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评价，自司马迁以后的所有历史学家都没少用过此一词语。然而，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渴望以沉默的灵魂，穿越千年的烟云，唤醒霸陵底下的刘恒，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个他的真实的故事。
以下为刘恒口述：
关于我这辈子，应该是一刀劈开两半而论之。二十三岁前为一半，二十三岁后为另一半。二十三岁，你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能也就是大学刚刚毕业，甚至有人为避免城市竞争，选择到遥远的边疆服务或支教。
我这前半辈子的下乡生活，全赖于我老妈的好教育。我的性格及我的人生哲学，几乎全都是她给我培养的。老天是公平的，它关上你的大门，就会给你开启一扇小窗。代地的情况你们也是知道的，这里山高皇帝远不说，整年就是风沙吹个不停。这里没有盛产土特产不说，匈奴人高兴的时候，大冬天的还喜欢跑来我们这山旮旯旅游观光，并且抢走我们的百姓和牛羊。
但是，老妈偏对这现状很满足。她总是对我说，做人，一不要出风头，二要学会满足。那时，我们就是穷，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这里没有宫廷争宠的尔虞我诈，没有朝会上的唇枪舌剑，更没有人前背后的阴谋算计。
果然，吕雉专权的时候，她像得了狂犬病似的到处咬人。结果，因为我们穷开心，因为我们不与人争，反而留下一条小命。在这里，我得先感谢老妈。她不但孕育了我的生命，而且用貌似软弱的老子哲学为我创造了未来翻盘的机会。
听说，那个叫月望东山的人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人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失去了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最难找工作的就是皇帝。毕竟你们还有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机会。我就不行，对任何人，似乎当皇帝只有一次机会。一旦错过，八辈子悔都来不及。
就在我二十三岁那年，那个一心抬我，最后却被我一脚踩到底的周勃给我送来了一个大好机会。当时，说真的，我实在不敢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而那时长安的情况你们也是知道的。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乱。周勃陈平也好，刘章兄弟也好，刘泽也好，等等，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天大的算盘。而且这把算盘就是，在这场变更的政权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就在这时，他们突然转头对你说：我们把最大利益交给你。请问你会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因为，在包裹没有打开之前，我不知道他们给我送的是炸弹，还是庆生蛋糕。所以，我必须小心翼翼，再小心翼翼。就像非洲高地里躲藏着的身材硕大、却异常胆小的老鼠一样，一步三打望，就恐怕被长安这群吃人的狼叼了去！
还好，皇帝有惊无险地落到了我的手里。对于这个结果，陈平是满意的，我也是满意的，周勃原先也是满意的，但我相信，他后来肯定不满意了。
关于我为什么要踩周勃，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并没有像传说中的勾践那样，长有一副鹰钩鼻。按当初范蠡对文种所说的，越王此般长相是可以共患难，不可同享富贵，所以他决意功成身退，归隐江湖。
其实，面相学这玩意儿都是我们这些皇帝将相之人拿来唬百姓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个共患难，却无法同享天下之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源的匮乏。按你们的资源生态学的说法就是，资源匮乏可以排成金字塔结构。根据这个结构，对资源的争夺也呈金字塔式，越往上，越是激烈。
你想想，非典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市民不满足吃家畜，乱吃野味吃出来的。权力就像是食欲，一旦不能满足现状，乱吃就吃出了一个血染的江山。由这点我们就可以多少明白点道理：皇帝位子只有一个，谁都想往上挤。结果是，为了这皇帝位，六亲不认，君臣失和，朝纲混乱。一切都可能会乱了套。
我当然不是害怕位高权重的周勃会夺了我的皇帝位。但是，打周勃接我入城以来，我就敬畏他。可是久而久之，我发现这种敬畏让我有如坐在火盆上炙烤一般，甚是难受。你们没当过皇帝，肯定不知道其中滋味。什么叫天子，那就是上天派下来打理天下的家长。家长在孩子面前，就应该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威风凛凛。
可事实是什么呢？周勃的情况之前你们也是看到的，他竟然比我还威风。长此以往，天子之威何在？这就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搅我好梦。所以，当袁盎给我讲了一堆如何保持皇威的拍马屁的话后，我就已经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周勃这块石头搬离长安。
如果搬不开，我就把他推下悬崖，一了百了。
或许，你们要拿现代的人权主义来批判我，说什么狡兔死，走狗烹之类的讽刺语。其实，如果你们站在我这个位置上，就知道什么叫当皇帝混口饭吃，不容易啊。
又或许，你们又要拿刘长给我说事儿了。拜托了，千万不要给我唱那个什么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的歌谣。在这里，我要严正声明，刘长的死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我只能负一半责任。
我知道，问完了刘长，你们又要叫我解释那个薄昭自杀事件了。我告诉你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想多说了。因为我就知道，问完了这个，你们就像狗仔队似的追着问我和贾谊的感情，甚至怀疑我和邓通是不是搞同性恋。
我只能这样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所以，你们不要老是揪着我的隐私不放。想窥视我的心灵是可以的，但也要点到为止。如果我把心底的所有私密都和盘托出，那以后那帮汉学家还有什么啃的呢？还是留给人家一个饭碗吧。
其实，你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我这些年来为天下做了什么。不然，别人还以为我当皇帝只是有事吃喝，没事拉撒。不过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对我的评价本人是甚为满意的。因为，我二十三年皇帝路，只突出一个重点：孝治天下！
关于孝，孔子先生已经有过专门论著。在我们这个家天下的时代里，所谓国家，就是扩大版的家庭；所谓家庭，就是缩小版的国家。所以，儒家才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句话不仅指的是做事要从小事做起，更重要的是，以治家的观念去治国，以治国的理念治家，都是可通的。
