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清廷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以及笼络和羁縻汉族知识分子，因此在求书、收书的范围与标准上都有很大的局限，几乎与收书量相等的三千多种图书遭到销毁的厄运；所收各书也有不少因触犯忌讳而被抽毁和篡改，加以书出众手，人员流品不齐，不负责任，致使该书的学术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即使如此，我们也应承认《四库全书》终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献进行全面清理和总结后的产物。它是中国丛书编纂事业中的一项主要成就。
民国以来，丛书刊刻门类繁多，数量可观，仅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古籍丛书就有四十三种之多。这些丛书的内容与范围都很广阔，有专科性与综合性的；有宋元以来的珍本秘笈和专家精校原刻的；也有精印罕见和实用普及的。其中以近代出版家、文献学家张元济亲自参与辑印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等四大丛书为著名。
《四部丛刊》是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间完成辑印的一部大丛书。它汇集四部书三百二十三种，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一九二六年重印时，序称《四部丛刊初编》，抽换了二十一种版本，并对一些书增写了校勘记，种数仍旧，而卷数增至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初编》底本网罗海内外善本佳刻，内而宋元明清，外而高丽、日本。一九三四年，又搜罗宋元精刻，印成《续编》，共收书八十一种，一千四百三十八卷。一九三六年续出《三编》共收书七十三种，一千九百一十卷。这些珍本秘笈的刊印为校勘旧籍提供了极大方便。
《续古逸丛书》是继原由清人黎庶昌校刻的《古逸丛书》而辑印的。它一变前书的影刻为影印，而且还照原书版式大小影印，共收书四十七种。
《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于一九三〇年，完成于一九三六年，分装八百二十册。它采用各种版本相互补缀而成，尽力恢复旧本原貌，以纠正殿本二十四史的缺乏，对史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丛书集成初编》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按张元济氏所定计划辑印。它从数百部丛书中择优选取百部以集古今丛书大成。它共收自宋至清的综合性丛书八十种，专业性丛书十二种，地方性丛书八种。张氏更亲撰《丛书百部提要》附于《丛书集成初编目录》，逐书分述各书源流、内容与价值。百部丛书中含子书六千余种，剔重后存四千余种，大多重排断句。抗战前，实际出版三千余种。近年又发现未出版的纸型六百余种，即将完整地与读者见面。
在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三编》后，中华书局又辑印了《四部备要》，收书三百三十六种，以仿宋字排印。它以实用为主而有别于《四部丛刊》的专求罕见。
民国时期所刊行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三大丛书代表了当时编印丛书事业的发展水平，对研究和传递中国文化是一个重要贡献。
丛书数量既如此巨大，而其内容收罗比较宏富，涉及门类又比较广泛，所以必然地具有重要的参考使用价值。首先，一部丛书之中往往汇聚多种图书，这就可以免去学者寻求的烦劳，尤其在当前单刻本流传日稀的时候，设能庋藏若干部丛书，比求取单刻以丰富收藏方便多多。其次，凡典章制度、地方文献、科技、文化、社会风情以至轶闻逸事等等方面资料，常常能从丛书中得到多种同类图书，对了解某一问题和搜求有关资料提供了便利。第三，丛书中所收善本精刻则可供校勘坊本讹谬的需用。当然也必须注意到有些丛书在辑印时往往为追求种数或使所包含的子书间保持平衡而有所删削，反不若单刻的佳好。我们只要善于明辨使用，那是比较容易趋益避弊的。
丛书有重要参考使用价值，但因为它包罗群书，所包含的子书名目很难显露，所以不便检取。清朝嘉庆时人顾修首先发现这一阻碍，于是辑宋元以来二百六十种丛书目，编成《汇刻书目》十册，这是第一部丛书子目。其后陈光照有《续编》二册，朱学勤有《汇刻书目》二十册。李之鼎所编《增订丛书举要》是集前此各编的大成，收书达一千六百零五种。所有这些子目书都按分类排列。另有沈乾一辑的《丛书书目汇编》，收书两千零八十六种，改分类排列为书名字顺。但是，所有上述这些汇刊书目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把子目列于丛书书名之后，只能用它检寻这部丛书收入多少书和收了什么书，而不能检寻某部书或某个人所著某书在哪部丛书中，使用非常不便。后来有人针对这种缺点各就所藏编制了子目索引，如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金步瀛编制的《丛书子目索引》收书四百种，首创丛书子目索引，以丛书中子目为纲，下注著者及所属丛书名。清华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收书一千二百七十五种，浙江图书馆编制的《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收书四百九十六部，都是以丛书所包含的子目书名为纲，而附注所属丛书，从而使检用丛书中的子书感到方便。