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历史教科书欲翻历史旧案
欲现军国主义梦战犯阴魂不散
战后，日本经过一个时期的和平发展，又旧病复发，一些右翼分子开始重温军国主义旧梦，他们从后台跳到前台，公然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替军国主义招魂。
右翼分子既然硬着头皮否定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就必然要处心积虑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以日本右翼思想培养日本下一代。
众所周知，历史教科书是根据各国政府的意志，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历史课本、讲义、讲授提纲，担负着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任务。
大多数日本人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害，不少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处于死亡与饥饿的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他们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恶痛绝。经历过战争的大多数日本人，对于未能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扩张和发动侵略战争而感到内疚。出于这种反省，他们进行了历史的清算，特别是有正义感的学者，为了使日本人正确认识历史，总结教训，在战后初期编写出一批正确反映史实的教科书，以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
日本投降后，在世界民主势力的推动下，驻日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波茨坦宣言》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针对过去的军国主义教育，命令修改教育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传播军国主义及超国家主义思想。日本当局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取消鼓吹天皇制及军国主义的教学内容；将中央集权制的教育制度改为地方分权制的教育制度；缩小文部省权限，使其由监督、统治转为服务，规定文部大臣由教育家担任，导入教育委员会制度；改“国定教科书”为“审定教科书的自由选择”；停讲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等鼓吹侵略战争的课程；驱逐教师中的军国主义分子；禁唱《君之代》歌，禁止奉拜天皇御像和遥拜皇宫等活动；废除《教育敕语》，制定战后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
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开始支持日本右翼势力，于是右翼文人及官僚闻风而动。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文部相天野贞佑。他以文部省的名义要求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主张仍以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力图恢复修身课。这些主张因遭到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反对而未果。
1958年岸信介上台后，任命滩尾弘吉任文部大臣。滩尾弘吉被称为日本右翼元老政治家，1899年12月21日生于日本广岛县，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入内务省任职。历任内务省秘书官和官房会计课课长、生活局长、卫生局局长、地方局局长、大分县知事、内务省次官。战后历任文部大臣、厚生大臣、自民党总务会会长、众议院议长、自民党顾问等。
滩尾弘吉当上文部大臣后，第一次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重大修改，不仅不再写明中日甲午战争的侵略性质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反而称赞甲午战争“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其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的右翼势力纷纷介入教育，文部省也利用审定教科书的大权，强行修改教科书，把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全部删掉，强制加进提高天皇地位、复活神化教育等内容。
滩尾弘吉的倒行逆施，遭到日本进步人士的坚决反对。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家永三郎教科书案件”。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较客观地叙述史实，战后一直被日本当局采用。但1963年文部省却将他的《新日本史》做不合格处理。家永三郎要求文部省再次进行审定。1964年，文部省提出300条修改意见。家永三郎对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表示反对，于1965年和1967年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法庭于1970年7月17日判决文部省违法，撤销了对家永三郎教科书的不合理处理，并明确指出：“根据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教育基本法第十条的精神，（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过程中只限于审查误写、误排及其他技术性问题，超出这一范围去涉及记述内容当否，实属违宪违法。”同年7月24日，文部省向东京高等法院起诉，反告家永三郎。1971年7月16日，东京高等法院一面判决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为合法，一面又认为审定教科书是教育行政手续问题，于1975年12月20日驳回了文部省的起诉。10天后，文部省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
为改变不利处境，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做出重大修改，增加了“对教科书进行审定”和“对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指定发行者”两条，还做出扩大该省权限的决定：“对文部省有著作权或有著作名义的出版物进行管理。”这样，文部省就基本垄断了教科书的著作权，出版单位亦由文部省指定，便使文部省由“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掌握教育大权的集权化官僚机构。
进入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在对“家永三郎教科书案件”采取无限期拖延手法的同时，还利用在参众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在教科书审定方面又改取主动进攻姿态。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右翼团体对家永三郎横加威胁，与文部省配合默契，形成夹攻之势，不断掀起“修改教科书运动”。
在向家永三郎进行迫害的同时，右翼分子策划了篡改教科书的勾当。其主谋就是“宗教政治研究会”会长、自民党众议员玉直和郎。1981年3月9日，玉直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大肆攻击由正直学者所著的反映侵略战争史实的教科书。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教科书协议会”，要求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全面修改。
经过一年多的篡改工作，文部省在1982年6月25日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1983年度使用的教科书审定完毕。在这些教科书中，大量地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史实，把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本军队“爆炸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方”；把侵华日军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把惨无人道杀害中国30万军民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军“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在中国推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把朝鲜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而“举行集会示威，独立运动波及朝鲜全土”，改为“示威和暴动波及朝鲜全土”，等等。
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的行径，激起中国、朝鲜和亚洲广大国家人民的强烈谴责，与日本当局和右翼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