比如，孝道就是一个。孔夫子说，居家，子孝父；出仕，臣孝君；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君爱臣，犹如父爱子。孝道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索，更像是整个国家的润滑剂，它只会使国家变得更加稳定和谐。
在家，薄太后就是我的父母；做了皇帝，百姓和人民就是我的父母。为了让父母有饭吃，有衣穿，我听贾谊等人的重农之策，亲自种田以作表率。除此之外，我甚至把许多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通通废除。甚至是，还把加于百姓身上的刑罚，撤的撤，改的改，还百姓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应该说，对于这一点，我做得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我自代地来长安当皇帝以来，新衣服都舍不得穿，新房子都舍不得盖，就连小老婆吵着要块好布做衣裳，我同样舍不得让她们拖着裙布在地上。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节约从俭的习惯，这不仅因为我有一个好家教，更重要的是，要为天下苍生着想啊。
因为如此，我才不想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讲到匈奴，我真的有一肚子的怨气和冤气。怨的是，天生匈奴，就是促进汉人进化的天敌，让我们这个国家屡屡被骚扰，攻击，掠夺，简直就像是长夜里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也正是如此，后世有许多愤青甚至骂我软弱，不敢对匈奴做深入追击。他们之所以能骂出口，是因为他们统计过，在我的任期内国家经过长时期的休养，老百姓有饭吃了，有衣穿了，心里也有新想法了。
这个新想法，当然是指可以向匈奴讨回尊严了！
面对着这些零零碎碎的指责，我就在想，在生命的长河中，生存权和尊严权同等重要。如果偏要在这两者之中选出一个更重要的，那你们会选哪一个呢？是人民生存权，还是国家尊严权？
是的，我们是受到了匈奴三番五次的掠夺和骚扰。但是，自我老爹刘邦，甚至吕太后以来，我们汉朝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的国家发展方略：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下，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把战争扩大化，不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
本来就是嘛，匈奴爱抢，我们就花点钱消灾，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韬光养晦一百年。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我们汉朝也是这么干的。我们暂时和亲，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幼鸟成雕，幼虎成王，我们就可以挺着胸膛这样说：
匈奴，你等着！
我相信，汉朝人终会等到这一天的！
因为，我们祖辈几代人忍辱负重，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五、刘启登基
刘恒崩，汉朝又得忙活了。
第一件要忙的当然就是太子登基变皇帝。公元前157年，六月九日，太子刘启举行仪式继皇帝位，立薄妃为皇后。薄妃是薄太后之家女，可惜的是，薄太后给自家孙子推荐的是一只不会下蛋的小母鸡，无子可立，所以太子之位就暂且空缺。
汉朝第二件要忙的活儿就是，组织专家小组评估刘恒生前政绩，并且给他戴两个重要的帽子：谥号和庙号。
所谓谥号，指的是皇帝驾崩后，专家小组集体讨论给皇帝起的外号。听说，这套方案是周王朝发明的，而且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
比如，尊贤贵义称“恭”；刚强直理称“武”；温柔贤善称“懿”；渊源流通称“康”；由义而济称“景”；柔质慈民称“惠”；除残去虐称“汤”；悯民惠礼称“文”。
这些帽子当中，各人因治民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比如，刘盈史称惠帝；刘恒，史称文帝；刘启，史称景帝；刘彻，史称武帝。
除了谥号外，庙号更不可少。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就说，人活一世，谁不想死后能进供庙吃冷猪肉。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皇帝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死后不能都挤进一个庙里，必须各立新庙。然而，新庙犹如盖房子，不是想盖多高就盖多高，多论功而盖。于是，就论功盖庙，就有了庙号。
庙号主要有两种：祖和宗。一般情况下，打江山的才能叫祖；享江山的都是宗。所以，打江山的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可是，后世坐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了得，又得分不同档次。
例如，太宗发扬光大产业；世宗、高宗等是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则功业不足；德宗、宁宗则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明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关于刘恒，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赦天下。
这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刘启还替天下小民多做了一件好事——改刑罚。
刘恒和刘启这对父子开创的文景之治，到底给百姓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我想，无非有以下两种：吃饱穿暖，少受罪。
道理是很显然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永远没有停止过替百姓呼喊的声音：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前者往往受战乱之苦，后者往往受皇帝大兴土木工程之苦。但是，刘恒的确是个例外。他没有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连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没有变。
兴，让百姓乐。我想，这才是文景之治的魅力所在。
关于国家刑罚，刘恒生前把许多重罚改为轻罚。然而，刘启却认为，文帝废肉刑，貌似轻刑，实则杀人。刘启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有原因的。刘恒规定，凡是刑砍左脚趾的，改鞭打五百；应割鼻子的，改鞭打三百。刘恒以为，劳改犯就此只吃点皮肉之苦，少了些短脚少鼻之苦。这样，无论于谁，都是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