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破之前，纳斯尔往南逃向大马士革。但大马士革人将他赶出了这座城市，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纳斯尔再向南逃逸。当他跑到加沙附近的时候，被追赶的蒙古军抓获。这里距离开罗已经很近了。
无论是阿勒颇、大马士革还是开罗，都是阿育布王朝的重要城市。前文已有交代，在阿巴斯帝国的中后期，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各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其中，萨拉丁在公元1171年建立起了阿育布王朝，其统治范围包括埃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也门。
阿育布王朝实行军事分封制，军队将领掌握大片土地。其苏丹还从中亚、希腊等地购买大批马穆鲁克充当卫队。
马穆鲁克指的是“奴隶出身的人”，但他们与普通的奴隶不同，都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非常善于骑射和格斗。早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马穆鲁克就被阿巴斯王朝利用，他们被编入军队参战。
萨拉丁于1193年去世之后，阿育布王朝也陷入分裂之中。公元1250年，阿育布王朝苏丹萨利赫去世后，马穆鲁克首领掌握了军政大权，从此阿育布王朝名存实亡，由马穆鲁克王朝所取代。
公元1260年春天的某个早上，开罗的市民们正在为生计忙碌，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忽都斯，却在经历着人生中的恐怖一刻。在这位苏丹和他的将军们的面前，站着四名旭烈兀派来的蒙古使者。他们交给了苏丹一封丝毫不讲究外交措辞的书信。尽管蒙古大汗窝阔台已于一年前去世，这封信却是以他的语气写的：
你应该想想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然后向我们投降。你肯定听说过，我们是如何征服一个大帝国并净化其受到污染的毫无秩序的土地的。我们已经征服了非常广袤的地域，残杀了那里所有的人民。你无法逃出我们军队的恐怖阴影。
你能逃到哪里去？你会逃向哪条路？我们的战马很迅捷，我们的箭矢很锐利，我们的刀剑像霹雳，我们的心肠硬如山，我们的士兵多如沙土。堡垒阻挡不了我们，军队阻挡不了我们。你所祈求的上帝不会帮助你们。眼泪和哀歌感动不了我们。只有那些祈求我们保护的人才是安全的。
在战火点燃前赶紧给我们答复……如果顽抗，你将遭遇最可怕的灾难。我们将摧毁你们的清真寺，展现你们的上帝的软弱，然后我们会杀死你们的孩子和老人。现在，你是这些人的惟一的敌人。[1]
忽都斯听翻译官念完书信后，立即与将领们研讨对策。忽都斯也是马穆鲁克出身，从小就接受残酷的武士教育。他厌恶蒙古人的嚣张气焰，但他同时也非常清楚现实。他向他的将军们承认，马穆鲁克可能不是蒙古军的对手。他手下的将军们也认同他的看法，他们建议有条件地投降。
但这并不是忽都斯的最终选择。他是一位性格坚强、行事果断的人：四个月之前，他刚刚废黜了15岁的苏丹阿里。忽都斯不打算不战而降。他命令卫兵处死蒙古使者，并命令将军们准备保卫开罗城。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勇气的决定，因为守护开罗城的兵力只有两万。两年前，巴格达兵力有六万，却仍然被蒙古军轻易攻破。开罗城的存亡，甚至是伊斯兰文明的命运，都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
但决定胜败的因素往往在战场之外。
恰恰就在蒙古大军攻城之前，旭烈兀得到一个天大的坏消息：他的哥哥蒙哥大
[1]Tschanz，David W.，Saudi Aramco World，“History’s Hinge：Ain Jalut”.