1982年7月26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渡边幸治，指出日本文部省于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篡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态度极不严肃，动机何在是令人怀疑的，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中的错误。
7月30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忠言逆耳利于行》，指出“人们注意到，日本政府中某些居于负责地位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在大放厥词，竭力为文部省美化军国主义的行为辩解，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日本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在对记者发表谈话中，说什么在日本‘进入’外国时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因此如果要求把‘进入’改为侵略，就是‘干涉内政’，就是‘歪曲事实’，就会使孩子们说‘祖先干了坏事’。还有几名内阁大臣了发表了类似的说法。身为日本内阁大臣的人说出这种话来，实在丢脸。”
8月5日，吴学谦副外长约见日驻华大使鹿取泰卫指出，7月26日中国政府就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的过程中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一事提出交涉后，日本政府向我方作了答复。但文部省在说明中回避了审定教科书过程中的错误和日方应该采取的纠正措施，而是作了种种辩解，企图推脱责任。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作为侵略战争的受害一方，对篡改被侵略的历史的错误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求予以纠正，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的正当权利，企图用“干涉内政”的指责来混淆是非，不仅掩盖不了篡改历史的错误，还会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再次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纠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
9月下旬，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铃木在与中方领导的会谈中谈到教科书问题时说，《日中联合声明》的“前言”中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的这一认识没有丝毫改变，日本方面要充分听取中国对教科书问题的批评。对于中国指出的有关表述，日本政府将负责尽快纠正，愿意诚心诚意地执行具体措施，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然而，日本右翼并不服输，他们对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事件中接受中国和亚洲国家批评，纠正篡改史实的错误极为不满，暗中策划编写、出版更坏的教科书。在这次活动中，“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最为积极。
就在日本铃本首相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表示要认真纠正篡改历史教科书之后，“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于1982年10月开始行动，用两年时间，写出了美化侵略战争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并于1985年8月送文部省审查。文部省“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接到送审本后，审查通过。
《朝日新闻》将此消息披露后，日本各在野党、教育界、工会和各界群众纷纷表示强烈不满，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当局和报界群起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股野景亲，就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的新编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问题提出严正交涉，并递交了外交部的一份照会，指出这本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多处记述严重歪曲史实。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贯彻《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切实履行1982年所作的允诺，消除由于这一事态给中日友好造成的不利影响。
日本政府在接到中国照会后，立刻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和外相安倍晋太郎主张，使这本历史教科书作废，或敦促这本书的编辑主动撤销审定的申请，以外交为重的原则平息这场风波。但文部省认为，“不能使一度认为合格的教科书再度变成不合格。”6月10日，文部相海部俊树发表谈话，虽然声称文部省“正在按照重视与邻近各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方针进行努力，不允许偏离这一方针”，但无进一步表示。两天后，外务省发言人波多野敬雄在向外国驻东京记者吹风会上竟然说：日本正在对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全面复审，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在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是否批准之前，中国政府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发表官方评论的做法都是“不大适当的”。
与此相呼应，6月14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社论称：“日本人有写任何教科书的自由”，中国等对“尚未审定完毕、也未向一般国民公开”的教科书进行谴责“令人不快”。
从6月中旬起，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抨击日益强烈，中国、朝鲜、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政府发言人和新闻评论纷纷谴责日本。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发表题为《日本又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社论，指出日本要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就要消除修改宪法和调整防卫政策等问题上的障碍，“日本统治集团和某些上层势力只有从改造日本人思想方面着手，这或许是日本在教科书上力图篡改史实，美化战争的动机所在”。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指出，“我们不主张老跟历史纠缠不清，但不幸的是，日本另一部分人却不如此思想”，我们“不得不向日本抗议，施加压力，以防患日本国粹主义分子的重新得势”，“最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日本目前仅是‘经济大国’，还会接受抗议照会，一旦成了‘政治大国’，反应也许就会完全两样。外国人担心的是，篡改历史的那些人，正是主张日本应成为‘政治大国’的那股势力”。
在这种形势下，6月18日，中曾根首相发表谈话说：“在研究了中国等国的意见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希望对某些部分进行重新审定。”6月23日，中曾根首相重申要根据1982年官房长官谈话精神处理教科书问题，敦促文部省主持修改，并召开阁僚级协商会议制定措施。随后，中曾根首相召开有安倍外相、海部文相和后藤田官房长官参加的协商会议，要文部省通知《新编日本史》的编者，“如果不接受修改要求，最终将决定审定不合格，不得出版”。
教科书问题的三起三落，反映了日本右翼的影响已在某种程度、某种范围一度在国家机器中产生效果。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如果说在篡改教科书问题上，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为其侵略历史翻案的企图，那么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则是用死人昭示活人，明目张胆地为军国主义招魂。
“八一五”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分子就从四面八方奔向供奉着侵略者亡灵的靖国神社，穿上当年侵略中国、东南亚及同英美军队作战时的旧海军白制服或旧陆军黄制服，扛着三八大盖枪，佩着日本武士刀，耀武扬威地高唱《君之代》行进。
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1869年为追悼明治维新前后内战中阵亡的将士而建。随着明治时代日本国家神道的建立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把东京招魂社改为日本靖国神社，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文告，把战死的军人美化为“军神”，在靖国神社安置神位，进行定期的祭祀和参拜。于是，靖国神社的地位日渐上升，成为日本核心神社之一。据统计，靖国神社中祭祀的“神灵”有250万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死于对外侵略战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