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价倍增，最初的严嵩并没有主动出击去攻击任何人，他是十分惧怕受到伤害，但也没有想去伤人。在内阁，严嵩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尽力做好自己的事，但权力场上就是这样，你的恭顺盲从，在别有个性与主张、心怀妒忌的一类人看来，就是无声地挑衅和唱对台戏，就是与我争锋。
时任内阁首辅的夏言，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加少师（从一品的待遇），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禄位）、上柱国（功勋荣誉称号），是名副其实的当朝第一红人，大明王朝二把手。——明朝享受“上柱国”荣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夏言，另一个是万历首辅张居正，为朱元璋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徐达，也仅仅是个“左柱国”。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严嵩与夏言等人的个性差别，后来嘉靖也曾授予他上柱国，严嵩力辞不受。这是后话。
夏言不具备严嵩的内敛低调天资，恰恰是性格上的这一差异，使严嵩的言听计从、俯首听命与夏言的不可一世、张狂行事，在嘉靖皇帝那里形成了显明对比，无意之中，俩人成了一对政治对手、官场死敌。——在官场上玩，谁都难免遇到这种可笑的事，假如俩人泉下再次遭遇，也许会相逢一笑！
上柱国的头衔是大明人臣史无前例的待遇，无形当中意味着在嘉靖皇帝手下的首辅夏言，在朱家王朝的话语权大大地异乎寻常，骄纵、霸道甚至时不时地跟天子叫叫板，他具备了这个资本，——起码一个被个人权势冲昏头脑的人他自以为是这样。因此，在皇帝面前，夏言与严嵩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模样，一个把自己当作嘉靖皇帝的政治伙伴、权力共享者，而另一个因方始进入中枢又天性怯懦，自觉不自觉地做着毕恭毕敬的臣子。那么，作为天朝圣主的朱厚熜喜谁厌谁、信谁忌谁，就不难判断了。
其实夏言能位极人臣，也是一路悉心侍奉、百般讨好换来的。夏言的青词在当时的朝臣中，是最受嘉靖欣赏的。夏言最大的问题是为人过于自负，特别是在赢得皇帝赏识、登上权力的顶峰时，他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就不仅仅表现在身边的臣僚面前，当朝的皇帝在他眼里，也不过尔尔，口气、神态乃至与之相处的行为方式，不自觉地流露出轻慢来。这种盛气凌人的做派与严嵩的处处恭敬从命必然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我们说，他们这一对政敌，不是双方主动竖起来的，是皇帝这面镜子映现出来的，是群臣的目光反照出来的。人的心理活动就是这么匪夷所思，夏言骄横不拿皇帝当回事，严嵩俯首听命为天子马首是瞻，最终夏言栽跟头、严嵩得信任，这原本是客观的取舍，与各自主观的忠与奸本不搭界，结果却被演绎作俩人殊死搏斗后的胜负比分，被拿来当成了严嵩奸猾的呈堂证供。
用心看看俩人当时在皇帝面前的各自言行作为，其中的缘故不言自明；连严嵩自己尚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众人为他安排的对手就已经倒下了。——这个人们眼中所谓经过较量实则双方连身体都没有接触的比赛结果，只有嘉靖皇帝心知肚明，能说清究竟是怎么回事，“黑哨”掌握在他手里。
首辅夏言一天天忘乎所以了，在他眼里，皇上身上神圣的光环渐渐退去，窃以为朱厚熜不过是个沉迷寻仙问道、不谙治国理政的毛头小伙子，唯求长生不老，对江山社稷似乎并无多大兴趣，凡事还不都仰仗我这个熟读诗书、满腹经国大略的长者，分明是把大明全权交给咱来自主打理。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夏言心底滋长了与君平起平坐的可怕而危险的自我中心意识，言行上摆出了一副“掌柜者”的架势。
皇帝上朝晚了，一班朝臣乖乖等着，夏首辅却不愿屈尊做奴才状恭候，扭身走了。等嘉靖皇帝珊珊来迟，巡视一番不见夏首辅的身影，询问众臣夏言哪里去了，弄清真相后，那朱厚熜并非痴呆，貌似寻仙问道不务正业，骨子里比你夏言要聪明狡黠百倍。我看你尾巴翘得太高了，无法无天了，朕稍晚登朝那是朕乐意，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有什么资格敢给我吊脸子？！
皇帝痴迷道教，兴之所至将朝廷也要弄得像个道场。嘉靖上朝时头上戴了一顶道士的香叶冠，若无其事地与大臣议政，另外命人特制了五顶同样的道士帽，赐赠给身边五位亲信大臣，要求都给我戴上。这五位里既包括夏言也包括严嵩。圣上所赐，陛下旨意，严嵩的性格决定了他自然是端端正正戴着入朝。夏言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偏不戴，一次两次，嘉靖不能视而不见了，问夏言：朕给你的香叶冠为何不戴？夏言道：咱是大明内阁一把手，怎么能头戴道士那玩意儿？给皇帝一个下不来台。如此还不算完，进而借题发挥教训起天子来：陛下你也不要再戴那玩意儿，贵为至尊，头上扣那么个东西，有失体统。朱厚熜顿时无名火起，你夏言嚣张过头了，竟敢当众向我的皇权神威公然挑战！
