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被带到一个叫功德林的监狱，这是后来在1963年至1964年间，我与肖芸住在秦城监狱家属区才知道的。那个监狱有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我永远记得当晚的情形，我被他们带着，走进一间单人牢房，那个房间，十五平方米左右，一张单人沙发床，有书桌与椅子，地上铺着地毯，墙角还有抽水马桶与洗脸池，房间的暖气很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地要我看墙上贴着的《注意事项》。他们说，身上有什么小刀、钥匙之类的金属器具，交给我们保管；有什么要求与需要，随时向我们提；说完，关上厚重的铁门，走了。我站在房间里，恍惚是在梦中，一个小时前，人前人后，别人称我为唐副市长，可谁曾想，这时我已成囚犯。革命了一辈子，这时成了反革命。
那些天，我每天都被带去谈话，出入都戒严了，真的就是草木皆兵。在会议室的沙发上，我失语了，陷进沉默里，该要说的我在交代的材料里都说了，我不想再重复。面对我的是公安部的一个常务副部长，从前是认识的，属轻轻点头的那种，但各自的来历都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客气，一直抽着烟，顺应着我的心情，我们都不开口，默然枯坐，凄然对视。我抽习惯的555香烟没有了，只能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着茶，这个时候茶在嘴里是无滋无味的，但却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沉闷僵持了好多天。在监区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用的却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有个小伙子，从我隔离起，二十四小时跟着我，我知道这是对我进行贴身监护。再后来，我说了。漫漫长长的人生路，一点一滴，只要是我能记起的，没想到这些记忆突然像洪水涌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某种环境里，说不说都不由我了，极强的倾诉欲望在周身膨胀。按说我是做特工出身的，我懂得要怎样克制自己。可我觉得是待在自己的监狱，在我的意识里放弃了抗争，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对党我一片忠心。既然记忆的闸门已开启，那我就从头讲起，一件事一件事地讲，点点滴滴的细节我也不回避，只要有人要听，我就讲。我相信清白自然会是清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