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政府向法国之借兵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本文原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6），第129页，题为《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之谈论》，系译自日本外务省藏档案（440756明治41年7月25日收到乙秘第497号），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改。原档在本文之前有一句话是“清国革命党人亦为其机关杂志《民报》社员宋教仁说”，文后还有一段话：“以前驻清国阿部临时代理公使向外务大臣报告：有人给北京各衙门及各大官员邮寄号召书，对清国外交部之无能大加痛骂，并主张刺杀庆亲王和袁世凯，想来寄信之人肯定是此等革命党一派。因此，希望于取缔上更加严密。”
清国政府于云南事件之际向法国借兵之事实，当时根据白耳义通信确知为实，吾等同志因过于愤慨而向本国政府发送请愿书。然而，本国政府始终顽迷不悟。现今中国政治是由庆亲王、袁世凯、张之洞控制之三人执政，其实权尤其外交权在于庆、袁二人之手中。彼等愚昧不通于世界大势，外交丧失机宜，利权丧失，国运日趋衰微，人心日益腐败，实在令人慨叹云云。
谈云南起义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本文原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6），第128页。题为《清国革命党人士谈云南起义》，系译自日本外务省藏档案（440749明治41年5月28日收到乙秘第373页），原有如下说明：“居东京清国革命党领袖章炳麟及宋教仁。曾就云南暴动所说大意如下，谨此暗中汇报，资参考。”
云南革命军之首领关仁甫系久居法国之人，此次革命军也是由法领安南进入的。法国对革命军表示同情，并提供武器和给予其他方便。革命军有关情报亦经由法领安南《民报》社送来，然而大约近一周未有任何通信《民报》社。因为如今各国到处均有通信机关，革命党在法领安南已为此次起义备有通信机关。云南省与法领安南接壤，气候不顺，交通不便，别国官兵如在夏季进入，难以从事战争。要发动起革命军可说是适当之地。然而此次暴动亦难以期望必胜，然而即使战败，对鼓吹革命思想亦大有益处。如法国亦经数次举革命军才达成最后目的。吾等等待时机成熟，与各地联络，举革命军，一举冲击北京，就能达成目的。本来吾等来日之目的与其他留学生等不同，实为实行清国革命来日，不过以业余时间从事学术研究。革命军规定对每个士兵每月给予十六元，虽需要巨额军费，但从住在占领地之人民征收，预料军费无虞云云。
吾友陈天华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文原载《民报》第二号（1906年1月22日出版发行），署名勥斋。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谓此文为黄兴所作。
此吾友陈君星台《绝命书》。勥斋每一思君，辄一环诵之，盖未尝不心悁悁然悲而泪涔涔然下也。曰：呜呼，若君者，殆所谓爱国根于天性之人非耶？
当去岁秋，湖南事败，君与勥等先后走日本，忧愤益大过量，时时相与过从，谈天下事，未尝不哽咽垂涕泣而道也。今岁春，东报兴瓜分谣，君愈愤。欲北上，冀以死要满廷救亡，殆固知无裨益，而思以一身尝试，绝世人扶满之望也。既而友人沮之，不遂行。然其尝言曰：“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盖其抱死之目的以俟久矣。
居无何，留学界以日人定学则，议群起力争。始勥凂君曰：“君能文，盍有所作以表意见乎？”君曰：“否。徒以空言驱人发难，吾岂为耶！”越数日，学界则大愤，均休校议事，君犹无动。迄月之十一日，其同居者则见君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辍。其十二日晨起食毕，自友某君贷金二元出门去，同居者意其以所作付剞劂也，听焉。入夜未归，始怀疑。良久，有留学生会馆阍者踵门语曰：“使署来电话称，大森警吏发电至署，告有一支那男子死于海，陈其姓，名天华，居神田东新社者”云。呜呼，于是知君乃死矣，痛哉！天未明，勥偕友人某氏某氏赴大森视之。大森町长乃语曰：“昨日六时，当地海岸东滨距离六十间处，发见一尸，即捞获之。九时乃检查身畔，得铜货数枚与书留（寄信保险证），余无他物，今既已殓矣。”则率引我辈观之。一楷凄然，倭式也，君则在焉。复审视书留，为以君氏名自芝区御门前邮达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长者。当是时，君邑人已有往横滨备棺衾，拟厝于华人墓地，乃倩二人送君尸于滨，勇与某等乃返。抵会馆，索其邮物，获之，则万言之长函，即此《绝命书》也。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夫以君之所志，使其所怀抱得毕展于世，无少残留，则吾民族受其福胙，其所造于中国前途者，岂有涯耶！而乃竟如是已焉，吾人得毋有为之悼惜不置者乎！
虽然，吾观君之言曰：“以救国为前提。”又曰：“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指“放纵卑劣”，是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对中国留学生反对《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诋毁语。见《民报》第二号《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而做此四字之反面，恐同胞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曰：“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死于今日，使诸君有所警动。”盖君之意，自以为留此身以有所俟，孰与死之影响强，吾宁取夫死觉吾同胞，使共登于救国之一途，则其所成就较以吾一身之所为孰多耶？噫！此则君之所以死欤？君之心则苦矣。