严嵩没有夏言的政治资本，更不具备夏言式狂傲大胆的个性，生性怯懦是爹妈骨子里带来的，所以他唯命是从，皇帝让戴那就戴上。这本是一个专制社会制度下，臣子的寻常举动，也被人拿来作鉴别忠奸的道具。发现夏首辅没有戴，严嵩很有些为难，以他为人处事的原则，既不敢违抗皇上，但也绝不愿跟首辅大人作对。明显的，首辅大人用行动告诉他不要戴那玩意儿，可那一边是天子呀，你夏大人敢逆鳞抗上，难道人人都有你那资格去跟皇上作对吗？
但严嵩还是想尽力能把事情弄得圆通一些，为了不致遭夏首辅误会，他决定请夏言一块儿坐坐，吃顿饭，倾吐一下自己的苦衷。
看看夏首辅是以怎样的胸襟对待下属，夏言痛快地答应了严嵩的邀约，严家上下忙活备下一桌丰盛的酒肴，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见夏大人的影子。无奈，严嵩只好亲自前往夏府再次去面请，竟被管家告知：夏大人外出游玩去了。严嵩的一副热心肠，讨来了一个没趣。他因此也多少明白了，夏言是记仇的，夏大人这明显是把皇帝的账记在了自己头上，今天不过是小小地给咱一点颜色看。但严嵩的修养决定了他不会以牙还牙，他只能告诫与安慰自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怏怏回到家中，他跪在饭桌前，庄重地叫着夏言的大名，复述了一遍请柬，了却了这场尴尬饭局。
骄纵的夏言与温顺的严嵩，莫名其妙地梁子越结越深。在固执的夏言眼里，严嵩就是一个阴险的小人，是必欲绞杀的对手。面对如此无端地怀疑与指责以及毫无根由地中伤和仇视，羔羊也会奋起自卫的。六十多岁的严嵩，原则上不愿与人为敌，可自己政治生命初见春色，夏大人如此无端羞辱、公然叫板，再有涵养耐性，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真正论起实力来，严嵩才发现在朝中，他是无法跟遍地门生亲信的夏言抗衡的，思来想去，他唯一能寄托希望主持公道的人，只有当朝的皇帝了。
后世多以为夏言是严嵩蓄意搞倒的，是严嵩不断在皇帝面前告夏言的黑状，促成了嘉靖抛弃夏言。这不过是以讹传讹、主观臆测乃至墙倒众人推的肮脏官场逻辑下的荒谬结论。严嵩与夏言本是江西同乡，得到过夏言的提携；严一向对夏尊敬有加，从未有僭越冒犯之意；即使严嵩已经进入王朝中枢，对夏言仍“谨事之”，并不曾产生取而代之的念头，相反在严嵩入阁一事上，倒是夏言曾有过阻拦；面对嘉靖皇帝的一些怪诞超常行为，严、夏各有选择与处置方式，而这在封建时代天子唯我独尊的现实政治环境下，很难说孰是孰非，据此构结恩怨的首先是夏言而非严嵩；他们两个人说到底都是天子手中的玩偶，誰失宠谁得宠主动权在皇帝，很难因此就证明谁神通广大、心计多端，事实上嘉靖更讨厌的是自恃才高喜欢弄权的人；严嵩较夏言年长两岁，无论从个性还是修养上，都更内敛细致和有分寸感。——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谓的严嵩的“奸”吧？
自汉高祖刘邦起，天子对手下臣子就发明了一套“功狗”与“功人”的理论，作为人臣，“人”的角色也罢、“狗”的角色也罢，归根结底充当的都是帝王们获取或治理天下的工具。夏言与严嵩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无非也是朱厚熜豢养的猎狗。在嘉靖皇帝这里，两位互掐互咬是他乐于看到的场面，只有他们争风吃醋、拼命争宠，朕驾驭起来才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而众人将一盆脏水最终泼向严嵩，则是连嘉靖都会迷惑不解的事。严嵩多么小心谨慎的一个老头呀。人言真是可畏，官场风云莫测，我们只能疑心，正是严嵩的谨小慎微、冷静寡言，导致人们误以为其包藏祸心的错觉。
笑看潮起潮落，躲在西苑炼丹的嘉靖皇帝，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看清了夏言的得意忘形，认识了严嵩的乖顺听话，同时也看到了夏言意图归咎收拾严嵩的用心。起初，他很享受内阁诸位的勾心斗角，希望他们各执己见，乐意看到他们相互攻击。然而渐渐他发现，角斗的双方，一方是真正地忠诚听话，而另一方则别有用心，时常连他这个主裁的角色也不当回事，甚至动辄来左右他的判断与裁决。以嘉靖皇帝的个性，不能不给一点颜色看看了。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明世宗罢免了张狂不可一世的夏言，削职为民，翟銮做首辅，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与许赞、张璧等四人共同入值内阁。
夏言失算了，严嵩得势了，别人眼里大器晚成、如日中天的严嵩，似乎该弹冠相庆，事实上，严嵩这是更深地陷入到官场污浊不堪的大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