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本参谋部统计，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2400人。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中国军队在给敌以重大杀伤的同时，自己也做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五个军的统计，伤亡就达18325人。长城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到塘沽举行停战谈判。
次日，中方代表熊斌被迫签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而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这个协定使中国放弃了长城各口，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对日本来说，“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便开始扩大对察东的军事行动。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
就在察东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支抗日生力军冲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束缚横空出世——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得知张家口危急消息后，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令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在这之后，抗日同盟军又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2军、邓文的第5军、张凌云的第6军、李忠义的第16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1933年6月21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2、第5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伪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卦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拼命顽抗。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与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反，蒋介石视抗日同盟军为洪水猛兽，以“谋反”“通共”为名，欲出兵对抗日同盟军进行讨伐。在日蒋紧逼、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为避免“同室相煎”，冯玉祥被迫出走，抗日同盟军遂告瓦解。
正当中日两军在长城沿线鏖战之际，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展开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游欧美各国，寻求列强的支持合作与谅解。这时候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近乎穷凶极恶地侵略中国，破坏各国在华的门户开放利益，已有所不满，加上中国军队的浴血抵抗，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希望，因此对华开始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这些新出现的情况，使日本政府有些紧张不安，立刻现出霸权的蛮横嘴脸。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承外相广田弘毅的命令，悍然发表干涉中国主权的“天羽声明”。“声明”指出，日本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系，同时维护东亚的秩序与和平乃是日本的使命，因此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来往，绝对不能影响日本在中国的支配性利益，否则日本政府有权加以抵制与反击；各国若是给予中国军、经援助与借款，日本政府必定加以反对。
“天羽声明”完全违背国际外交惯例，现出日本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强横作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此发表了严厉的反驳。“天羽声明”同样激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不满。国际社会认为，中国非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当然有权与任何一个国家进行交往，日本绝对无权独占中国的利益。
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民政府的抗议，日本当局开始调整对华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姿态，减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另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集中力量使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央分离，再推动华北的“自治与独立”。
“驻屯军”这个概念是有来历的。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华北驻防，始于1901年清朝政府与英、俄、日、法、美等国公使签订的令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在华北的外国驻军中，以日本的驻军总数为最多，共1650人。其在北京使馆区就驻有400人，其余的驻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日本政府将其命名为“清国驻屯军”，职能是负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1912年，日本政府将“清国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我国通常称“华北驻屯军”。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1936年之前，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各设一个队部。
1935年5月11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5月3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日本称为“河北事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地指出，因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日军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撤换河北省长于学忠以及其他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
1935年6月9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重大压力之下，了解蒋介石无意在此时与日本决裂进行作战对抗，只好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6月10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策，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照办：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第51军撤退；中央军全部离开河北省境；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日活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蒋介石知道这种卖国行径无法向国人交代，便指示何应钦不以文字协定而留下记录，只在口头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在6月11日以简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华北军政当局同意日本的各项要求。不料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却擅作主张，竟然自己拟定了文件，加上更多的无理要求，称之为“觉书”，由高桥带给何应钦，要何签字盖章。这个做法遭到何应钦的拒绝。何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继续施压，于13日离开北平南下，脱离与日本人的接触。
关于《何梅协定》的实施，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组镜头：
这是51军的队伍，它几乎是与驻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同时停止了往日的正常运转，开始撤离这个城市。队伍零零散散，走得十分疲惫，使人感到不堪一击。带队的是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属于地方实力派，历来主张抗日。不过，此刻于学忠已经被罢免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这是日方在《何梅协定》中提出来的要求。遗职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同时天津市被直属行政院，亲日派王克敏出任市长。
就在日本驻屯军刚在河北“压何”得逞之际，关东军在6月11日，借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发难，制造了“张北事件”，并以此为要挟，逼国民政府于6月27日与日方签订了所谓的《秦土协定》。
《秦土协定》中的“秦”，指的是第29军副军长、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秦系华北军政界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从陆军小学读书一直读到陆军大学，受到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兵学知识底子深厚，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此人处事圆通，八面玲珑。早年效力于直系孙传芳、靳云鹗，后来又投奔于冯玉祥麾下。秦德纯绝对是一个人精，他不断更换主子，却始终与敌对的直奉军阀及南京方面都保持着融洽的关系。
《秦土协定》中另一个人“土”，指的是恶名四扬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此人是日本陆军中头号“中国通”，西方的报纸都称他是“东方的劳伦斯”。1913年他以参谋的身份任本部部员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在北平的坂西公馆开始了他30多年的侵华特务生涯。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能说四种方言。他常常身穿中山服或长袍马褂，甚至还加入了中国的帮会。这不仅使他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而且对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的陋习、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派间的明争暗斗也掌握了不少。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参与了为奉军制定作战计划的幕后活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支持奉军，支持冯玉祥停止银行兑换，使吴佩孚的纸币作废，促其垮台；在“皇姑屯事件”中，他是幕后操纵者之一；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学良牵制在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参与了策划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通过威逼利诱，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从而完成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
土肥原对岛国“功劳卓著”，他的职务、军衔几年内“三级跳”，相继被提升为大佐、少将、中将、大将。1945年9月13日，他被联合国军司令官以战犯嫌疑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1946年5月3目开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1948年11月12日被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刑务所执行。
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他的《日本的真面目》一文中，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土肥原贤二：
日本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牟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蹿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他搞这一套的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各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而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这就是土肥原贤二。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合伙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计划，交给土肥原具体执行，此时土肥原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他兴致勃勃地从伪满洲国启程来到了北平。于是，《秦土协定》应运而生。这年6月5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人，在从多伦到张家口途中，经过察哈尔省阿巴嘎旗时，拒绝接受29军132师守卫城门的士兵的检查，要强行通过。卫兵拔刀将其拦住、扣留。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得知此事后，于6日将4个日本军人释放。这就是所谓的“张北事件”。
6月11日下午，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就此事向察哈尔省提出强烈抗议，认为中国的士兵恐吓、侮辱了日本军官。他们唯恐事态不能扩大，立即添油加醋地将此事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6月17日，南次郎在长春召见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密谋至深夜炮制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点有：29军撤至长城西南；解散一切排日机关；宋哲元应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的负责人。南次郎指令土肥原去落实“要领”的各条款，限令他在两周内办妥。
这个大特务很会造舆论，在“要领”未正式出笼前，他在北平四处活动、游说，声称：“关东军不会轻看这次‘张北事件’的，我们会提最大要求，让宋主席去职，要132师调开，当然也要惩办肇事人员的。”土肥源进行了这番要挟后，转而来了点软的：如果中国政府能自动答应这些要求，关东军将会好说好商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