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局领导几易其稿，专项清理草原资源活动工作方案和召开动员会上的领导讲话，终于通过了。这是沈承志来到畜牧局以来，局领导第一次交给他的任务，在他走访近半个月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终于交稿打印了。
这半个月以来，沈承志走访平海县西部八个乡镇近一半的村屯。村民们的反响很大。农民有羊、有马、有牛的却承包不到草原，相反那些没马、没牛、没羊的村干部、乡干部以及游手好闲的乡、屯“大爷”们却大片大片地承包着草原，掌握着出卖草原的绝对权，不但承包是一包多年，而且转手出卖草原地块的价格连年上涨。就从前三年来说吧，一亩的草原仅40元，前二年涨到每亩60元，去年每亩涨到了70元。农民说，用做耕作的牲口养不起了，不少人家都卖掉，买了田间作业的小四轮农用拖拉机，把个耕地压得蹦蹦硬，而且柴汕的价格近几年来也水涨船高。买不起小四轮，又没有牲口的农户，只得雇小四轮耕种，这一年下来，光机耕费就得花去收成的三分之一。
有些草原的经营权还不知不觉地易了位。最初时，家家养羊、养牛、养马都是小家小户，每家就那么几头，草原还不太抢手。县畜牧局征收草原管理费时，问到村里，村里不愿交，问到乡镇时，乡镇也愿意交；最后县畜牧局没有办法，就从财政扣各乡镇的草原管理费，或是干脆由畜牧局把经营权收回，直接把草原承包出去。乡里被财政扣了钱，向村里要，村里不给，这样乡里也把部分经营权收到乡政府的名下，以乡政府法人的形式把草原承包出去。承包面积大，发包时间长，而且价格又显失公平。这样就造成了村集体、乡镇政府、畜牧局、畜牧局草原站及个人的草原产权不明的问题。当时的承包价格仅仅是能交足县畜牧局的草原管理费而已。乡、村两级干部及乡村的一些有头有脸的“大爷”们就想方设法从面积上找，从时间上找，从价格上找，导致出现了每亩草原承包十多年才5元钱，平均每亩草原每年仅仅卖5角钱，相当于一根冰棍钱。
近几年来，平海县重新调整的经济发展战略，养殖业形成了一个大的经济发展的链条，规模上从原来的“一家一户”的小家经营，发展到了有许多具备一定规模的养殖大户，牲畜的繁殖量每年呈大的上升趋势，草原的价格也随着水涨船高。加上这些承包大户受利益驱动，外来抓买牲畜用草的价格高，就卖给外地，本地的价格只要是高于外地的收购价格方能卖给本地的村民，所以近几年来因草原界限不清、面积不详、产权不明、价格不公等问题连续上访的数量也渐次增加。
草原的类别也划分得不清，有放牧场，是盐碱地块颇多，草长得比较矮的部分。这部分草原因草质不好，改良成本大，所以大都无人愿意承包，只供附近村屯的农民放牧家里的牲畜所用；还一部分就是采草场，近几年采草场的面积逐渐扩大，放牧场属于国家的，承包业主在圈地养草的时候，贪图集体的便宜，能向放牧场多挤一分就多挤一分，能多挤一亩就多挤一亩，把一些草质比较好的放牧场都圈在自家的承包的草场里。把集体的草原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圈地”的一部分，人为地侵占国家和集体资源。
全县草原资源专项清理工作领导组织，经县委常委会研究有些变动，原领导小组的组长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佟亚彬，现由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寥图腾同志担任，佟亚彬成了清理领导小组的第一副组长，畜牧局局长陈兴义名列其后为清理小组常务副组长，具体组织清理工作的协调、指挥和运作工作。办公室设在县畜牧局，有综合组、清理组、财务组、监督组。综合组组长是草原站站长袁成录；清理组组长是副站长沈承志；财务组组长是局里的出纳员单丹青；监督组组长由县纪委常委、县行政监察举报中心主任张乐天担任；草原站办公室主任张勇文搭了沈承志的清理组副组长。
沈承志看出来了。清理草原资源工作事关全县大局，是县委、县政府两手都要抓的大事，切务怠慢不得。于是，在全县清理草原资源专项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之后，下午沈承志就把各乡镇的经管站站长和畜牧站站长召集到一起，召开了一个协调会，具体布署各乡镇的首要任务就是首先要进行广泛的思想发动，明确清理工作的重大意义，消除乡、村干部的思想顾虑，把乡村两级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为下一步各乡镇的自查自清草原资源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各乡镇的自查自清工作阶段，沈承志一再强调各乡镇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敢于用自己的刀去削自己的把儿”。承包面积与合同上的数目明显不符的，多出的部分要修改合同，坚决收回；合同显失公平的要坚决重新修改和完善；发包期限超过法定年限的合同要予以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