了。父亲让参谋拦住一位骑马的营长。父亲问：你们是哪支部队？营长喘着气抹一把汗说：十九旅四十六团×营的。父亲说：谁让你们撤下来的？营长说：还能是谁，当官的呗。父亲说：现在我命令你停止撤退，原地待命！营长说：你是谁？你凭什么命令我？父亲说：我是十九旅代旅长。营长不在乎地看了父亲一眼，说：代旅长怎么啦，代旅长也管不了我，我只听我们团长的。营长说完，跳上马背，朝马屁股上猛抽一鞭，快步去追自己的队伍。父亲怒气冲天，钢发乍立，一把拽出警卫员胯下的盒子枪，对准营长的坐骑就是一枪。马应声倒下，马背上的营长摔了个“老王抢瓜”。营长从地上爬起来，糊里糊涂地看着父亲和他手中冒着青烟的盒子枪。父亲吼道：让你的人立刻停下来！再走一步，我打烂你的头！
就这样，父亲在人生历程中走出了他最致命的一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父亲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去做他自己的判断和决定，而是像任何一个听话的军人那样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他就不会在山海关战役后被指认为建制独立思想，受到行政撤职的处理，从此一蹶不振。实际上，父亲在命令部队停止撤退后不久就知道了摆在他面前的严酷局势，并且拿到了总部同意放弃山海关的电报，他完全可以要参谋长通知部队按原撤退方案进行，然后调转马头，轻轻磕一下马肚子，轻松地离开那个造成他人生误区的是非之地。这样做没有人会指责他。究竟是什么动机使父亲放弃了这个机会，反而做出了坚守山海关的决定？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若干年后，我曾苦苦寻找过这个答案，但我一无所获。父亲肯定不是因为水肿糜烂的阴部的疼痛或者是在前往山海关的途中丢掉了两名部下的耻辱而做出这个决定的。父亲一定不会这么肤浅。企图以八千之卒抗击三万大军的进攻（实际上，此后仅相隔两天，国民党三十二军的另三万主力也随后赶到一片火海的山海关），这也不该是已经拥有无数次成功或者失败了的指挥经历的父亲所为。从我日后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来看，就父亲个人的军人生涯而言，他所指挥的战斗胜多败少，他属于那种素质和运气都不算差的军人。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父亲做出了那个以卵击石的决定呢？在万般寻觅而又不得其解的情况下，我只能把它归结于男人的英雄主义和军人的荣誉感。除此最为简单的解释，我无法明白父亲的那种近似于自杀的行为。
11月15日上午，十三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山海关，总指挥是名将杜聿明。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后，十三军以整团的兵力实施强攻，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十三军廿四团团长胡非成在两次进攻被打退后亲自上阵，率领一批青年军官抱着机枪冲在最前面。胡非成是东北人，他一面拼命向山头上狂射一面扯着喉咙高声喊道：“弟兄们！拿下山海关，打回老家去！”廿四团的士兵潮水般地跟着他们的团长没命地往山头冲。
守军则苦多了。十九旅没有太多的重武器，这支部队一出关便奉命坚守山海关，大捞日军洋捞的好处半分也没得到，部队使用的基本上仍是抗战八年使用的老式装备。旅里的山炮营只有四门日式山炮，全部炮弹两辆驴车就能拉走。各团有几门八十二毫米迫击炮，炮弹则少得可怜。连里才有重机枪，因为制式不一样，子弹无法通用。战斗一开始十九旅就用上了全部兵力，八千男儿，各据一隅，顽强抵抗。在十三军潮水般连续不断的进攻下，父亲根本没有可能留下一兵一卒的后备队。从上午一直到夜里，十三军一共发动了八次大规模的进攻，美丽宁静的山海关被飞机炸弹、一百二十毫米榴弹炮和八十二毫米坦克炮弹整整翻了一个个。
入夜时，进攻停止了。父亲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清点伤亡人数、清理弹药和抢修工事。父亲也许在这个时候还抱有一线幻想，他派出了一个连的兵力下山去袭击十三军的一个野炮阵地，企图扰乱敌方的阵脚。这个连一下山就撞上了对方的戒严线，慌乱之中又钻进了对方一个主力团营地，双方拼死搏杀，到半夜时分，这个连全军覆没。父亲没有等回那个派出去的连队，山脚下密集的枪声疏落之后，父亲知道，再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
16日凌晨，父亲离开了他的指挥所，上了阵地。父亲提着一支卡宾枪，跛着一条伤腿，从这条战壕跳到那条战壕。旅指挥所所有的人包括机要员警卫员全都充实到阵地上去了，父亲只要了一个俱乐部的宣传员跟着他。进攻比前一天更为猛烈，好几次阵地都被撕开了几条口子，靠着拼死反击才将失去的阵地夺了回来，伤亡由此而不断剧增。据守前沿几个高地的部队整排整连地打光，部队原有的建制已经失去，完全靠着前线指挥员临时协调才勉强拼凑出兵力。非常时期，中下级指挥员总是战斗在最前沿，伤亡也最大，这个时候，有谁站出来振臂高呼一声：“我是共产党员！现在听我指挥！”那他就成为那个被烈火吞没的阵地的实际指挥官。旅指挥所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父亲带着那个脸无血色的宣传员来往奔跑于各个阵地。父亲能够说的只有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父亲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名战斗员。