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吸取了旧时各种汇刻书目的长处并有所发展，成为检用丛书子目最佳工具书。这部综录集合了全国四十一个图书馆馆藏，共收书两千七百九十七处，它共分三册：第一册是丛书书名的《总目分类目录》，并附《全国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可以反映所收丛书的内容及收藏处所；第二册为《子目分类目录》，计子目七万多条，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以子目为单位，按四部分类，部下析为类属，末附《别录》；第三册为《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使读者可从丛书名、子目书名、著作分类和著者姓名等任何方面检索所需图书。前此各种汇刻书目及子目索引基本上已可弃置不用了。
）第三节 类书与丛书的作用
类书与丛书的作用，其利有四：
①便省览：类书分类钞撮，丛书总聚众书，都涉及许多典籍，这样往往通过一两种类书或丛书可以接触到较多的书，了解到这些书的大致梗概和阅览到一部分书，免去聚书的繁杂，正所谓“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极便读者之省览。
②利寻检：书籍浩瀚，寻检一事一书，茫然不知从何着手，寻检费时，徒耗光阴。而类书各有类别或字别，则从类从字，辗转稽求，不难得其本原。如温庭筠诗中有“婚乏阮修钱”，不知阮修是何人，此事出典，出何处？查《太平御览》卷五四一礼仪部婚姻条，载《晋书》卷四九曰：
阮修字宣子，居贫，年四十余，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
又如有人问“断尽苏州刺史肠”一句是何人诗，查《佩文韵府》肠字即知是唐刘禹锡诗。
又如汉魏人著作可从《汉魏丛书》中找到一些。清人史学方面的著述可从《史学丛书》见到比较集中的一些。
③供采摭：有些类书的编撰就是为诗人墨客吟诗作文提供故实词藻的，所以往往可备采摭，如《太平御览》红字条不仅有“陈红”（《汉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红腐而不可食）、“题红”（唐于祐红叶题诗见《太平广记》）、“万金红”（即胭脂，见《清异录》）等典故，还有与红对语的词藻为雪白（软红）、嫩绿（嫣红）、宫柳碧（苑花红）及与红有关的成句如“水盘荔枝红”、“一枝幅水则残红”等等。
④存佚遗：类书和丛书中往往保存了一部分已佚古籍的资料，清人的辑佚工作便是从中辑录，使后人能知古逸书的鳞爪，甚或概貌。其中《太平御览》存古佚书最富。如诸葛亮一些军事著作和条教已佚，但《太平御览》中保存了一部分，使后人能从中考知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思想。又如《太平广记》所引多唐以前逸书，民国十二年（1923年）北大研究所曾从中辑书四百余种。乾隆时纂《四库全书》时，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多种。
类书、丛书的作用大体如此，也有人提出可资考订的作用，但另有些学者则认为“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刘文典：《三馀札记》卷一，民国二十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木活字本）；“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这是因为类书多陈陈相因。如：
宋之《太平御览》，实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诸书，参详条次，修纂而成。其引用书名，特因前代类书之旧，北宋初当有其书，陈振孙言之详矣。若《四民月令》一书，唐人避太宗讳，改民为人，《御览》亦竟仍而不改。书名若此，引文可知。隋、唐、宋诸类书引文并同者亦未可尽恃。讲校勘者，不可不察也。（刘文典：《三馀札记》卷一）
所以对于类书应注意：
首先，类书不是著作，只是钞纂，可作线索，应尽可能追寻原书，如原书已佚，不得已方用为凭借。
其次，不可以类书为据，乱改古书。
对于丛书则应注意有无芟削，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多有删节，不可不慎！
结语
图书虽承担着传递传统文化的重任，但随着历代社会政治动乱所造成的厄运而延缓其发展进程。这就是所谓的“书厄”。世皆以秦皇焚书为书厄之始，实则此前已有其事，《韩非子·和氏》已言：“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这一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孝公三年（前359年），但《史记》的《商君列传》中无此记载，《韩非子集释》一书对此解释说：“所燔之书不多，故史阙而不载耳。”秦始皇在统一后的第六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于是大量图籍被毁，造成中国图书史上的一次大灾难。以致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深致感叹说：“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可见其毁坏的严重程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虽各朝多有求书之举，而战乱兵燹不断，致使图籍散乱毁损，于是隋牛弘乃有“图书五厄”之说：秦皇焚书为一厄；两汉之交，长安兵起，图书焚烬为二厄；董卓移都，西京大乱，图书幡荡为三厄；刘聪、石勒进兵京华，朝章国典，从而失坠为四厄；梁元自焚图书为五厄。至隋又有焚纬之事。谶纬之学，盛于六朝，几与经史并重，甚而为篡夺政权者所利用，刘宋始禁其事。及隋统一，文帝禁之愈切，而炀帝则大举焚纬，于大业元年（605年）“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其所作为，几与秦皇相侔。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一定影响。唐宋以还，书籍数量大增，而兵乱范围益广，图书仍在不断遭受毁损，致使明胡应麟继牛弘之后而有“十厄”之论。他在《经籍会通一》综述其事说：