汗去世了。这意味着他得马上赶回蒙古，参加下一任大汗的选举工作。于是，旭烈兀带着主力部队返回蒙古。但他并不甘心放弃埃及。临行之前，他命令驻守叙利亚的怯的不花，继续执行攻打埃及的战略。
旭烈兀主力部队的离开，极大改变了双方军力对比情况。另一个因素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这种对比。这个因素就是宗教。
在旭烈兀离开埃及之前不久，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下令，原先跟随蒙古大军的基督徒军队，不能再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原因将在后文讲述）。
而伊斯兰文化的同根性，让忽都斯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而这个盟友却曾经是他的敌人。他就是另一位马穆鲁克苏丹、主要势力范围在叙利亚的贝巴斯。贝巴斯也曾侵略过埃及。但是，与蒙古大军交过手的这位苏丹心里十分明白，如果忽都斯被打败，整个伊斯兰文明或将毁灭。
公元1260年7月26日，双方正式开始交战。9月3日，历史上著名的艾因·贾鲁战役开打。双方兵力都在2万左右。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是：名将怯的不花战死沙场，蒙古大军的无敌神话破灭。
很多历史学家在评价这场战役时都认为，这是一场具有极大历史性意义的战役，它是蒙古征服的转折点，是蒙古人首次遭到决定性的惨败。在此之前，蒙古人在遭遇战事失利后，总是会回过头加倍复仇，而且往往会取得胜利，然而，在艾因·贾鲁战役中惨败之后，他们没能实现有意义的复仇。
伊朗历史学家斯坎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它改变了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未来进程。如果蒙古人成功征服埃及，待旭烈兀回来之后，他们可能会继续前进，穿过北非直抵直布罗陀海峡。蒙古人可能从波兰和西班牙包围欧洲。在这种背景之下，欧洲文艺复兴还会发生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今天的世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面貌。
……
马穆鲁克的埃及一跃成为伊斯兰政治、军事和文化实力的顶峰，这种地位一直持续了200多年，直到奥斯曼帝国的崛起。[1]
至于马穆鲁克苏丹忽都斯，战事的果实很快就被抢走了，如同阿里的王位被他夺走一样。艾因贾鲁之后，阿勒颇被马穆鲁克夺回。贝巴斯希望能统治叙利亚，以此作为对其贡献的回报。但忽都斯拒绝了他的要求。马穆鲁克军队凯旋回到开罗后没几天，贝巴斯以国事为由探望忽都斯。在双方拥抱的时候，贝巴斯的匕首刺进了忽都斯的心脏。之后，贝巴斯成为了马穆鲁克埃及的新苏丹。
艾因·贾鲁战役之后，蒙古势力在西亚的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相关内容见本书第七篇。
[1]Saudi Aramco World，“History’s Hinge：Ain Jalut”.
波兰人犯下的多种罪行，激怒了最仁慈的上帝，于是上帝降下了灾祸。但这种灾祸与前些年不同，它不是瘟疫，不是饥荒，也不是来自天主教邻国的敌意，而是来自野蛮人的兽行和愤怒。
让·德乌戈什
[1]
[1]让·德乌戈什（Jan Dlugosz，1415—1480年），是一位波兰牧师、年代记编者、外交官、战士，是波兰克拉科夫主教的秘书。
德乌戈什生活在公元15世纪的波兰。他拥有多种身份：他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是颇有声誉的天主教牧师，还是波兰首位红衣主教的秘书，但他最被后人熟悉的身份，是作为编年史记录者。公元1701年左右，德乌戈什去世两百多年之后，他的历史记录被编著成书，书名为《让·德乌戈什编年史》。这部编年史记载了公元965年至1480年发生在欧洲——尤其是东南欧——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蒙古人对欧洲国家的入侵也被记录在案。
因为德乌戈什所生活的年代，距离蒙古入侵已有两个世纪，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录，不可能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而只能根据他所见的文字资料以及民间传说，因而未必能反映历史事实的原貌。但是，他的记录却能反映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公元15世纪的欧洲——对这段历史的看法，这正是这部编年史的历史价值所在。
本篇篇首的这段文字，正是引自这部编年史。显而易见，德乌戈什将欧洲遭到蒙古人征伐的原因，归结为欧洲人自己犯下的罪行。
毫无疑问，德乌戈什之所以会作出这种判断，与他的牧师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尽管这种看法似乎有“唯心论”的嫌疑，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考方式。正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在论及蒙古人征伐罗斯国的原因时，曾亲历这段历史的罗斯国的编年史记录者，也是将其归结为“我们所犯下的罪孽”。他们都试图从上帝那里寻找答案。
这种分析方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历史进程往往受到偶然性事件的
232蒙古帝国
影响，如果我们将这种重要的偶然性事件看作是“上帝的安排”的话，那么，蒙古人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征伐，自然也可以被解释为“上帝的惩罚”。
这里所谓的重要的偶然性事件，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计划外战争”：
公元1222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因为久攻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无果，大军往北行进，艰难地穿越了高加索山脉，不巧进入了阿兰人和钦察人的地盘，并遭到后两者的联合打击。于是，一场“计划外战争”开打。蒙古人获胜之后占领了北高加索一带。后来，在钦察人的游说之下，罗斯国贵族出兵与之一起进攻蒙古大军。另一场“计划外战争”上演。其结果是，在1223年5月进行的加尔卡河战役中，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3万蒙古大军，击败了有8万兵马的罗斯联军。战后，部分钦察人和罗斯国贵族逃往了西面的邻国匈牙利王国。
正如本书第一篇所强调的，蒙古人崇尚有仇必报的原则，凡是侵犯其利益、挑衅其权威的人，都是蒙古人的仇人，必然要除之而后快。也正因为崇尚有仇必报的原则，蒙古人的仇敌越来越多。
在这两场“计划外战争”之后，除了宿敌钦察人之外，蒙古人又多了几个仇敌：阿兰人、罗斯人、匈牙利人，以及这些仇敌的盟友。于是，复仇成为蒙古人西征欧洲的正当理由。正如花剌子模帝国给伊斯兰世界带去了灾祸，钦察人与罗斯人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威胁。而蒙古人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所要征服的这个世界，早已经失去了罗马帝国时代的辉煌，到处陷入内乱与分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