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呼机
● 一种利用无线电进行单向传递信息的移动通信方式。
● 关联词：传呼机 数字机 中文机 寻呼台 有事CALL我
现代人的即时通信是从寻呼机开始的，这种因为收到信号后会发出“哔哔”音响或产生震动，因而被人们称之为“BP机”或“BB机”的无线电接收机，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没有时空距离的年代，“茫茫人海，呼之即出”。不管你何时身处何地，都可能被找到。寻呼机的出现，无疑大大增加了人们生活的方便和工作的效率。在手机尚未出现的1980年代中后期，寻呼机独领风骚多年，人们分别时都不忘告诉对方：有事CALL我。
早在1983年，上海开通了国内第一家寻呼台，寻呼机开始进入中国。但那时的寻呼机还只能是为了科研项目和特殊工程的需要，这些特殊用户使用的还只是模拟信号BP机，用户接收了呼叫信息，需致电寻呼台才能查询到回电号码。次年，在广州开通了数字寻呼台，根据来电话的线路号，自动查出寻呼人的电话号码并同时发送出去，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早期的BP机全是进口产品，品牌包括摩托罗拉、松下等，后来，国内企业浪潮与摩托罗拉合作，开发出汉字寻呼机，让用户不用满大街找电话回，就可以知道呼叫内容。
到1985年传呼台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传呼市场的繁荣，使各传呼台之间的竞争也日益白热化。最基本的竞争手段就是服务费价格战。当时有的传呼台服务费较高，入网费100元，数字机一年180元（每月15元），汉字机一年600元（每月50元），为竞争用户，传呼台入网费从最初的100元降到50元、30元，直到最后免费入网，服务费也降到了数字机一年120元，汉字机每年三四百元甚至更低。有的传呼台为了招徕更多用户，还增加了发送天气预报、股票信息、新闻等内容，一项内容每月2元。激烈的竞争使大众从中得到了实惠，到了最后，所有信息免费发送。
但是，随着更为先进和方便的手机的面世，寻呼机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手机的迅猛发展，导致传呼用户持续下滑，传呼台数量也急剧下降，直到最后彻底消失。国家信息产业部主办的一本名为《寻呼天地》的杂志，也于2001年底停刊。
《超人》
● 一部风靡一时的美国科幻电影。
● 关联词：克里斯托夫?里夫 蝙蝠侠 蜘蛛侠
1985年，耗资5500万美元制作的好莱坞电影《超人》在美国上映七年后引进中国，该片不仅在美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它改编自1930年代的漫画，在影片拍摄前，“超人”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超人”来到中国，同样引起巨大轰动。那时所谓“进口大片”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但从轰动程度来看，《超人》正是第一部进口大片。超人那一身醒目的天蓝与鲜红搭配的斗篷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记者克拉克迅速换装后成为超人，在天上飞来飞去，行侠仗义的故事也十分引人入胜。以后美国此类科幻片中的蝙蝠侠、蜘蛛侠，都与超人一脉相承。
影片《超人》的主要情节：克拉克原来是外星系即“氪”星一个科学家乔?埃尔的儿子，父亲预感到氪星将要毁灭，可是却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乔·埃尔只好把自己襁褓里的儿子用飞船送到地球，以保留氪星生命的火种。地球上的农民老肯特夫妇捡到幼小的克拉克以后，把他一手养大。因为氪星的重力比地球大很多倍，所以克拉克天生具有铁一般的筋骨和无敌的力量，并且还具有飞行能力，在地球的“黄色太阳”能量照射下更是威力倍增。成人之后，克拉克来到“大都会”做了一名记者。身为记者的职业要他揭露社会丑恶，身为超人，他用自己的超感觉注意着“大都会”里的情况，一旦有人身处危难之中，便立即在电话亭里换上超人装闪亮出场。
饰演“超人”的好莱坞著名影星克里斯托夫·里夫在中国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塑造的那个高大却腼腆、助人为乐的超人形象深受中国观众喜爱，他本人也成为许多人心目中“超人”的化身。然而，一场不幸降临在他的头上。1995年5月，里夫在弗吉尼亚州的库尔佩珀骑马时，坐骑在一道障碍前突然止步，毫无防备的里夫一下子被头朝下摔了出去，造成全身瘫痪，再也没能站起来。在与病魔斗争多年后，于52岁那年去世。
中国大裁军
● 中国政府一次大规模减少部队员额的行动。
● 关联词：裁军百万 精兵简政 精简整编 “消肿”与“输血”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军一百万。此言一出，举世皆惊。
1975年至1984年，中国军队有过几次精简整编，但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已经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及至1985年，中国已经拥有400万大军。尽管如此，连队却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还有“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等等。当时，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1∶4.65；联邦德国为1∶10；法国为1∶17，而中国却是1∶2.45。庞大的军队需要巨额的军费开支。但我国军队的大部分军费根本不能最有效地用于军备更新和提高战斗力，大部分都被用于了“人头费”开支。
对此，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肿”不在作战部队，而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所以，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机关，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帅机构、指挥机构人员。减少100万之后，实际上并未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被精简了近一半；空军、海军和二炮等也都作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11个大军区被精简合并成7个；全军减掉军级以上部队31个；撤销师、团级部队4054个；各级县、市人民武装部改为地方建制；部队的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军队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比例达到了1∶3.3，从这一年开始的三年内，有60万部队干部退出现役。
对于中国政府单方面主动裁军100万的举措，国际舆论为之轰动，纷纷给予好评和赞誉!
