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话挂掉，我陷进沙发里怔怔地发了一会儿呆。谈话就谈话吧，我又没有做什么，有什么好谈的呢？谈些什么呢？我觉得脑袋有点木木的，像患了重感冒一般，思维像爬行在棉絮里的乌龟，很是迟钝。
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先后身陷囹圄，突然地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也必须要做些什么，但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不是一个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人，手中没有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权力，身边也没有飞天遁地神通广大的人脉，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年近而立一事无成的小法官而已。和其他80后一样，我只是个小齿轮，或者一颗小钢钉，唯一不同的是，我服务的这台机器是负责判断其他齿轮的质量并决定它们的命运的，合格的通过，不合格的改造，或者销毁。当有朝一日，这台机器将我自己放到作业线上的时候，我除了接受之外，无能为力。这是本分，也是命运。
我掰着指头数了一数，已经连续四天没去上班了。中间除了茆磊打过一次电话询问之外，没人找我。要放在以前，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现在我是下派锻炼的，涂舟区法院不会管我太严，也不会给我安排过多的工作，在这里，我就是个摆设，这让我感觉被边缘化的同时，也感觉到久违的轻松。没有案子的羁绊，没有审限的压力，没有领导的催促，这是多么梦幻的生活。尤其想到这个时候同事们都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这生活就显得更加梦幻了。
沙发很柔软。我闭上眼睛，全身放松，好像听见身体里一根根紧绷的弦在慢慢舒展，松弛，舒服得咯吱有声，像用细顺的毛刷轻轻地拂过一把松木小提琴。从进法院的头一天起，日子似乎一直是在焦头烂额的忙碌中匆匆流逝而过的。总有办不完的案子，开不完的庭，写不完的判决，息不完的诉，没完没了的讨论和无休无止的汇报，总是维而不稳地应付案结事不了的信访……我忙到没时间去思考自己究竟在忙些什么。大学时的班长曾矫情地感叹时光如白驹过隙，他说时间太细而指缝太宽，我们的青春像一把抓不住的细沙，从紧握的指缝里悄悄流逝，抓得越紧，便流得越快。我觉得他很浪漫，但不切实际，因为我的青春在与理想或正义都无关的状态下就被轻易挥霍掉了，不似一捧细沙，更像是一抔黄土，或者一车毫无用处的废弃物，在一瞬间就被倾倒在庸碌的垃圾场上，臭气熏天，除了扬起的漫天尘土，没有留给我任何的纪念。
我的青春，我的事业，我夜以继日耗费的时光，熬掉的落得满地的头发，眉间的皱纹，佝偻的背脊……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吗？是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奋斗已经背离了我最初的那个方向？又是什么时候，胸中的那团火焰已经被熄灭了光芒？
小潘发来短信说：“你没事吧？刚才你挂得太快，没来得及告诉你，最高院已经核准邢勇死刑了，今天收到的裁定。”
我想起尼采的话：“上帝已死，众神在堕落。”他很无奈，因为他身不由己。他是个疯子，因为他不肯妥协。
我很无奈。因为我身不由己。我改变不了我想改变的，不知不觉中连自己也已经被改变了。
我迟早也会发疯的，我想。
家里没人。小双应该是去健身会所上课了。我掏出手机想找个人聊天，把电话簿翻了一遍发现我的朋友简直少之又少，扣除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我居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让我有说话欲望的人。
我又发了会儿呆，想了想张计和朱舜尧，心烦意乱。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从书架上摸出本书，翻了几页又放下。走上阳台，窗外阳光明媚，对面的商场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只巨大的米奇。我琢磨了一下，还有几天就是儿童节了。
我从茶几上抓起钥匙，出门跨上摩托，沿着街道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我浏览路过的每个行人，这是我在无聊空虚的时候常做的事。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在有阳光的午后，登上一辆线路漫长的公交车，坐在最后一排右手靠窗的座位上，从起点到终点，就这样没有目的地地一直坐下去。我喜欢从高高的窗户里面看出去，观察过往的各式各样的行人，看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穿着，他们茫然四顾的眼神和举手投足间的散漫或狼狈，然后不负责任地猜测他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他们的性格和职业，他们是穷困潦倒抑或富甲一方，是孑然一身抑或朋伴妻随。我喜欢这种感觉，像是俯瞰各色人等五彩斑斓的人生。不知道我选择做一个法官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总之现在的我可以更真切地了解许多人的人生，甚至决定它们。但我并不享受。我发现任何一件事情在充分地了解之后都远比我们原先想象得要丑陋。也就是说，生活永远比意淫要不堪得多。
我沿着护城河干道一路前行，途中看见两个遛狗的女人在吵架，金毛把雪纳瑞按在了地上。一个板寸头男人把车停在路边，对着绿化带的冬青树撒尿。两个90后男孩驾驶着公路赛狂飙而过，车载音响大声播放着超级口水歌：“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一个穿睡衣出门的大嫂被惊着了，站定在路边对着公路赛的尾气破口大骂。一个拿腔拿调的交警在抄一辆超速的比亚迪的牌照，司机在一边赔着笑脸递烟。一支街道老年业余合唱团正在练一首《走进新时代》，为首的老太颇有文艺风骨，声情并茂地朗诵：“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里……”一个浓妆艳抹穿紫色大网眼丝袜的姑娘叉着腰站在没有招牌的饭店门口，举止可疑地招徕生意。一辆公交车靠站，一群人争先恐后窝蜂而上，两条汉子满头大汗地卡在了门口。我在一个红灯前将车停下，看着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字不停倒数。一个老头蹬着车从身边一溜烟蹿过马路，其他人立刻开始蠢蠢欲动。红灯还有十秒的时候，等待的人都纷纷跨上车重新出发，我扶着车没动，身后一个妇女催促道：“快走啊！”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是个皮肤黝黑的胖女人，烫了一头卷发，骑一辆小型电动车。她的衣服看上去很是有档次，我恶毒地估计她是个暴发户的老婆，典型的那种指甲缝里的泥还没洗干净就带着八只金戒指攥着杯把喝咖啡的那种。她见我对她的催促无动于衷，大为光火，绕过我的摩托车时冲我骂了一句：“呆逼！”
