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盐政时，有孝廉某谒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诗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上句谓其谄和坤得进，下句谓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诗上闻，曾遂得罪永废（《清诗纪事》第十四册）此事后来被龚自珍写入他那着名的《咏史》一诗，其中除郁达夫先生所激赏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以外，尚有“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贫狎客操全算，团扇才子踞上游”云云，俨然一副扬州政治、商业、文化的众生相。确实如此，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人生中的真实嘴脸，应该找不到比扬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台。
郑板桥上诗一事发生在卢刚到扬州上任后不久。在这满纸谀词的四首律诗中，郑为了求得卢的力荐，竟然将他比作是王昌龄、李白和杜甫，同时又毫不客气地吹捧了一通卢的父亲以及家世的清德，然后才婉转地提到自己“惟余引对又空还”的不幸现状。最后又突然笔走边锋，以退为进，自称“吹嘘更不劳前辈，从此江南一顽梗”，其精义完全符合司空图论诗所要求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巴结其他权贵人物时，郑使用的大致也是这种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愿以偿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寻常诗才还不足以引起这些南方政界权要的重视，二是卢当时适逢朝廷突然检查财务，惊恐不安，以至无暇他顾。
作为郑一生的信念和座右铭，如果“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可以移植到政治层面，那么这座青山就是他的恩人慎亲王允禧。
在经过将近两年的漫长等待与失望后，郑只好又跑到北京去另找门路。神通广大的李复堂为他引见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其间，也不知郑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讨得了这位小他近二十岁的王爷的欢心，仅半年不到，一顶山东范县知县的乌纱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见这个堂堂七品正职对多年来一直担任乡村教师兼流浪画家，尝尽穷愁滋味的郑的重要意义。
在当年由郑亲自手写刀刻，承揽全部出版活计，并为之撰写跋文的慎郡王的两册诗集《随猎诗草》与《花间堂诗草》中，显然出于感恩戴德的理由，郑一口气拉来五位唐代大师加一位宋代名将一一杜甫、韩愈、王维、杜牧与韦应物，还有岳飞——来形容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诗歌爱好者的艺术成就。（“英伟俊拔之气，似杜牧之。春融澹泊之致，似韦。清远之态，似王摩诘。沉，似杜少陵、韩退之。”“紫琼道人深得读书三昧，便有一种不可羁勒之处。试读其诗，如岳鹏举将兵，随方布阵，缘地结营，不必武侯八阵图矣。”郑燮《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原文有脱字。）就算我们不去过多指责这种所谓评论骨子里的谄媚与不负责任，甚至相信他当初写作态度的真诚一一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报答自己的恩人。但我们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后他对别人巴结豪门、挟权贵自重的鄙夷和愤怒呢？
我有一个痛苦的发现那就是，当我们对擅长搞政治的那位郑板桥的了解越深，我们和传统印象中的那位搞艺术的郑板桥的距离也就越远。任何推崇他的人都乐于举出他的清正与骨气作为立论依据，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他像画在纸上的那些自我标榜清高的梅兰竹之类一样，根本经不住现实风雨的淫浸与吹打。郑板桥对今天的文学史家的意义显然在于他用文字为自己塑造的那个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个比方，他善于让我们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满身污泥的藕节一一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两个板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郑板桥一生被迫充当的只是它们之间的调解者与仲裁者的角色。
山东是郑板桥继扬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当他以一个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县正堂的太师椅，手里有了一点闲钱后，迫不及待的一件事就是出版自己的诗集。在此之前他巳娶了个名唤饶氏的小家碧玉当小老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讨小”曾作为那个时代满身酸气的知识分子人生得意后的主要功课，遗憾的是一向以愤世嫉俗着称的郑，非但未能跳出这一传统窠臼，反而变本加厉、以一身而两兼之（语见瞿兑之《养和室随笔》)。但我可以保证他的娶妾仅仅出于宗嗣方面的考虑，并无多少风月与色情的因素在内。他严重的同性恋倾向使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与回避。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后饶氏侥幸得子，马上就被无情地遣送回郑的兴化老家居住（其子于五年后死去），而他去世的原配徐氏生前就在那里、携带两个女儿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论者总喜欢噪噪不休地根据郑的自吹肯定他的亲民思想，但他对待自己家人这样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足够的怀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几年后他的二女儿出嫁，尽管那时郑巳囊中颇丰，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风雅与清贫，他仅送了她一幅墨兰作为嫁妆。而根据《板桥润格》，当时他尺寸最大的画作市场价格也不过只值白银六两。
那么对于郑诗中口口声声自我标榜的关心民瘼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在当时既被他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又作为打击别人的有效武器。政治考量在我看来是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个相当有效的角度。作为一生都以矫揉造作为能事、仿佛演员不停变换角色的人，郑初任县令时给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闲适与太平。“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与《止足》中的名句。
尽管这仍然拾人牙慧一一《清稗类钞》引前人笔记中就有“政平人和，讼庭花落，厥为雅吏”这样的说法（典出清初袁箨庵事，见顾公燮《丹午笔记》但问题是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师李复堂在距这里不远处的滕县由于风雅过度，最终惹出了大祸，甚至还以渎职罪吃了几年官司。完全出于矫枉过正的目的，郑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重新选择的角色是勤政爱民。当时适逢黄河发大水，刚调任潍县不久的郑急于建立功绩，不经请示就启动国家粮食储备赈济邻县灾民。好在他当时的上司同样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这事也就糊里糊涂过去了。
