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哀怜或希冀，但都表达了赫尔岑说过的观点：“靠了那一代多余的人，下一代没有成为多余的人”，可是我们要说的是，下一代果真没有成为多余人的可能吗？他们真会作为某一代特定典型而灭绝于世吗？为什么这种人物如同各个时代都有的守财奴一样，一再变异还变本加厉层出不穷呢？
法国作家乔治·勒公德写过《世纪病》一文，里面说到一八三零年世纪病与一九三零年的异同：
“一八三零年左右，二十至三十岁中间的青年男女的悲伤，在历史上被称为‘世纪病’。他们自以为幻灭，抑郁。”病根在于：“他们抱怨出世太晚，不能参加神奇的史迹。”
“那末，一九三零年的‘世纪病’又是什么呢？但是一九三零年的‘世纪病’，尤其是我们的时代过分贪求幸福的结果，它沉湎在它认为的幸福之中，疯狂地追逐快乐与金钱。速度狂，享乐狂，刺激狂。”
“总而言之，一九三零年左右的‘世纪病’，是缺少理想的悲哀，缺少生活的烦躁。”
一八三零年的世纪病，即缪塞所描写的世纪病；一九三零年的世纪病，是另一种形式缺少理想的病症。现代社会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人们很容易迷失在物欲享受的泥沼中，平等观念使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政治乱象与大众偶像的兴起，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价值观极度混乱。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与“多余的人”一脉相承的人，一方面在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形只影单，另一方面形式上多种多样，就像感冒病菌的变种，一变而为貌异而心同的“局外人”、“晃来晃去的人”、“虫类人”、“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等。
美国所谓垮掉的一代，是美国社会的受害者和反抗者，也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堕落现象，他们反对异化，却故意扭曲自己，他们反对压迫，却选择了一条毁灭之路。他们所采取的非理性的、疯狂的和自暴自弃的反抗方式，貌似积极实则消极，事实证明它提供的是失败的经验。他们的行为，就像为得到家人重视藏在橱子里的孩子，像为了博取同情兼讨赏钱在街头表演断肢的幼童。他们的确是垮掉的一代，然而，他们又是不愿就这么垮掉的一代人。他们标榜自己：“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他们的热情只能在欲望的泥沼中消耗殆尽。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是一位有发现美国社会“假模假式的”伪君子特殊本领的孩子，他在批判社会与反省自我时，都有“多余的人”特有的敏锐与深刻：
“其实我即使知道了，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我是那种胆小鬼。我尽可能不表现出来，可我骨子里真的是个胆小鬼。”
“‘哦，我对自己的前途是关心的，没错儿。当然啦。我当然关心。’我约莫考虑了一分钟。‘不过并不太关心，我揣摩。并不太关心，我揣摩。’”
“球赛，屁的球赛。对某些人说是球赛。你要是参加了实力雄厚的那一边，那倒可以说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那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那么还赛得了什么球？什么也赛不成。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赛。”
“里面全是些伪君子。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账凯迪拉克；遇到橄榄球队比赛输了的时候，你还得装出挺在乎的样子，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打篮球的抱成一团，天主教抱成一团，那帮混账的书呆子抱成一团，打桥牌的抱成一团。连那些参加他妈什么混账读书会的家伙也抱成一团。”
基于性格软弱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无法适应，他甚至想逃避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要真正这样做，又是不可能的，结果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尽管看不惯资本主义的世道，却只好苦闷、彷徨，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自己，自欺欺人，最后仍不免对现实社会妥协，成不了真正的叛逆。
那部备受推崇的影片《猜火车》更是对这一代人堕落行径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仅仅是无所事事、吸毒、滥交、斗殴、犯罪吗？他们的表象就是深层或者全部吗？如果是，那么描写的价值何在呢，无异于用显微镜观察一坨大便罢了！
“当苏格兰人最衰了，我们是最低贱的，地球上的人渣，文明世界中最不幸、可怜、卑贱、可悲的垃圾，有些人恨英国，我不恨，他们只是烂罢了，而我们则被烂老二殖民，连像样的文化都找不到，被他妈的烂老二统治是很衰的，就算有全世界最新鲜的空气也没用。”
