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之后，她又出版了《痛苦》《第二场音乐》《契诃夫的海鸥》《乌发碧眼》《诺曼底海滨的妓女》《物质生活》《艾米莉·L》《夏雨》……其中《物质生活》是散文书信的集结，摘取了一些流动的思想；《痛苦》写的是罗贝尔·昂泰尔姆的流放经历，同时也是她对那段黑色战争史的回忆；《乌发碧眼》则是献给扬的，一个男同性恋与女作家的故事，他们在一起生活，彼此孤独，又彼此依赖，始终无法分离……和扬在一起的时候，她喜欢让他开车出去，陪她兜风，看一些被时间遗忘的风景，一些荒废的建筑物，汹涌的大海。看那些永恒的灯火，在夜的腹地闪烁，仿佛是想找寻什么，又想留住什么一样。
有一次，他们锁在黑色的小汽车里，沿着河边一直开。突然，她像一个孩子似的趴在窗户上，拍打着扬：“您看，这就是湄公河。这条河真是不可思议。世界上还有比它更漂亮的河吗？看，水面上的那些灯光，怎样才能描写出来呢？”扬没有回答她，只是一直沉默地开车，像是要开到某种记忆里去，任凭泪水流淌。
他们有时也去书店。书店里堆满了署名杜拉斯的书，每一天，都有许多人从中带走她的某部作品。每一天，都有许多人等待着她的新书上市，像一群虔诚的教徒。
她成功了，却更加孤独了。她感觉自己正在向一种无尽的黑暗走近，身边没有任何人，她就要疯狂了。
就像她赚了很多钱，物质丰富，却依然无法获得安全感。
《情人》出版之后，她已经很富有了——当然对她来说，那并不是钱的问题。但是她需要钱带来的满足，那个庞大的数字，在耳朵里，在视线里，激荡起来的力道。
她不时地给银行打电话。“我还有多少钱？”当她听到那个令人振奋的数字时，会叫着扬的名字：“扬，扬，您听听，这个数字……”当钱超过10万法郎时，她还会高兴得像个小女孩。只是那种高兴终是维持不了多久，一个小时，或一个上午，她又会觉得自己很穷很穷，一无所有，被全世界的人看不起——然后又要打电话确认存款数额，高兴、失落、怀疑、感伤……如此往复不已。
而在她怀疑的时候，便是扬遭殃的时候。她怀疑一切，像一个巨大的专制的灾难，袭击视线以内的任何人——就像是她的一生都被童年的苦难禁锢，在枷锁中，永恒的牢狱中，不得解脱，她的痛苦和暴力，发泄在文字里，还不够，还要发泄在所爱之人的身上。
她会对他说：“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不知道您跟我在这里干什么。也许是为了钱。我先告诉您，您什么都得不到的。我什么都不会给您。我了解那些骗子。别想骗我。”
他也会生气，夺门而出，会去做荒唐的事，去酒吧找侍应生，将她丢在家里，一直等到翌日凌晨才回来。
就是在那样的孤独中，她又喝起酒来，然后写作，疯狂地写作。在那种疯狂而致命的孤独里，酒精是圣物，拯救她，酒精也是毒物，伤害她。
有时候，她与扬一起喝，起初是一点点，像试探一样，然后逐渐增加，后来就越喝越多，越来越无所顾忌。
他们都发胖了，面部松弛，身上也长出了颓唐的气息，仿佛能看到时间凭空剥落的样子——一种被锈蚀的病态。
1988年，病患之年。是年夏天，玛格丽特再次住进医院，去进行解毒治疗。治疗很顺利，不久后，她就出院了。她以为自己逃过了死神的惩罚，生命的强大，让她相信自己已经重获了自由，又可以与时间与病痛抗衡了。然而就在同年秋天，死神又一次造访了她，来势汹汹。在一次饮酒后，她突然感觉很难受，紧接着，就是呼吸衰竭。到了医院，诊断结果也出来了，原来她患上了肺气肿，还伴有严重的并发症。医生不得不对她进行人工昏迷。经过一番抢救，她的生命是保住了，但一直昏迷着，发不出任何声音。为了救他，医生已经给她做了手术，就是切开一截喉管来帮助她呼吸。
只是她没有想到，那次被迫的昏迷，竟持续了九个月的时间。
您在拉埃内克医院住了九个月。昏睡了九个月，日夜输氧，没有呼吸辅助器您就无法呼吸。我每天都来，看见的是一具躺在那里呼吸的身躯。那是1988年秋天。过了年您还躺在那里，一句话不说，和那台帮助您呼吸的机器连接在一起。后来，我不知道是病毒还是微生物使您的病情变得严重。血压很低，身体变冷。我给您戴上帽子，盖上被子，心里非常惊慌。我相信您完了，我们几乎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听天由命，等待着，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我们决定让您醒来。我们不让您吃安眠药。
您睁开了眼睛。您看见了我。
——《情人杜拉斯》
扬一直在她身边，陪伴她，守护她，等候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九个月后，她居然奇迹般地“复活”了。她说她得到了“生命之后的生命”，语气像一个沙场归来的战士，勇烈而悲壮。是的，她又一次从死神的手中逃脱了。她体验了死亡的过程，并洞悉了死神的秘密。而且，她还要将那个秘密，变成写作的素材，然后公之于众。
她不怕触犯禁忌——愈是不畏惧、不顺从、不妥协，她就会觉得自己愈是强大。
如果说，之前的那些日子于她而言都像是捡来的，那么之后的每一天，都像是偷来的、抢来的，每一天都带着霸道的匪气，带着隐秘的快慰。
在那种快慰中，她又将获得与死亡一般深沉的灵感，获得未知的梦境与海洋。
写作，不停地写作。写作让她孤独，写作又需要孤独。
写作是祈祷、是背叛、是黑暗、是堕入黑暗，是与黑暗争夺时间复活的光芒。
写作是一支不老歌，也是一首安魂曲。写作有多么痛苦，就有多么幸福。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
还有什么可写呢？童年、青春、战争、爱情，她永远都写不完。生命如此短暂，而写作无限。多么幸运，多么悲哀。
1990年5月，她在巴黎得到中国情人去世的消息，悲伤得泣不成声。他说他会爱她，会一直爱她到死。她却从未想过他会死。她曾为他写下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文字，而他一直不知道。
