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主任王巍认为，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也同时证明了中华文明形成的模式是多元一体的但各个地区文明发展不平衡，有的中途夭折了。
对城的发现是对一种文化的修正。
中国考古人员曾在湖北发现了一个120万平方米的城遗址，而随后2000年发现的山西南部襄汾市的陶寺遗址，距今4500年，遗址面积达25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遗址群。而这个时期正是传说中的尧时期，山西南部也是尧活动的地点。
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南门，发现有门卫房；在古城中间，发现有大型建筑的遗址，还有陶制的排水管。这个古城距今4500～5000年。城的出现，一是表明战争的激化，二是表明集团的凝聚力在增强，从而促使了首长权力的集中、王权的形成。
传统的看法是把夏王朝的建立看做中华文明的开始，这就是4000年历史。但是人们意识到4000～5000年这1000年间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是不是可以成为早期国家的开始，这1000年是在文明社会的门外还是已经迈进门里?
“这些考古发现大都集中在4000～5000年前，说明了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即从原始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变。”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说：“这个时期正是传说中的五帝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主任王巍认为，近年来重要的考
古发现也同时证明了中华文明形成的模式是多元一体的。但各个地区文明发展不平衡，有的中途夭折了。
多元是指各个地区文化都有自己的轨迹，而一体是在很早就表现出共同的信仰，比如对龙的崇拜。
“这个模式也可以描述成为多瓣一心，中原文化就是那心。”王巍说，“在4500年前左右，中原文化的地位确立后，对周边起到了会聚与辐射的功能。”
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文化是本土产生的，而起源是多元化的，形成了多个文化区域，而这些区域的每一个系统都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