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类似“春秋折狱”这样的故事，在某些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过。美国20世纪20年代还有过“进化论案件”，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的中学老师，还因“抵触”了圣经而被判罪。直到今天，某些伊斯兰国家依然把《古兰经》作为法律的指导。相对而言，儒家虽然也号称是“教”，但宗教的气息毕竟少得多，经义上的教训也没有那么霸道和专断，加上董仲舒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所以他的“春秋折狱”还是有些可爱的。不过，无论春秋折狱多么富有人情味，它对于法律自身的发展还是有害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之所以总是像一个个别器官畸形发达的婴儿，不能说不是儒家经义阴影过分遮蔽之过。
两千年后看董仲舒求雨
两汉之际，有名的儒生特别多，最有名的莫过于董仲舒。正是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才使得儒家学说正式登上庙堂，成为历代的统治哲学。这件事情被我们的教科书渲染得相当厉害，以至于一提到董仲舒，人们就会想到儒术的独尊。过去我曾想当然地认为，由于此划时代的一策，董仲舒肯定备受汉武帝的宠爱，理所应当是当时最为走红的儒者。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
董仲舒一生做了很多事情。首先，作为儒生他是当时治《春秋》最有造诣的一位，无人能出其右。据说他的学说传给了公羊，应该是“公羊学”的鼻祖，实际上等于是今文经学的鼻祖。其次，他还写了著名的《春秋繁露》，提倡天人合一，认为天降的灾异应该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而董仲舒的最为奇异之举是“春秋折狱”，即以《春秋》作为法典来断案。至于建策独尊儒术，本是时代顺理成章之事，自刘邦用叔孙通制朝仪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基础，天下既然不能以马上治之，那么利用儒家学说做招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董仲舒自己也知道他不过是那只该打鸣时打了鸣的公鸡，所以也没有将太阳的升起看成是自己的功劳，对此并不津津乐道。太史公司马迁修史，甚至都没有提这事。在当时，虽然董仲舒也做过朝廷的博士，不过是个官学的教书匠而已，秩比六百石，比我们常说的七品芝麻官的县令还低。后来虽然做过短时期的郡国之相，但很快就回家教书去了。跟公认学问比他差但却封侯拜相的公孙弘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不仅没有获得皇帝宠爱，反而因言灾异言得过了头，惹得皇帝不高兴，将他下了狱，差点把老命丢了。
凡治《公羊》者多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作为鼻祖，董仲舒则不止常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且还有“非常异议可怪之举”，“春秋折狱”算是一件，另一桩则比“春秋折狱”还要“非常”。在汉代，人们公认大臣尤其是宰相是要主管燮和阴阳的。据说丙吉为相，碰见长安城里有人打架斗殴杀伤人命他不管，而看见老牛犯喘却急得要命，说是杀人伤命自有廷尉去管，而牛在不当喘的时候喘，就意味着阴阳不协，这才是他该管的事。但史书上没有讲他最后是怎么管的，老天毕竟不是病人，开开药方，下通针砭，该补的补，该泻的泻，阴阳就谐调了。就是说，大臣主燮和阴阳的操作方案始终没有人亮出来过，大概也没有人敢亮出来。然而董仲舒毕竟是董仲舒，他在任江都相的时候，还真的操练起燮和阴阳的事来，虽然一介侯国的相，秩不过二千石，谈不上是大臣，与主宰一国朝政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董仲舒眼里，也许只要是相，他就当大臣来做。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是该处乡间的百姓来央他为他们求雨求晴。至于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被烦，我查不到相关的史料，实在说不清，不过从他那认真劲上看，说他是主动请缨倒有七分的可能。
董仲舒到底是怎样操作的呢？司马迁曾经提过一笔，真是有些怪，太史公没有记录他“独尊儒术”的建言，却对他的这种壮举蛮感兴趣。《史记》上说董仲舒在任江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而具体的纵阴闭阳的方法是这样的，豁免女子为祝者一月租，令诸巫母无论大小齐聚郭门，找个宽敞的市场，将男人统统赶走，江都王亲临市场，设小坛，以脯酒祭。同时，还要让妻子看望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让各处的公衙里充斥了女人。（《续汉书》）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女人和女巫，的确阴盛阳衰，就有了纵阴闭阳的效果，雨自然就该下了。因为天旱的时候总是晴空烈日，在古人眼里，日属阳，月才属阴，晴属阳，阴雨不用问都是属阴，所以天旱自然是阳太盛，而古人又认为女人属阴，男人属阳，那么女人和女巫就是补阴的药剂，将男人藏起来，把女人显露出来，就等于将药吃进去。这样的调和阴阳，说白了就是弄巫术，董仲舒就等于是诸位巫师的总导演。《太平御览》上残留的董仲舒草拟的求雨文，有“秋以桐鱼九枚”一句，似乎是想用“鱼”来引雨，连顺势巫术所用的道具都备齐了。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燮和了阴阳，呼风唤雨，去云散雾？虽然据司马迁说，还是蛮有效的，但我看未必，否则，他在江都相的位置上还能待得更长一点，至少会享有活神仙声誉，被四方争着抢着请去求雨，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享受过这个待遇。