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荐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少室山房笔丛》卷一）
清初以来，于图书之搜求、庋藏及编修颇为注重。至乾隆时，国家藏书比较丰富，传统文化称一时之盛。于是有纂修《四库全书》之议。《四库全书》的纂修，是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对明《永乐大典》的辑佚和大规模征求民间遗书的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它前后共用了十五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丛书，共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一种，七十九万三千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三百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重大成果。它对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各地藏书家累世珍藏的善本书和失传几百年而文献价值极高的珍本秘籍，都因此而化私为公，变零为整，并且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但是，这项工作是清朝作为思想文化统治手段进行的，因而使该书在收录范围和内容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如借修书为名，查禁并销毁了大量具有民族、民主思想价值较高的书籍。据前人估计，修书期间被销毁的图书在三千种左右，几乎与收书量相等，再加以抽毁与窜改，以及执事人员的玩忽，不能不产生消极作用。所以《四库全书》的纂修对于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应给以“功魁祸首”的评价。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本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它和社会经济正常发展遭到扭曲和阻碍那样，也受到外来的灾患和内部纷乱所干扰。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的抢掠天一阁，英法联军的焚烧圆明园，以及民国时期连年的军阀混战，无不阻碍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常发展与传递。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意毁灭中国文化，以战火、查禁和掠取等卑劣无耻的手段来摧残我国的文化宝藏。据蒋复聪的《最近中国图书事业之发展》一文的估计：“七七战后，东南各省……图书损失在一千万册以上。而且损失的多是战前充实的图书馆。”皮哲燕在《中国图书馆史略》一文中估计，战前大学图书馆藏书约五百九十万册，抗战到一九三九年，损失图书二百八十余万册，以致使原来藏书充实的大学都无法满足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可见损失之惨重，而战败后的归还则寥寥无几。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黑色数字。
近几十年来，虽然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文化事业得到重视，但是，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作为载体的典籍相应地被漠视。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传统文化更遭到肆意歪曲与损害，旧籍丧失散乱。但由于各藏书单位采取种种迂回手段，如借造反组织封馆方式，尽力减少打砸抢的可能，缩小损失破坏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藏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步入正轨，经济获得发展，各项事业逐渐复生，传统文化获得正确适当的对待。随着善本书的再造和老资料的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脉络亟有条理的必要。为了适应读者需求，特以图书的发展历史为例，出以浅近文字，配以图片，撰写成书，希望能对了解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有所裨助。至于立意行文是否恰当，尚待读者评论。
二〇〇六年元旦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