长 漂
● “长江漂流探险”或者“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的简称。
● 关联词：尧茂书 长江首漂 长江源头 虎跳峡 沱沱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首漂长江热”，这是和一个名叫尧茂书的人分不开的，正是他以自己的行动揭开了长江漂流的第一页。尧茂书，四川乐山人，在西南交大电教室从事摄影工作，其摄影作品当时在乐山已有名气。自小生活在长江边，他对探险充满了热情，瞄准了世界第三大河——全长六千三百余公里的长江作为探险目标，为此他每天坚持长跑，进行各种体能训练，并利用假期到云南、西藏等地考察长江上游的虎跳峡、沱沱河水势。1984年春节，他用一条旧橡皮船试漂虎跳峡成功，此举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因为虎跳峡是人们公认的长江中最难漂流的一段。
1985年初，美国将派“激流探险队”于这年秋天从长江源头漂流而下的消息，促使早在1979年便萌发漂流长江念头的尧茂书决定抢先一步。这年5月27日，他自费取道兰州、西宁，过青海湖，越柴达木盆地，经西藏翻过唐古拉山，6月上旬赶到长江源头。
三十多岁热情而执著的“长漂勇士”尧茂书，此前曾几次去长江源头的沱沱河、险恶的虎跳峡等处勘察水情、搜集资料，并请教过在1981年徒步考察黄河的杨联康，还利用简易装备在金沙江中段前后试漂十多次，这些都给他的长漂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在他成功漂行了1270公里后，不幸还是发生了，7月24日，尧茂书于金沙江段触礁身亡。
尧茂书的探险精神和英勇行为感动了整个中国，他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并掀起了一股漂流长江的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1986年4月21日，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并于6月中旬开始全程漂流。三个月后，他们最终抵达吴淞口，但队员孔敏、王建军、王振、杨前明和记者万明为此献出了生命。
尧茂书牺牲后，先后被授予“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活动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中国青年十杰”、“巴蜀十佳青年精英”、“当代乐山青年四杰”等光荣称号。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共青团乐山市委、乐山市青联学联，于1989年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的肖公嘴广场，建了一座尧茂书勇士雕像并立碑纪念。
5·19事件
● 中国足球球迷的一次球场闹事。
● 关联词：曾雪麟 左树声 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 《倾斜的足球场》
1985年5月19日，曾雪麟执教的国家足球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当时的中国队是亚洲杯亚军，队员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球星。
中国队5月19日在小组赛的最后一战与中国香港队只要打平即可出线，地点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遗憾的是，中国队却以1∶2输了，中国香港队进球者分别是张志德和顾锦辉。比赛结束后，许多观众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领导对话，在场外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酿成了影响巨大的“5·19”事件。路透社记者安东尼·巴克当天晚上从北京发向全世界的电讯稿件这样写道：“1985年5月19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大规模的球迷骚乱，成千上万的球迷因为中国队1∶2意外输给中国香港队而情绪失控……”
在5月19日比赛之前，中国队的队员和教练，包括所有的球迷甚至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主场一定能拿下中国香港队而且还会大赢，必胜的气氛十分浓厚。这种盲目自信的起源应该追溯到1984年1月，组建不到一年的国家队在印度“尼赫鲁金杯”赛上1∶0战胜了阿根廷队，开始被外界和球迷所热捧；1984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杯上，又历史性地获得了亚军，狂热的氛围由此得到了延续；1985年年初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抽签，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中国澳门队、文莱队同分在一个组，更使这种缺乏理智的狂热和自信达到了高潮；“5·19”之前的一个星期，中国队主场6∶0干净利索地拿下了中国澳门队，胜利的喜悦和必胜的信念已经演变成为了“熊熊大火”，在1985年5月19日这天走进体育工人场的中国队，实际上已经是一支急火攻心、心理失衡的球队，一支已经失败了的球队。
躁动的足球与躁动的社会背景是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七年后，中国社会的躁热、国人心态的躁热在足球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5·19”事件以后，曾雪麟辞去了中国队主教练的职务，国家队解散，著名作家刘心武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为此分别写出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倾斜的足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