我不知道父亲在1945年11月16日那天有着怎样的想法。事过半世纪后，我已经知道了，就在父亲和他的八千兄弟顽强坚守山海关时，在他们身后不远的绥中守军已经开始撤退，绥中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不仅如此，兴城、锦西、葫芦岛乃至锦州的守军也都放弃了抵抗至最后关头的信念，准备或者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撤退。而延安此刻也在考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只是用他军人的荣誉、信念和十九旅八千兄弟的肉血之躯死死守住他自己的阵地。俱乐部宣传员被一排机枪子弹击倒之后，父亲在马夫的搀扶下，拖着他那条肿亮的伤腿在战壕里移动。父亲在每一个战死或战伤的战士面前停下来，目光深沉地看着他们。父亲在一位十几岁的小战士身边停了下来，他蹲下身子，默默地为小战士缠紧被机枪子弹打断了的双腿，然后拾起被火焰燎煳的军帽，弹了弹泥土，为小战士端端正正戴上。父亲浑身浸透了鲜血，每走一步，血水就顺着脚踝流淌进露出脚趾的胶皮鞋里。他想过什么我不得而知，实际上，守军在整整两天的拼死抵抗中已经把自己和阵地融为一体了，任何思想在那个时候都变得十分的虚弱。父亲在红得像血的夕阳之中缓慢地穿过整个阵地。阵地上，到处都是十九旅士兵安静的尸体。
撤退的命令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送到父亲手中。四边的枪声此刻已经稀落，远处的山头用力支撑着一大片令人心怵的铁青色积雨云，天空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部队这个时候正在抓紧空隙补充弹药、掩埋尸体。父亲从电文纸上抬起目光，看了看面前被打废了的山海关，良久，才沙哑着喉咙对身后的参谋长吐出两个字：“执行！”
17日凌晨1时，山海关守军留下两千余具遗体，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撤离阵地。
十个小时后，十三军军长石觉在一大群参谋人员和马弁的簇拥下登上了山海关主阵地。石觉站在主阵地上，回过头来朝来时的路上望去，他看见的是遍地躺着的十三军士兵的尸体。石觉不知意味着什么地皱了皱眉头。他的参谋长站在他旁边，心里想，这个时候，也许没必要提醒军长关于慧觉和尚的事了。
随着父亲的日益老去，父亲的性格变得越发古怪，使人无法理喻。父亲是矛盾的。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一方面，他对军队有着痴迷的信赖和依存，他以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自豪。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他当了几十年兵，打了几十年仗，从没投过敌，从没被俘过，从没掉过队。一句话，没有一天离开过军队，无论是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忠诚者。他说这话时，脸上充满了骄傲的神色。父亲十分迷恋供给制的那些日子，那种吃穿用住行一切都由部队提供的日子使他每时每刻都能找到自己的感觉。父亲宁肯将自己的薪水寄去老家，或者资助亲戚和战友的孩子念书就业，也不愿用来添置一件不属于部队的家当。1974年我的母亲托人买了一部黑白电视机，这件事让父亲十分不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看电视，宁肯守着组织发的那部老式红灯牌收音机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黄昏。可另一方面，父亲又时常表现出对军队和军队历史的不屑。他时常用一些十分粗鲁的语言来评价有关军队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大院组织观看一部著名的大型历史歌舞片，父亲看了一半就甩手而去。父亲离去时说了一声“扯鸡巴淡！”父亲在他的如此评价中甚至没有丝毫顾忌。父亲对根据历史演绎出来的所有形式的文化都不感兴趣，他不看电影和戏剧，不读小说和回忆录，也不参加座谈会报告会一类的活动。“文革”期间，从我们家抄走的东西全是父亲的，其中有不少证章、信件，还有一支王树声大将送给父亲的二号加拿大橹子。“文革”之后，母亲多次催父亲去要回那些私人纪念品，父亲却毫无兴趣。父亲说：“要那些破东西有什么用？有用吗？真是扯淡！”父亲明显对那些属于历史的纪念物无牵无挂（等我参加工作之后，父亲便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为他收集各类战史。父亲整天整天地读那些由集体创作组整理出的书籍和图例，读得非常起劲，因此而荒芜了他的菜地。读战史的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表情，既不张狂欣喜，也不感慨叹气，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出来吃饭，坐到饭桌前二话不说操起筷子大口嚼红烧肘子。父亲一辈子没忌过嘴，他喜欢吃肥肉，喜欢吃动物下水，在肉食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享受部队提供的每月二十斤猪肉或牛羊肉，此外他还有办法从偷偷摸摸的小贩手中弄来变了味的蹄膀和猪耳朵，他丝毫不顾忌地把它们全部吃掉，对此十分满意）。父亲读完那些战史之后便把它们统统交给小阿姨去生火。有一次，我从炉子旁边捡起一本由军事学院写作组编写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简编》。我看见书上全是父亲用红蓝铅笔粗粗画出的勾勾和叉叉，笔画恣肆汪洋，淋漓尽致。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把手中的书丢回炉子边还是怎么办，心里充满了为那些浸透编写者心血和思想的著作被如此不恭地毁掉而产生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