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会有一些让人欢天喜地的事情，其中最甜蜜的，莫过于娶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沈从文真是太运气了，不仅得到一个生活上的忠实伴侣，同时还拥有了一个事业上最得力的助手。
张兆和这位中国公学外语系的高材生，不仅贤惠温柔，文才也是很出众的。她帮着沈从文看稿改稿，以一个行家的眼光，提出一些看法，实在是让沈从文受益匪浅。
“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沈从文十分得意地评价自己美满的婚姻。
上帝总是喜欢用曲线来展示世上万物，当一个人走到曲线的顶端时，更多的光亮便都会来照耀着他。刚得到一份让人羡慕婚姻的沈从文，很快又得到可以使他大展拳脚的最佳职位。
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吴宓要去忙他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有人推荐了杨振声和沈从文来接替。俩人接手后，改《文学副刊》为《文艺副刊》，由原来的侧重学问转向侧重文学创作。
做过大学校长并有过多年大学执教经验的杨振声，此时显然更热衷于《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这样一来，沈从文自然就更侧重于“文艺副刊”的工作，成了这份北方著名的报纸副刊的主持人。
正当盛年的沈从文，此时已经占尽了作为一个“文艺副刊”编辑所有的有利条件，无论是能力、热情、职业道德，还是责任心与人脉，他都占据了最高地，《大公报·文艺副刊》到他手上不久，就成为能与《申报·自由谈》比肩的一个重要园地。
《申报》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早在1872年4月30日，它就创刊了，其综合性副刊《自由谈》，设立于1911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名声最响影响最大的文化园地之一。
有了这么一个话语平台，沈从文终于可以直抒胸臆了。作为一个边远湘西闯荡大都市的游子，故乡的那片土地始终是沈从文一生最初也是最美好的记忆。距离产生美，是因为热爱而增进了理想中的色彩，那片让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为他那支神奇的画笔描绘得更加迷人而风光绚丽，犹如一个纯真的牧童，在他所建造的希腊神殿里，用缪斯女神所赐的牧笛，吹奏出一首首美妙的歌曲，颂扬着人性、健康、自然原生态的美。
沈从文曾就是这么地来开始文学创作，形成他的文学观念：文学，是独立自主的，不能和政治、商业“联姻”。
作为一个全身心拥抱文学，把文学事业看得异常神圣庄严的作家。沈从文把在“五四”精神鼓舞下产生又转而表现“五四”精神的新文学，看成是“重造的经典”，而现存的“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学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
为了担负起这样一个重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创作“受得住岁月陶冶”，“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表现出“时代精神和历史得失”的优秀作品，便成了作家必需的追求，沈从文坚信：只有这样的作家，才可能把人类引向“光明”，引向“高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望由它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使读者的“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做人更合理一些”。
然而，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1926年以后，便在上海与商业结了缘，1929年以后，又变得越来越跟“政治”不可分。作家中愈来愈滋长出一种“附庸依赖”思想，作品则俨然成了“大老板商品之一种”或“在朝在野政策之一部”，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沈从文有了这么些看法，他要对文学的“商品化”“政治化”，对“趣味个人主义”的“小品文”运动进行认真地检视和猛烈地抨击。刚接收《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就刊出了自己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
“文学者的态度”，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沈从文开宗明义地表明自己的看法，接下指出，现在的那些文学家受过去观念和时代的习气的影响，对文学的态度像是票友和玩白相的人。这些人在付出得少的情况下用炒作的手段使自己成功。而现在文坛的场面，也正是这样一群玩票白相的文学作家和教授所支持着，他们的这种态度，是不会产生出伟大的作品的。
再接下来，沈从文为这些人开出了“治病的药方”：伟大作品产生的唯一办法就是作家以诚实的态度去做文学，认真地对待文学，要有职业的尊严。那些“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和“在北京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的人，实际上是平庸的，他们对待文学没有严肃的态度，因此对这类人是不能有什么期待的。
沈从文作为一个只关心那片文学的净土，坚守纯文学的作家，就这样表现出他的人文关怀。他没有偏激地只指责上海的一些作家，也同时批评了在北京的一些作家，且采取一种宁静、恬适、随和的绅士风度，在批评中更多的是规劝和宽容。