吾人读君之书，想见君之为人，不徒悼惜夫君之死，惟勉有以副乎君死时之所言焉，斯君为不死也已。乙巳十一月晦，勥斋谨泣跋。
烈士陈星台小传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本文原载《民报》第二号（1906年1月22日出版发行），无署名。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见姜泣群编《宋渔父林颂亭书牍》，中华艺文社1913年版）云：“陈天华投海死，本部推宋教仁作传，而推陈君送烈士榇，盖天华为中国革命鼓吹原动者，宋、陈均与天华故同里交，尤为文字密友也。”伯夔（即汤公介）《同盟感旧录》（见《建国月刊》第九卷第五期）亦云：“自星台烈士蹈海，渔父为纪其事于《民报》。”
烈士名天华，字星台，湖南新化县人。性敦笃，善属文。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虽箪瓢屡空，处之怡然，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义；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年三十一，尚未娶，或劝之娶，烈士泫然曰：“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其爱国之忱，发于天性如此。
岁癸卯，留学日本。时值俄据东三省，瓜分之祸日迫，朝野皆束手无计。烈士大痛，啮指血成书数十幅，备陈灭亡之惨，邮寄内地各学〈堂〉，闻者莫不悲愤。
去年秋，湘中志士谋起义湖南，联络粤鄂，以共倾政府。烈士闻之，即星夜附轮归长沙，筹划布置，昼夜不辍。不幸未发即败，清政府飞檄逮捕。烈士间道走江西，至上海，与诸志士合谋再举。适万福华之狱起，逮捕益急，不得已，复游日本。盖自是憔悴忧伤，泪痕萦萦然不绝于目矣。今年春发意见书，思单身赴北京有所运动，为同学所阻止。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颁发关于留学生规则，烈士益见中国之将邻于亡，革命之不可一日缓，作《绝命书》累万言，遂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呜呼！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哉？呜呼病已！烈士所著书，其已都成集者《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后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皆风行于世（其散见于他书者，尚俟厘订。烈士死时年三十一，乙巳年十二（一）月十二日也。
谈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后之革命局势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次谈话见《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秘档》，系林增平教授1985年访问日本时所搜集。原题为《清国革命党员的其他谈话》，并有“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说”一语。原载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期，迟云飞编译。本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报》第24号，并禁止《民报》此后刊载革命言论。《民报》被迫停刊。章太炎曾三次致书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表示抗议，又散发措辞激烈的油印传单《请看东胡、倭奴封（民报）之恶劣手段》，11月13日早晨张贴于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入口处。当时黄兴、宋教仁都在日本，为争取日本朝野人士的同情，都不赞成章炳麟的做法。文中所说“檄文”即指此事。
此次事变（指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去世——译者）发生前，孙逸仙从新加坡出发，曾经得到通知。但是去什么地方，其后没有得到消息。因此，不知道他现在的住处，不过近日也许会弄清楚。
章炳麟不通社会大势，采取过激行动，但如他的檄文（张贴在早稻田大学清国学生部入口），声称是在《民报》社印刷，行文拙劣，而且有意思不通之处，可以证明不是章写的。
此次事变，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失望了。不过，他们是由于触怒西太后而流亡的，现在西太后已死，他们也许会被清廷召回。但是康派与革命党是不容易接近的，即使将来接近了，也除非是康派投降革命党之时。
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到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革命党认为，章炳麟采取那样的行动，会失去朝野的同情，因此我们认为最好是让章离开日本。
革命党可以在中国北方起事。所以，为研究中国北方的情况，上年我和张继等人曾到该地秘密旅行。不过，在中国北方发起革命，是革命党的秘密。
谈康有为、梁启超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本文原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6）第154页。题为《关于檄文发送者之情况通报》，系译自日本外务省藏档（440897明治41年12月20日收到乙秘第1504号）。标题为本书编者所改。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因西太后、袁世凯未能实现其作为理想之政治改革而成为亡命之徒，如今又再次为光绪皇帝曾经主张的实施立宪政体而发动各种运动。吾想从现时来看，仅就立宪政体而言，或许可以说其的确乃一种具有进步意义之意识。