主人公最深层次的呼声在这里！对于靠偷蒙拐骗为生，沉迷于毒品、性等当中的年轻人来讲，最后靠出卖朋友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但在本质上，在他看来，也只是回到尔虞我诈“根本没有这回事”的社会中。
这种种形式多余人的变种，他们的根本点，都如加缪在《局外人》美国版本的序言中写的：“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无论何种人，唯有热情是一切生命的火焰，很难想象离了这个，人还能靠理性支撑多久，在价值观受到质疑，在理想找不到出路之时，何去何从，难以抉择，可是要扑灭火焰——代表理想的热情，会心甘情愿吗？就像缪塞疾呼的：“热情就会向他们嚷道：‘我呢，难道我就该死去吗？”如果这条腿瘸了，去哪里找可以作为替代品的，借以支撑的假肢以及木制拐杖维系下去？
新时代总有新的课题，总有新的麻烦，新的局限，新的矛盾，孕育新的变革，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要走的路，这一切与怀疑主义结合起来，仿佛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一个核，孕育着新的突变与发展。人类，尤其是那满怀憧憬的新的一代，当热情还没被浇灭，当他们还有追求完美主义的倾向，这不是永恒的动力与失望吗？所有这些人的荒谬，与社会格格不入之处，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别一种形式的抗争。
社会已经从英雄时代过渡到偶像时代，道德伦理发生深刻变化，使得人们一时无法适应，天性上的浪漫派与流浪者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局面，一方面无法摆脱潮流的影响，天生的怀疑主义深入到人性的核心思考，寻求答案；另一方面只好借助堕落来逃脱并且抗争，以“非”来否定“是”。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类已经从纯真年代到了感官世界，被恐慌情绪笼罩着现代人不由得问：“现时代的幸福在哪里呢？”
从某个方面说，多余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十九世纪的俄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旧时代不情不愿地过去，新时代的曙光还未来临，一帮遗老遗少，空有满腔热情，却无力改变现状。从时代变迁生成的代沟，从风起云涌的思潮变化，从天性的浪漫与漂泊感，从个性懦弱、言行不一的状况来看，多余的人又具有长久意义。这些人物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咎于外界环境，有很大一部分病根深藏性格与气质当中。
正如沃罗夫斯基分析的那样：“不，这样性格的人物并没有消逝，而且永远不会消逝，因为使他们得以产生的并非总是由于生活的环境，有的时候也在于他们的天性本身。在俄罗斯，他们的族祖就是弗拉奇米尔。连斯基，而他又是沿着一条直线从歌德的维特继承而来。普希金在我们的社会中第一个发现有这样一种天性的存在，并且把他们指点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会有所改变，但是他们的本质将始终都是这种样子……”
这种抗争抑或只是精神上的弹跳反射，或者只是虚幻的情感，深层次是基于个人未被认可的挣扎，这些迷失了自我的人，偏离了主流，背弃了阶级出身，还只是因为潮流把他们抛在了苦海无涯的岸边。在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牺牲，在社会只是急性肠炎的清理过程。这是Li f e’sA St ruggl e（英谚，宋岳庭是有一首以此谚语作为歌名的歌曲，他也算多余的人），还是RebelW i t houtA Cause（美国影片《无因的反抗》），这是谁之罪，又该怎么办呢？也许每一代都会质询同样的问题，同样寻求不到现成的答案。
周恩来回答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关于对嬉皮士的看法时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研究多余的人的问题，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注意的，只有当抗争表现为成熟状态时才不认为是多余的人。
事实上，人类总要进步，总有变迁，精神与物质总要占据社会某一段的主流，总还有那些精神发达肌体孱弱的一代，总有同样从轮回系统里流出来的种子，产生思想开阔情感忧郁的人物。不管怎样，这些苍白的人物，总还印证着世界在不停地朝前进步，人类还在一代又一代完成精神蜕皮的过程，总是在“顺应潮流”与“寻求自我”中迷途，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窘下挣扎。