我抬头看了一眼，红灯还有五秒呢，这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而且因为不闯红灯被人定义成呆逼了。我很委屈啊。
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们的法院没有尊严，我们的判决没有公定力，得不到尊重。当然很大程度上，问题出在更深更基础的层面上，例如社会制度、贫富差距、司法腐败等，但我一直认为，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许不那么本质，但更明显，更有劣根性，也更一脉相承。那就是，我们的国人是从来不屑于讲规则的。
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混乱、拥挤、违规和冲突比比皆是。我们的国人不讲规则，不尊重规则，自然也不会尊重应当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行为规则，法律。我们没有信仰，没有畏惧，自然也不会信仰和畏惧法律。所以我们不服判，无论有理与否。哪怕心里明知道自己毫无道理可言，也要一审、二审，申诉、再申诉，上访、再上访……周而复始地折腾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反正申诉是不用花钱的，闹得凶的还能赚钱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难怪我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民国家。无论经济如何发展，对外如何开放，在世界的眼里，我们永远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农民形象，这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就可见一斑。这个农民形象和出身地域无关，和是否有钱无关，和学历高低无关，只和素质有关。我们似乎一直停留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描绘的那种生存形态，城市化和社会化都只是生态上的，浮于表面，像一群永远学不会站直坐正的小孩。这让我感觉灰心丧气。当然我必须再一次强调的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像对待顽劣的孩子，我们首先责怪的通常是他的家长和老师。
记得去年有德国的法官来访问讲课，有同事举手问：“你们德国法院怎么处理信访问题？”结果引起了讲台上的一阵慌乱，因为翻译根本不知道怎么翻译“信访”这个词。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崭新和陌生的概念。
同事更换角度，深入浅出地问：“如果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怎么办？”
女法官微笑着回答：“他可以上诉，德国法规定三审终审制度。最高可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同事问：“如果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当事人仍然不服怎么办？”
女法官说：“判决如果有错，我们的法律规定有审判监督程序，可以进行重新审理的。”
同事很执着，问：“如果判决没错，但当事人就是不服呢？”
女法官瞪大眼睛，说：“不会的，判决没错，当事人怎么会不服呢？”
我们都开始笑。那同事不依不饶，坚持问道：“如果，如果当事人就是不服，怎么办？”
翻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但还是耐着性子将问题翻译给德国女法官听。女法官听完呵呵笑道：“你怎么有这么多不可能的如果，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已经有了判决我们不会再受理的，一事不再理是原则。我们有公民申诉制度，当事人可以去相关机构申诉，不会再来纠缠法院的。”
那同事看来是坚持要得到最终的答案，他继续问道：“如果当事人就是不服，整天在法院门口静坐，闹事，或者扬言要报复，你们怎么办？”
德国女法官惊讶地张大嘴巴，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当事人呢？他们不敢的，这样是要坐牢的。”
同事问：“如果你们把他们抓去坐牢，不怕他们指责你们吗？法院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啊！”
女法官听了翻译后立刻正色道：“除了法律之外，法院不应该服务于任何人或事物。”
文化的差异，确实能说明很多的问题。我一边骑车一边想，至少在很多国家，等红灯不会成为被人谩骂的理由。
我拐了个弯，周围景物异常眼熟，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平时上班的路线上。走过这个十字路口再穿过红绿灯，就是涂城中院。路边有一家台湾商人开的小型超市，门口正聚集了大批抗议者，手里举着“富士康N连跳”的牌子，喊着抵制血汗工厂的口号，每个人脸上都绽开了兴奋的笑容。国人真的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他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只要有热闹可凑，有好戏可看，就可以觉得幸福。无论是轰轰烈烈万众一心地抵制家乐福时的热闹，还是随后家乐福打折时争先恐后互相踩踏时的热闹，大家都是那么毫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
一个额头上绑了头巾的汉子抄起一块砖头，喊了声“大伙儿上！”我没有多看，径直骑过，背后响起了一阵玻璃碎裂声。有个青年似乎是被自己感动了，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嗓子，发自肺腑地：“这就是我们的凝聚力啊！”
民族凝聚力？这也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