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林1954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大城市匹兹堡，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父母深信他将来必有一番作为。高中毕业后，斯基林于德克萨斯州就读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并于1975年获得应用科学学士学位。随后，他申请到哈佛商学院就读。当主考官问他是否聪明时，他回答说：“我他妈的太聪明了。”尽管态度有些傲慢，不过他顺利通过了面试，并于1979年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MBA证书。毕业后的斯基林很快就在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化学和能源部门找到了工作，成为麦肯锡咨询公司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雇员，主要任务就是为安然提供咨询服务。通过深入的业务合作，斯基林帮助安然建立了完善的期货交易系统，并最终获得了肯尼斯的赏识。1990年，肯尼斯聘请斯基林到安然担任重要职务，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安然破产后，一位因为听信了鼓动而赔掉20万美元的员工非常气愤地说：“肯尼斯和斯基林简直是一对‘邪恶双煞’！”如果不是因为贪婪，斯基林和肯尼斯的合作肯定堪称典范。肯尼斯有很好的管理能力，而斯基林则是资本运作高手，他们联合起来应该很容易化解各种矛盾和危机，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打算。安然通过政府放松能源管制获得了发展机会，并通过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及电子商务迅速扩大了规模。然而，当美国经济衰退时，能源价格下降、网络经济泡沫破裂、股市下跌，安然的能源业务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及电子商务都受到了很大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安然必须做出抉择，是实话实说，还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继续“维持高增长”。肯尼斯和斯基林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们决定利用资本重组，通过错综复杂的关联交易虚构利润、隐藏债务。这一切虽然经过了精心策划，看上去无懈可击，不过某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所有链条就将彻底崩断。
斯基林来到安然，首先参与组建了复杂的公司体系，使安然的各类子公司和关联公司达到3000多家。这3000多家公司共同组成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企业集团，希望由此以最少的资金控制最多的公司。安然通过建立关联公司大量融资，然后一边融资一边建立新的关联公司。关联公司越多，从事关联交易的空间也就越大。越是下层的关联公司离总公司的距离越远，其负债情况在总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根本反映不出来。
同时，安然建立的一系列子公司，大部分设置在免税区，这样不仅可以达到避税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把不动产置换给子公司，由子公司用资产抵押发债，取得现金再注入安然。如果资产升值，就收回资产，用现金或优先股偿债，实现利润；相反，如果资产减值，损失便隐瞒不报，再建一个子公司，再用资产抵押套现偿还债务。就这样，安然用一种类似“传销”的手段进行着自己的资本运作，创造着虚假的利润。这个时候，安然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家能源公司，而俨然是一个真正的资本市场上的弄潮儿。
1997年，斯基林被提升为安然的首席运营官。他很快就在全公司范围内实施了一套特殊的绩效评估体系：每6个月对同一层级的员工进行横向比较，按绩效将员工分为5个级别，这些级别将决定他们的职位和薪酬。直到2000年，斯基林在谈到这套绩效评估体系时还曾指出：“如果你想有所创新的话，就必须让员工精诚团结。”然而，事与愿违，这套绩效评估体系实际上使得安然形成了个体重于团队的企业文化。一位安然的老员工说：“我们更倾向于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原因很简单，如果我和约翰是竞争对手，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他呢？”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英雄主义泛滥，扼制了团队精神的培养。
在全公司范围内实施这套绩效评估体系后，安然会及时淘汰不合格员工，同时重金奖励那些业绩突出的员工。这就是安然“胜者为王”的生存法则，这一法则给员工打上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烙印，犯错的员工立刻被解雇，结果不仅促使员工尽可能地掩盖错误，也使他们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和创新的可能。安然的很多员工都曾指出，保持安然股价持续上升的压力，会诱使高层管理者在投资和财务程序方面冒更大的风险，其结果就是虚报收入和隐瞒越来越多的债务，最终制造了一场惊天骗局。
盲目确定目标和追求多元化发展是安然犯下的又一个致命错误。20世纪90年代末，安然的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为公司确定新的目标：原来的目标“成为世界一流的能源公司”似乎已经无法跟上公司迅速发展的步伐，于是取而代之的是新目标“成为世界上最酷的公司”。斯基林指出：“这个目标体现了一种改革创新的精神！”实际上，当时的安然已经陷入了不可逆转的恶性膨胀阶段，新业务的扩张、新市场的开拓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新目标确定之后，安然再次迅速扩张，不顾一切地发展新业务、新市场。这样一来，当美国经济呈现颓势时，安然已经成为一个臃肿的企业集团，不仅无法应对日益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变化，而且经营状况越来越糟糕，并最终以破产而告终。
4.忽视社会责任和道德准则导致商业丑闻