他不知道《情人》畅销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也不知道《情人》被拍成了电影，地点就在越南。是时的他，已经躺在了坟墓里，守着湄公河的河水，任凭自己的故事，在世间流传不息。
《情人》在越南拍摄，导演是让·雅克·阿诺。但玛格丽特似乎对别人拍摄她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满意过。无奈版权已经卖掉，她又体力不支，如若不然，她一定要亲自拍摄《情人》，去越南，去湄公河，去重塑那份凄美的记忆。
1991年1月，《情人》的巨幅宣传海报贴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22日，电影《情人》在法国首映，影片大获成功。只有玛格丽特，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败。因为她的作品被别人拍出来，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银幕上，并没有她要的毁灭、侵蚀、生活的诅咒、湄公河苦难的淤泥，也没有她要的15岁半的白人小姑娘的欲望……相反，拍摄资金都花在了巨型邮轮与假设的恢弘布景上。“垃圾，好莱坞的垃圾，蹩脚的电影人。”她喋喋不休地咒骂着，孤独地坐在影院里，悲愤不已。
悲愤是力量。她暂时不能重拍《情人》，但是，她可以重写《情人》。就在影片上映的同年，她又写了一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仿佛是一种报复。她写得很快，写得无所顾忌，也只有文字，可以让她那几十年的苍茫情感，寻到一个永恒的归处。
她说：“在坟墓里，我永远15岁。”
而彼时的她，已经77岁了，老得像一件古器物了。她回到了圣伯努瓦路，那个见证她一生的房间。扬依然陪在她的身边，与她一起孤独，探索一生中黑暗的悲伤，与时间争战，在文本的密林深处。
有一张照片，是在水池边拍的，她在后面抱住扬的腰，皱纹密布的脸贴在他的后背上，双唇紧闭，满目离愁。“快，给我一点儿力量，亲亲我的脸。”他的左手夹着一支尚未燃尽的香烟，右手紧紧握住她的手，表情凝重而哀伤。
“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有人这样大老远来看我，是件了不得的事。我从未谈过，的确，从未谈过我生命中这一时刻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我一生中最深沉也是最幸福的孤独。我对它的感受不是孤独，而是一生中至此尚未品尝过的决定性自由的机会。”
1992年，《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一书出版，那是她对他十几年陪伴的交代。从相遇的那一天起，他们之间的点滴，她都记得。也是她写给他的最长的一封信。她是把十几年不愿公布的爱意和歉意，都装在里面了——“我们之间的激情会延续下去，我这一生剩下来的所有时光，还有您漫长的一生。没有办法……您会用尽一生来爱我。因为我几年后就会死的，比您死得要早得多，我们之间的巨大年龄差异可以让您安下心来，可以暂缓您遇到一个女人的恐慌。”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她其实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了。身体越来越衰弱，精神越来越疲惫。她想做的事很多，但一切都力不从心。时间对生命的剥夺，无法阻止。她知道，死神又在向她招手了。彼时，除了扬和乌塔，还有两个护工，她已经不见任何人。外界的那些谈论与猜测，也都已与她无关。
放眼一生，她经历了那么多的情人，他们有些离她而去，有些被她抛弃，而到了最后，却只有他能够坚守在她身边。
他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情人，而她，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爱人。悬殊的年龄，让他们失去了白头偕老的机会，但是他对她的爱，足足用尽了一生。也是他，给她带来信仰般的爱情，带来毁灭的激情，带来独一无二的懂得，带来黑暗与痛苦，带来最深沉的幸福的孤独……然后，送她离去。
在坟墓里，我永远15岁
“扬，我曾经那样爱过你。可如今，我必须走开了。”
在巴黎圣伯努瓦路的公寓里，夜色的轻幔渐渐遮蔽了天光，窗外的世界显得轻飘飘的。有一个孩子在街道上独自行走，口里念着《传道书》里所罗门王的话：“虚空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风的追踪……”
天色又暗了一层，他们的房间里还是没有点灯，电视开着，声音极小。她坐在红色的大扶手椅里，微闭着眼，聆听着窗外的动静。他则躺在布满坐垫的沙发上，看着她。他怕她随时会睡着，随时会摔倒，他看着她的一举一动，每一个表情。
——这是1996年初的情形。他们在一起，而她就快要死了。她知道，他也知道。他们不挣扎了，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时间流逝，死神召唤，真正的黑暗来临。
夜幕降下来了，唱机在幽幽地转动着，“来吧，爱人，我请您跳一支阿根廷探戈……”她笑了，在他的邀请下起身，可是，她很快就累了，累极了，精疲力竭，已经不能陪他跳完那一支曲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