与串户真左树谈孙中山
（一九一○年十二月）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像对革命运动绝望那样，还听说资政院议决给予康有为及梁启超一派亡命者以特赦。不久他们将得到此项恩典。另外。到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时，不知道我们革命党是否会被特赦。
给串户真左树的信
（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鄙人来香港无他，即为此番发起广东事件。黄兴君在美国运动的结果，获得少许金钱，因而欲以广东为中心向中原进发。鄙人亦怀担负一部分责任之念来港。上月二十七日因秘谋泄露，不得已仅先发一队兵力攻打总督府。激战之后官兵毙命二三百余人，最终寡不敌众，招至败退的惨境，同志牺牲者亦有百余名，其中日本学校毕业生有二三十名。呜呼，吾人之不幸亦可谓甚焉。鄙人目前滞留本地，研究善后之策。幸得逃离虎口保全余生，乃不幸中之万幸。恳请放心。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
（约一九一二年）本文录自宋教仁、景定成《程家柽烈士革命大事略》，1928年出版。冯自由将其旧存抄稿一份发表于《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三号，并作了注释。其按语云：“考宋君撰述此文之原意，全在为君（指程家柽）辩诬释谣，以正视听……盖自民前七年乙巳同盟会成立后一二年，君以党内迭起纠纷，因有自赴北京实行革命之志，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抵北京后，恃其曾数任东游满廷诸亲贵译员之因缘，奔走豪门，颇得肃王善耆及尚书铁良之信任。”“及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君尝诣宁晋谒孙大总统，后复出席革命先烈追悼会，一部党员指为变节事满，拟逐诸门外，赖黄君克强及宋君极力调解始已。事后宋君以君满腔热血，竟不为同志所谅解，特为文代其辩白，以释众疑，是即此文之所由作也。”
程家柽，字韵孙，一字下斋，江南休宁人也。少孤，受公羊之学于同郡卓峰胡氏、仁和复堂谭氏。治经生家言，著书甚富。及长，洞烛古今中外兴亡之理，喟然于君主专制之不足为法，必以大道为公之心，为天下倡。新安居万山中，无足与言大事者，以武昌为南北枢纽，位长江上游；南皮张氏督楚，设两湖书院，为教异于他邦，杖策往游，一试拔为上舍生。君数数与同舍言汉满种族之别，司校者恶之。适游学议起，君走日本东京。
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前大总统孙文侨居横滨，其踪甚秘，君百计求之，不克一见。香山有郑可平者，设成衣肆于筑地，藉制校服，与其友善。可平固三合会员，君告以故，可平允为谋之，越半年，始得辗转相握手。君意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岂料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惟偕张能之、温秉臣、尤烈、廖翼朋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其势甚微。孙文为君言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君闻所未闻，以为可达其志，请毕生以事斯语，曰：“欲树党全国，以传播之。”孙文惟欲东京留学中联属二十人，以陆军十人，率两粤之三合会、长江之哥老会为起义之师；以法政十人，于占据城池后，以整理地方及与外人交涉。君心少之。
庚子拳匪之乱，君倡议学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先八国联军而入京，则复国犹反掌也。吴禄贞、傅慈祥、刘道仁（原名赓云）、黎科、郑葆丞等胥韪其说。无何，汉口事败，傅慈祥、黎科、郑葆丞殉国，禄贞遁自大连。
先是，东京有所谓励志会者，众心激励，先导自居，旋以于刑戮，移心仕宦。君鄙之，爰偕戢翼翚、沈翔云、秦力山、张瑛绪、王宠惠设《国民报》，鼓吹革命学说，择励志会中之意气发舒者，别为青年会，以爱岩山下对阳馆为与孙文秘密过从之所，校课之暇必一访之，与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内田良平、末永节等熟筹鼓吹方法。而国人之居东者，尚多味（昧）于民族之义，商于孙文与章炳麟、秦力山，创二百四十二年亡国纪念会。清钦使蔡钧恐其浸淫于人心，乞日警察禁之。而学界革命之思想，至是已有一日千里之势，如钮永建、吴敬恒、万廷献、吴绍驎皆于是时由君荐与孙文交欢者也。
会俄人满洲撤兵违约，君以人心奋懑，至此已极，以拒俄为名，开大会于锦辉馆，痛哭宣言，誓以排满为事，以在东京健者，编为义勇队，设分队于上海，推蓝天蔚为统带，意欲拥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革命军长，请钮永建、汤槱归国上书袁世凯，为席卷中国之计。事为清廷所知，遽尔中止。义勇队嗣名学生军，又改名军国民教育会。黄兴、刘揆一是时正习师范学于弘文学院，革命思想，君与李书城实开其牖，遂深中于其心。黄兴毕业归国，爰以上海之军国民教育分会改为爱国学社，说者谓湖南之华兴会，安徽之武毅会，浙江之光复会，皆由是而出，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之十年也。是年秋，复游金陵，联合张通典；游安徽，联合潘赞华；游湖北，联合刘成禺，且劝其肄习陆军，规画光复。清吏于两湖书院除君之名，悬赏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