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前夕，为写长篇小说《辛亥风云路》，我再次拜谒了辛亥保路运动死事纪念碑。
四川的保路运动是一起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革命运动，它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为了创作一部正面反映这场运动的长篇小说，从六年前起，我就开始了收集、采访等工作。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它不时地在撞击我的心扉。或许，这场民众自发的、各个阶层都有人卷入的运动，在统治者眼中就是一种造反，而不是一场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斗争，所以才有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然而，载舟之水，可以覆舟，正因为这场运动的群众性与广泛性，才引发了由保路的呐喊、申述、罢工、请愿，发展到成立保路同志军，在四川全境内与统治者军队浴血奋战，并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而无数平民、军人、商贾士绅也因此血洒疆场，死于非命。
面对大量的历史素材和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压力。或许这就是许多人面对这一重大题材踌躇的原因所在。至少，我心中很纠结。
首先，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史实、尊重当事人，必须在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面貌上保持它的真实性。在历史人物上，既要反映出他们的主要事迹、精神面貌，又要根据文艺创作规律，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要有所刻画加工，包括加入一些能突出反映主人公的细节与人物关系，达到一种本质的真实，而这才是艺术的真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曾经说过，“艺术的唯一目标就是向现实提供另一种形式，然而这一现实正是艺术迫不得已要当作情感之源泉而保存的。”
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艺术源于生活，又必须高于生活和忠实于生活。我想说明的是，具体到某些历史人物，如蒲殿俊、罗纶、尹昌衡等，他们的人物关系、细节处理上存在一些虚构，同原型有一定距离，不能等同于原型。这些虚构，是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充实、丰满，是文艺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一种需要与规律。
同时，为了更好地表现我们四川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小说中也有一些必要的虚构人物，比如戴坤、戴勒、公孙树、赵君陶、花燕云、钰格格、玉姗、鲁周等。
历时六年(其中因病停了一年)，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尽管创作中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四川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大省，保路运动又是四川人民轰轰烈烈、悲壮抗争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给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敲响了丧钟，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我谨以勤勉与如履薄冰之虔诚，努力想表现好这场运动。然而，毕竟这场运动已过去一百年了，折戟沉沙中，历史风云早已消散，只留下它远去的背影。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尽量地表现和展示这场运动，并以此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如今，在保路运动死事纪念碑的周围，人们生生不息，城市繁华，道路四通八达，高楼林立。每到黄昏时，华灯初上，霓虹辉映，纪念碑在这辉映中反而显得更加简单、直接、质朴无华，有一种令人心恸的悲壮之美。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见证了辛亥革命那一段历史，同时，它见证和记录了一个满、蒙、汉民族团结与和解的可歌可泣的事件，这也是辛亥革命时四川上演的独特的一幕。我有时想，或许，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反思它的重要性似乎更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