2001年，斯基林登上CEO的宝座仅仅6个月后，就以“希望能陪伴家人”为由闪电般辞职了。至于他为何在此时抛售手中的安然股票，他则谎称是考虑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市场的影响。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2002年1月，安然的一位董事约翰·克林福特·巴克斯特被发现死在自己的汽车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明显死于自杀；不久，安然在加利福尼亚市场的一位交易员提摩西·贝尔登承认自己试图操纵加利福尼亚能源市场，而另一位交易员约翰·福奈因在同一市场进行诈骗而被捕……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注意到，自从斯基林当上安然的CEO之后，他的收入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甚至在休斯敦的富人区购买了一套8000平方米的中世纪式豪宅。
2004年2月19日，在几名律师的陪同下，斯基林走进美国联邦调查局设在德克萨斯州的总部。他身穿一套黑色西服，一件白色衬衣，没系领带，虽然仍习惯性地昂着头，但却掩饰不了内心的无奈。此前，媒体报道说，斯基林因在安然破产案中有犯罪行为已经受到起诉，而他此行正是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投案自首。在法庭上，他被指控犯有包括虚报公司盈利以拉高公司股价、欺骗政府证券监管部门和投资者，以及通过内幕交易获取6260万美元收入等35项罪名。检察官詹姆斯·康梅如指出：“斯基林和克劳斯（前安然首席会计师）和其他公司高管，伪造公司的财务报表，制造一种假象，好像安然是一家富有生命力、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公司。然而事实上，就像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包括斯基林、克劳斯和其他公司高管都清楚，安然正日益陷入麻烦，挣扎在生死线上，这彻彻底底是一种欺诈行为。”同时，检方表示，一旦罪名成立，斯基林不仅可能面临长达325年的监禁，还可能被判缴纳8000多万美元的巨额罚款。
与此同时，肯尼斯也于2004年7月8日被正式起诉。不过，肯尼斯一再强调：“直到安然申请破产保护的前一个月，整个公司的经营状况还是健康的”，而当时的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显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手脚；虽然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但并不需要对此承担责任。联邦检察官在交叉问讯时质问肯尼斯：“对于安然的不幸垮台，你说了一大串应受指责者的名字，从头到尾贯穿于整个发言，但这份名单却并不包括你自己，不是吗？”肯尼斯则回答说：“在那段时间里，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难道我做错什么了吗？或许是的，我错了，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当然，同往常一样，肯尼斯再次对安然的轰然崩塌表示惋惜：“看着安然最终走向破产，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
2006年10月23日，美国休斯敦联邦法院对安然破产案作出判决，斯基林因犯有欺诈、做假账、共谋、内幕交易等多项罪行，被判处24年零4个月有期徒刑，这是安然破产案中获刑最重的。尽管斯基林已经受到审判，但安然破产案的受害者并不满意。一些受害者表示，斯基林应该被判处终身监禁，并且希望当天就看到他被送进监狱。一名曾经在安然工作过22年的老员工说：“斯基林是骗子、小偷，他藐视法律，背叛了所有相信他的人，我为当年对安然管理层深信不疑而感到羞耻。”除了获刑之外，作为美国商业史上最大欺诈案的主角之一，斯基林同时还被美国联邦法院罚缴总额高达1.83亿美元的财产。其中部分本应由肯尼斯承担，但因为他已于2006年7月死于心脏病突发，这笔罚款就全部落到斯基林一个人身上。历时5年多的安然破产案至此终于盖棺定论。
哈佛商学院对安然的关注首先在于它的确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从20世纪80年代公司建立到20世纪90年代走向辉煌，它所经历的几次战略转移都足以在哈佛商学院的课堂上留下印记，这是它值得商业人士关注和学习的地方。但哈佛商学院也始终关注它的失败，尤其是在安然破产之前，斯基林一直是哈佛商学院最引以为豪的校友之一。哈佛商学院的师生每次提到他的时候，总会将他和当时的通用汽车董事长兼CEO里克·瓦格纳、宝洁公司董事长兼CEO阿兰·雷夫利，以及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和美国总统小布什相提并论。甚至很多哈佛商学院的师生都知道，斯基林求学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并且毕业后曾将一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收于麾下，担任安然的咨询顾问。
当然，斯基林的欺诈行为也给哈佛商学院的名誉造成了恶劣影响，并迫使这里的老师们对此作出反思。哈佛商学院的吉姆·克拉克说：“从理性上说，我没有责任。但是，从感性上说，我是一名教师。如果有人步入歧途，我感到很难过。”事实上，美国的各个商学院和企业培训中心在教育商业人士时，都会引入与道德和诚信有关的课程，目的在于确保下一代商业人士不要重蹈前辈的覆辙。在哈佛商学院的课堂上，大多数案例都没有安然事件那么极端，但是这些案例都在指引学生必须考虑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并使他们意识到偏离正确的方向是何等容易。
哈佛商学院教授托马斯·派珀曾说：“缺乏道德是商业生活中最卑劣的行径，认清前面的陷阱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人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便真的要担心了……在初涉灰色区域后，如果你平安无事，那么你将再次涉足。在你尝试多次后，便身处黑暗的中心了。”随着对一些大型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审判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很容易将这些人视为彻头彻尾的魔鬼或者坏蛋。但是，对这些人提起诉讼所花费的时间却表明：他们被诉的罪名十分复杂，而且他们的越轨行为并非都有明确的界线。哈佛商学院的道德学教授林恩·佩因就曾说：“我们的学习主要集中在灰色区域，因为这些区域最有意思。实际上，一些大的丑闻并不一定黑白分明。”总结所有商业丑闻发生的原因之后，佩因认为，商业丑闻往往是人们私欲膨胀所造成的腐败的结果，“尤其是在哈佛商学院，近几十年来我们过度强调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这往往使我们只关心公司股价的上涨，而忽视社会责任和道德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