就是对于多余的人，不管内心如何挣扎，生活的最终目标还是追求幸福。在《多余人的日记》中，主人公说：“当然，尽管我是一个多余的人，可是我并不是自己愿意如此；我自己有病，可是我不能忍受一切病痛……我也并不反对幸福，我甚至设法到处去寻觅它”；屠格涅夫谈到创作意图时也说：“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合”。不管怎么分析研究多余的人，它的根本问题还是追求幸福。不管是文学家还是哲人，最后的部分，都是研究人或人类幸福的问题，所有往暗处还是亮处的探索，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一切都会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他们的认识、意见分歧，都会失去根本价值判断的原始根据。
我常想，一个幸福的人，必定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与环境较为统一，如果差异太大，他就无法寻求到幸福。按照俗人的观点或者世外之人的看法，他都像在内心披了一件棘条编织的衣服，夜不能寐。从这个公式去套一班多余的人，其他人的痛苦，或者是得不到，或者得到的不够多，唯独他们不知道要求什么，知道而明明得不到，又不愿退而求其次，追求幸福欲望的强烈与无助，反而使欲望转移变质，甚至做出与意愿相悖的举动。比起因虚荣与愚蠢驱使下大跌跟头的人来讲，他们都有可怕的冷静，这种气质，一方面使他们可以置身事外看清时代脉络与自身处境；另一方面却像传染病，咬噬尽了体内的热情、精力，甚至于欲望，使他们外表看上去体格健壮，灵魂却奄奄一息，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坐于沉船却无力自救。
要这些多余的人抛开对幸福彼岸的憧憬，把梦想敲碎，然后“把自己紧紧裹在利己主义者的大衣里，在可怕的严寒中发抖”（缪塞语），他们做不到，可是前进已经没有了方向，就像参加完摇滚音乐会回不到现实生活轨道的人。这批人都或多或少有阿道尔夫的想法：“但是像这类人物身上所有的那种深刻的个人主义我却一点儿也不具备，一方面我只关心自己，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的考虑却又少得可怜。”一方面接受不了俗人主流的幸福观念，一方面限于环境与个人认识与勇气，无法献身于全人类的事业，跟上行进的队伍，只好思想上开小差，不情不愿地如傀儡一样夹在庸人们的步调中。
多余的人追求不到幸福的时候，开始发现幸福并不要逼视得太近，抛开使人格分裂的社会性，保持着健康的个人主义，维特认识到这层道理：“但大人也同小孩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到处踉跄，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他们也缺少真正的目标，同样受到饼干、糕点和鞭子的支配：此中道理虽无人愿意相信，在我看来却浅显易懂。”可是那些光芒始终缺乏普照一切的强力使其生命得到支撑，他的想法始终在这个循环，像一队首尾相衔的毛毛虫，直到全体毛毛虫筋疲力尽地瘫死在那里，于是开始羡慕这样的生活：“每天像孩子一样过活的人是最最幸福的，耍弄布娃娃，给它们脱下衣服又穿上衣服，一股劲儿在妈妈藏甜面包的抽屉周围打转，等到把满心渴望的东西攫到手时，塞进嘴里，两颊都鼓了起来，嚷着‘我还要！’——这真是些幸福的人儿哪！还有一种人也是幸福的，他们把自己一文不值的成就甚至一时的狂热都加上富丽堂皇的标签，自称对人类的安宁和幸福作出巨大的贡献。——能够这样做的人是幸福的；但是，也有人谦逊地认清这一切会引向什么结局，看到每个知足的市民如何灵巧地把自己的小花园布置成一个乐园，也看到那些不幸的人如何不屈不挠地负着重担喘息地向前迈进，大家全都盼望多看一分钟太阳的光芒——哟，这样的人是心地宁静的，是从自己心中创造他的世界，并且因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感到幸福。他不管受到怎样束缚，心中始终蕴藏着甜滋滋的自由感觉，知道他随时都能脱离这个牢笼。”天真的时代是回不去啦，自以为是的又不屑，创造的也只能是一个幻想的世界，并试图在其中寻求真实的幸福。
从奥涅金痛苦的利己主义到《怎么办》中新人们合理的利己主义，人们一直苦苦地追寻以不变应万变置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活理念，追寻静止不变的等待被认知掌握的真理与幸福。人们的观念以及行为好像一具标尺，在两者之间游移，而游移的比例，往往取决于社会思潮涌动的状况与大趋势发展的方向。某个时期，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物质与肉体享受犹如巨石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生活成为一场无氧的运动，被加快了数倍节奏的歌曲；另一个时期，人们又置身于春寒料峭的悬崖，呼吸着稀薄但令人振奋的精神气息，时间久了，同样有缺氧之虞。于是人们便在个人与大众、物质与精神、狂热与冷静、Dazed And Conf used（美国影片《晕眩与混乱》，又译《年少轻狂》）中沿着螺旋式的轨道上升。
事实上，有过为全人类谋求幸福初衷，认真思考过怎么办的人，都会涉及一个想超越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利己主义与人类幸福的矛盾。个人与社会能不能和谐相处，个人的幸福与人类的幸福，会不会消除根本性的分歧，在意识与行动中完全地、绝对地统一起来；人类存不存在终极的自由与幸福。这个瓶颈式的问题始终制约着思想野马式奔驰。如果说现实中，这个问题可以交由新人或革命家去解决，可是在它的思辨底层，真正能够说服我们的工作，应当交由哲人与思想家完成：从单纯逻辑的可能，从人性本质上来寻求一个并不偏颇牵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