在董仲舒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走出巫术的时代。作为原系楚人的汉家皇帝，更是受到楚地好巫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到了汉武帝那里依然存在，大量的方士们在这位所谓雄才大略之主的宫殿里，绝对比儒家弟子要吃得开，而那个时候做神弄鬼的方士其实跟“诸巫母”也没什么区别。当然，没有人会否定董仲舒是位儒者，司马迁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可是他的学说，却在儒家的旗帜下掺了太多的杂货，至少阴阳五行的东西塞了不少，这种“儒术”从本质讲是很合喜欢方士的汉武帝的胃口的，至于他的政治操作，更是径直变成了儒生的巫舞。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更可能出于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就像后来的格义佛学和变文佛讲一样，只有如此委屈自己迎合俗流才能打开销路。
依阎步克的研究，那个时候，儒生和文吏还没有合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儒生们对于怎样将手中的学问“货与帝王家”并不是都清楚，像叔孙通制朝仪这种机会，不可能有很多。《六经》毕竟不是兵法，不能用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是韩非子《五蠹》那样的权术教科书，学了以后可以玩弄群臣。儒家凭什么跟黄老与法家争胜？尽管宣布了“独尊儒术”国家政策，这个难题依然是摆在每个入仕和希望入仕的儒生面前严峻的考验。现在看来，董仲舒和叔孙通一样，属于那些解决这些难题的开山者，他经世致用的操作路径有三个：一是以春秋折狱，一是借灾异警示当局，一是凭巫术燮和阴阳。这三者一则涉足了传统儒家所不乐意涉足的刑罚领域，一则越过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雷池，至少是对孔子时代儒家传统的一种背反。但是，经过焚书坑儒的惨痛教训，儒生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做到将高头讲章与现实的政治操作的结合，那么他们可能永远只能像孟子那样，做一群高尚的政治反对派，而大一统的王朝实际上已经没了对反对派容忍的雅量。
当然，董仲舒经世致用的尝试的确太过于功利，过于直接，也过于幼稚，甚至有点像是胡闹。但是沿着他的道路，儒生们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朝堂，从此再也没有被赶出来过。后世的儒生虽然不再将《春秋》当做法典，但“春秋折狱”的伦理至上的精神却传了下来，成为兼有儒生和文吏双重身份的官僚们司法实践的基本依据之一。后世的儒生也不再像董仲舒那样频繁地唠叨灾异，但言灾异对于统治者的警示却成为一种政治传统留了下来。在丢开了巫觋这种敲门砖之后，燮和阴阳之举作为一种协调农时和政事关系原则保留了下来，甚至连求雨的仪式都流传至今，只不过官方的少了点巫气，而民间的依然像跳神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时代儒家可以祖述周公，不语怪力乱神，维护学说的纯洁性，而他的后辈在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却不能不在羊头的招牌下面，悄悄贩一点乱七八糟的货色。后世王朝政治“外儒内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实不惟法家，甚至道家、墨家和阴阳家的家底都被从政的儒生们换了包装献给了历代君王。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只保留在个别纯儒（或曰腐儒）的思想里，不仅如此，连占卜扶箕、风水地舆连同退隐于乡间的巫风，也都被郑重地留在了儒者的家里，因此在大多数儒生的思想上都为鬼神预留了后门。
也许人们想象不到，绵延两千多年的天下一尊的儒家政治，其始点竟然是一介老儒领着“诸巫母”在祭坛上的呼风唤雨。
变戏法里的政治
在中国的佛教传播史上，有两个人功劳最大，由于他们翻译的佛经数量巨大，所以又被称为古代的翻译大师。这两个人，离我们近一点的是玄奘，远一点的是个外国人，名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来华的时代，是魏晋乱世，那个时候，虽说理论上佛教已经东来，但实际上并没有生根。好在乱世给了这种很能给人心理治疗的宗教，一个传播的好机会，而外来的传教人也大多有点除了翻译以外的本事。