文章出来后，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间的“第三种人”苏汶，最先按捺不住了，针锋相对地写出《文人在上海》一文，发表在《现代》杂志上。
“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称为“海派”……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不下于在评剧界中所流行的”，其含义多是“爱钱、商业化、作品的低劣、人格低下”等方面。这是“那些不居住在上海的文人”饱汉不知饿汉饥。在上海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里，“海派”的商业化也是有其原因的。“上海社会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同时“副业也不容易找”，为了生存，自然就是多产，“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地修改”。
苏汶的这一番表白似的回击，不但得不到上海文人的同情，反而被“北方的同行所嘲笑”，最后针对“因为居住的地点的不对劲而被说成是‘不脱上海气’”，于是也只能“无话可说”了。
尽管如此，由于苏汶提出了沈从文并没有明确提出的“海派”一词，他一再表示自己的委屈和不幸，算是将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置于以暴凌弱的尴尬地位。1934年1月，沈从文写了《论“海派”》一文，对自己之前的文章和苏汶的辩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面对苏汶的大声叫屈，好脾气的沈从文也难免火气上升，其用词较《文学者的态度》尖锐，但毕竟是典雅的京派领军人物，又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京派作家节制、圆融、和谐的审美文化心理，沈从文对于文坛状况的焦虑之情，也跃然纸上。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文坛，是由以鲁迅、茅盾为领导的左翼文学所把持，在沈从文与苏汶引起的“京”“海”之争后，鲁迅也加入到这个论争的行列当中。鲁迅在其《北人与南人》中这么开了头，接着发表了自己的高见：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北人的鄙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其根本原因是：
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指顾炎武）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显然，鲁迅在文章中把一个原本只关心那片文学的净土，坚守纯文学的作家定位在代表整个“京派”“北人”对“海派”“南人”的“鄙视”与“征服”这样一个位置上，应该还是由于政见的曲解。
对沈从文这一段生活，巴金后来在他的《忆沈从文》中写道：
在从文的最亲密的朋友中我也算得一个，对他的人格我倒有些片面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前十几年中我和从文过从颇密，有一段时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京派文人的功过世已有公评，用不着我来说，但有一点却是当时的事实，在军阀横行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在北方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中把文艺的一条不绝如缕的生命线维持下去，也还不是一件易事。于今一些已到壮年或老年的小说家和诗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是在当时京派文人中培育起来的。
在当时孳孳不辍地培育青年作家的老一代作家之中，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从文是很突出的一位。他日日夜夜地替青年作家改稿子，家里经常聚集着远近来访的青年，座谈学习和创作问题。不管他有多么忙，他总是有求必应，循循善诱，他自己对创作的态度是极端严肃的。我看过他的许多文稿，都是蝇头小草，改而又改，东删一处，西补一处，改到天地头和边旁都密密麻麻地一片，也只有当时熟悉他的文稿的排字工才能辨认清楚。我觉得这点勇于改和勤于改的基本功对青年作家是一种极宝贵的“身教”，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得到过从文的这种身教的益处。
京海派之间的论争也只不过是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二者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引发的。作为“左翼”联盟的领袖，鲁迅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两派之争的，对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似乎都不屑一顾。
尽管与人在争着，沈从文在争论上还是很少花力气的，他每天除了在北京编好稿件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还要继续做《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的一些编撰工作，更要进行他的作品创作。完成了《记丁玲女士》后，接着写他的另一传世之作——《边城》。