几年后黄河继续发大水，郑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强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令其平粜。”（法坤宏《国朝耆献类怔》)。平日坐堂听讼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钱的那一方怎样含冤受屈，也一定会非输掉官司不可。后来甚至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监生以事上谒，辄庭见，拍案大骂，驮钱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头黔面驱之出”这样可怕的程度。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据称有贤政之名的县令，而是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极左的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的农民出身的发自本能的对中产阶级的憎恶，至此终于发展到了顶点。因此，由于士绅阶层的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满所直接导致他的被免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连上引《国朝耆献类怔》一书作者法坤宏为他所作的小传中，也说他“臧否人物，无所顾忌……而嵌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
不能否认郑板桥的偏激政令所带给当地老百姓的实惠与好处，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传记里津津乐道的“潍人戴德，为立祠”这样的美誉（《咸丰兴化县志》卷八问题是他作为一个代表政府形象的地方长官行事如此造作，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他个人的人生中也是失畋的。至于说他离任时因将宦俸都捐给了地方，以至皮夹子掏不出一分钱，行李箱里也只有几本书而巳，对这种矫情的说法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任期间他除了刻稿讨小，支付长年累月的狎嫖费用外，还在家乡兴化置田买宅，后因新屋式样不理想，又在城东鹦鹉桥一带买地另造，光地价就花了五十两白银。
清代七品官职每年几十两银子的俸入，郑板桥这样的开销也巳经不算太小。然而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他在致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又在大骂他同时代的文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好在我们现在对两个板桥的不同嘴脸多少巳有了一点认识，因此面对这样的尴尬事实，过于吃惊或过于感慨都巳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在接受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以前了解这一点，并认识到人生的复杂与多义一一不管他是一位公认的历史名人或身边的某个现实人物。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说他的全集了，因为这也可看作是他山东十年为宦收获的一部分。我对这本书的整体印象仿佛一个光怪陆离的跳蚤市场、或者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城的某些杂七杂八的时装模特展览。世俗者的自命清高可能是它的一个主要基调，而愤世与随俗，穷酸和摆阔，炫耀风月以及关心民生既矛盾又刺眼地混杂在一起，仿佛黄金与瓦砾被置放在同一货柜上出售。当然这中间还要加上一点半通不通的学问和几分机心或匠心。在作品中不停地批评他的同行，同时自己又不停地继续这么干，显然是这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一大特色。他是那样热衷于说话、以至他的抒情主体在形成对批评对象的威胁以前，彼此之间往往自己先吵了起来。家书十六通在我看来就像读雷锋日记，或听一个领导在讲台滔滔不绝作报告，不允许有任何驳诘一一因为经不起驳诘，因此惟一的听众也就只能是他的堂弟。道情十首与咏史部分就意境而言也是乏善可陈。前者不过将李祖壶庵道人李沂的诗拿来略作改动，就归入了自己名下，而后者如闻盲师说鼓词一一仅仅对事件作某种故作高深的复述，同样毫无新意可言。如《绍兴》中的“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两句，就算我们不论其立意上对文徵明满江红》的拙劣仿袭，就文字与语感而言，较前作“千载休言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之蕴藉惊警，相去又何止千里！
对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进行明显超出常规界限的模仿，这是我接着要谈到的郑诗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现象。而且因为数量不是一首两首，理应引起我们职业批评家足够的重视。他的题画诗作为他诗艺与思想特色的综合体现，一向为后代的推崇者所嘉许。但只要我们的阅读工作稍微细致一些，就会发现他的题竹诗“且应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农题竹诗“清瘦两竿如削玉，首阳山下立夷齐”的影子，题兰诗“如何烂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也像是金农题兰诗“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的另外一个版本。难怪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里要说他：“……以步青藤，而描画不成，丑怪百出。其论诗曰：宋以后无诗，近之金寿门，非唐人所及也。其狂愚率类此”。由此看来，倒也不是完全事出无因。
同样，我们也发现蒋心余赠他的“板桥作字如写兰，板桥写兰如作字”一诗，才到手就被他现炒现卖，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题画诗“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当点心”一句，更是将南宋诗人的“细嚼梅花当点心”略作改动就拿来用上。诗学天赋的匮乏可能是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另外阅读视野上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郑主张一生只读四书、六经、韩文、杜诗，余无足观〕也局限了他的想像力和知识结构。
生在远非法制社会的清王朝在今天看来还是郑的一大幸事，因为这不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着作权诉讼的麻烦，同时也用不到像某大牌作家那样在公众面前丢乖露丑，面对来自媒体与读者的诘责，机关算尽，不得巳编撰出“梦中得句”这样的现实神话来。
当然据此断言郑不会写诗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艳情之作一一多半是长短句，某些作品的题跋，以及为大众所熟悉的那几首题画名篇，加上我个人喜爱的他的早期作品《扬州》四首，《潍县竹枝词》和《燕京杂诗》，还多少有点意思。但问题是一个江苏省的二流诗人，由于笔下稍涉民间痛痒，以至身价百倍，在今天读者中的知名度甚至盖过了领袖当时诗坛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黄仲则、厉樊榭等同代杰出诗人，除了我们的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巳堕落为政治批评，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所幸这种现象现在正在慢慢扭转过来，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复旦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对郑的评价中我们听到了“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这样久违的声音。
郑板桥卸任山东后并没有如当初与李复堂约定的那样立刻返回扬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巳显得相当苍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现在近千里外杭州西湖的净寺里。这当然又是金钱的力量一一拿了定金为杭州太守吴作哲作画。他甚至还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作为地主兼中介者的乌程知县孙升，说起来还是他的一个昔日对头。但面对银子与免费招待的诱惑，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不妨又“难得糊涂”了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