人们都知道鸠摩罗什是个翻译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佛经都署着这位大师的大名，但是，在那个时候，鸠摩罗什给人的印象，却是个法术无边的魔术大师，在乎他翻译的人，反倒没几个。人们信佛，尤其是东晋时期北朝的统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师魔术的征服力。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出个捣乱的拳王阿里，人们不明白魔术其实跟神通法力没有什么关系，固执地相信，那变幻莫测的魔术，是神通广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过，即使是被人们视为佛的化身的鸠摩罗什，也没有想到，为传播佛法而弄的玄虚，居然给他这个出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时，北朝后秦皇帝姚兴，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信徒之一。这个胡人皇帝，对鸠摩罗什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忽发奇想，打算为大师做点什么。当他有了主意之后，派人请来了大师，对大师说，你这么聪明，没有老婆，种子怎么传下去？只听皇帝手一拍，十个美女从幕后走了出来，不由分说，姚兴强将这些美女塞给鸠摩罗什，让大和尚离开寺庙，另拨房舍居住，一点价钱都不许还。
不知为了佛教传播的大计，大师不得不委曲求全呢，还是大师到底也是血肉之躯，扛不住诸美女的强力诱惑（那个时候的鲜卑女子，雪白而且艳丽，根本没有汉人的礼法讲究，开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为出家人（比丘）的鸠摩罗什笑纳了皇帝的美意。至于是安享艳福了呢，还是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一样，将美女关在后院，看也不看一眼，则不得而知。不过，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么一来，后秦的众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马，再也打不住禅了，大家纷纷提出性要求，说你是大师享受十个，我们有一个两个总是可以的。面对和尚们的群体性事件，大师很镇定，将众僧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把针，你们谁能把针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样，做不到，大家还回去老老实实打坐参禅。众僧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见鸠摩罗什把针一口吞了下去，面不改色。大家见了，自叹弗如，既然享不了那个艳福，回去念经去吧，也顺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誉，没有让寺院变成花和尚的大本营。
当然，鸠摩罗什的绝活，其实是魔术。这种魔术，今天即使是档次最低的魔术师也变得精熟，可是在当时，却不仅骗来了美女，而且慑服了众多的僧人，维持了寺院政局的稳定。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之后，临到了中国人晦气的时代，西方洋人打上门来，欺负起来就没个完。突然之间，某些中国人感到愤怒了，从家里的箱子底里翻出了些据说是祖传的宝贝，说是可以让洋人的枪炮打上穿不透，甚至干脆就把它们闭住，对此，大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于是，高人们站出来了，要给大家露一手看看。台子搭好了，这边一人持枪，那边一人袒着肚子，一番舞弄并演说后，拿枪的这个，终于抬起了枪，瞄准了那个露肚皮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枪响，这边枪口冒了股青烟，那边露肚皮的手里多了一颗弹丸。原来，放枪的枪里是空包弹，而弹丸早就在接枪的人身上，枪一响，则到了手中。——又是一个变魔术的。
这回魔术的政治作用可大，绝非当年吞针可比，不仅稳定了义和团的军心，而且动员了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起来杀洋灭教，跟洋鬼子对着干。只是戏法虽然变得高明，但义和团毕竟不能真的刀枪不入，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当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枪真炮的时候，还是一个个地倒下去。
看来，政治就是政治，把戏法给掺和进去，可能有一时之效，一旦坏事，就坏大发了。
“省官不如省事”
王安石变法差不多要算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凡是后世倡导改革的时候，这段往事就会被记起，或叹其失败之凄壮，或言其改革之锐勇。其失败的教训理所当然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只是，说来说去，似乎话还没有说完。在我看来，也许真正的教训还没有被人们找出来，所以不妨在这里再啰唆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