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的沈从文，已经掌握了描绘家乡那片宁静风光的本领，他给烦躁焦急的都市人，已描绘出了一幅幅如同家乡溪水一样澄澈而素朴的人文风俗画卷，明净而隐隐地显出一丝淡淡的悲情。
“我的作品不能到此止步，得捕捉那些骚动心灵的东西，那些更为甜蜜、苦涩、沉重和广大的东西，那些超出城市人道德判断的乡村故事，我要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笔端。”沈从文这么说的同时写下了《柏子》《雨后》这样的小说。
素朴的情欲就是升腾起来的生命力，未开化的水手柏子和不懂诗文的四狗，被原始的热情所驱使而不计得失，不问后果；吊脚楼的妓女和识文断字的女子，都会心甘情愿被这样的热情所卷裹。沈从文不满城市人的猥琐和羁绊，在极力渲染湘西那地方壮年男子的热情时，根本顾不上看城里批评家的眼色。
“我要写出一种力量，一种都市人缺失而湘西边地男女仍保存的人的力量。”他的湘西小说的长河流淌至此，开始掀起浪花。
他继续寻找一种能够容纳更多内容的小说的写作路子，能够把更复杂的思考与情绪糅入小说中去。他依然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讲故事，只是复杂了些，故事中承载更多的内容，让人从中看到了湘西边地人们原始的热力，看到他们乐天知命的从容，看到听从命运摆布的乡亲在默默地忍受各种痛苦呻吟。《阿金》就是这样的故事，微笑中含着一丝泪光，有些类似沈从文那时喜欢的契诃夫小说气质。
有了这么一些写作的经历之后，沈从文终于决定来写一个比较详尽系统地描述湘西风貌，把家乡风情融入那带着淡淡忧伤的故事。这时，他想起了春天时陪张兆和去崂山作一日游看见的那个奉灵幡引路的小女孩儿，想起了给张兆和说要写出一篇小说，一篇最好的小说的承诺……
他的思路从这小女孩儿的命运展开，很快让她就回到湘西的生活中，与一个熟悉的当地团总扯上关系。当他顺着这个思路横的竖的去联想时，突然就感觉差不多能比较详尽系统地描述心中的那种湘西风貌，那种家乡的风土人情了。
这种感觉像春阳一样温热着他的心，他感到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温馨，于是坐在窗前，开始写作《边城》。
一个撑渡老人的外孙女，被船总的两个儿子爱上了，一种宁静的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生活，展示在动荡社会的城市人面前，渴望和平，向往和追求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样一种情怀，在感动沈从文的同时，也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这块世外桃源中，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因为这样的“爱”，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然而，那是一个残酷的年代，就在沈从文动笔写这一曲美丽的田园牧歌时，百万国民党军队正对第五次反“反围剿”失利的几万红军穷追猛打，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沈从文似乎不该再说“爱”，这实在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说法。但作为一个作家，他除了倡导爱，又能做什么呢？
当然，沈从文还可以来为革命呐喊。遗憾的是，作家沈从文不理解革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革命，他都不能理解，他只坚持他的一个原则，曾在给丁玲的信里说过：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倾”，我只信仰“真实”……争论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
沈从文这样的坚持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对于左右双方来说自然都是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就好比在河两岸拔河的双方，他们不需要也很讨厌甚至敌视中间人，只欢迎那些过来帮他们把对方拉入水中淹死的人。政治的去道德化，在越是激烈的对垒中，表现得越是明显。
然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需要来看，沈从文又是做得很有作家职业道德的。在几十年后，他谈到写作时，回顾自己的写作经验，依然把“表现生命”看做是最重要的事。
“只要你生活经验一多了，你就晓得生命这个东西的表现方式，你要写它，很多很多方法来写……生命一个共通性，一个差别，你懂了，共通性你懂了，你写小说就顺利了，你想写什么就是什么。”
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是最基本又是最复杂的问题。“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沈从文窥到了潜藏在生命底层的一些奥秘，他文学的触角不期然地触到了哲学的领地，浑然天成地将一个湘西少女，从原来如同小草春荣秋枯一般混沌的生活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存在”而展示给读者。
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绝对难成其伟大，而沈从文却不希望用哲学的理论来谈论事情，老年的他曾对前来拜访的美国学者金介甫说：
我总是希望呢，你不要费力气追求我的哲学。我大概当时总羡慕契诃夫，就提到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