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整个一生。
四、首次见到避孕套并予以严厉批判。
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首次提到了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张称之为“肾衣”：“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又记载：“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冠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鸯而一雏不卵。”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避孕套是16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Fallopius所发明，在1870年前后得以普及，批量生产，售价低廉。张德彝出访期间，正值避孕套开始广为流播之时。
到了1888年，随团出使德国期间，张德彝又见到了女用避孕套：“不意更有女用以防男者，其物亦造以古米，周约四寸，深不盈寸，形如银碗。凡娼妇恐男子有疾而染己身者，先置此物于阴门，则无沾染之患。”“古米”，是橡胶的意思。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士大夫，张德彝对避孕套这种新事物秉持的是严厉批判的态度，他写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自卑的少年：拒绝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多年之后，张德彝成了光绪皇帝的外文教师，拥有王公大臣们跪见皇帝时仍然端坐不动的荣耀，但自卑仍然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
这种自卑源自其同文馆的学历出身。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是士大夫的正规进身渠道。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同文馆学子的身价和地位，总理衙门对这一改革要害多有照顾，学生不但入学后生活费和奖金优厚，而且学成后即可按成绩高低，分别授予七品至九品的官职。
但这仍然难以扭转整个社会对同文馆学生的歧视，其流行侮辱语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另有对联讽刺总理衙门：“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张德彝晚年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
在1866年，“正途”出身的斌椿和“非正途”出身的张德彝，他们之间的得意与自卑，所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斌椿在他的出洋考察报告里把自己塑造成了传统士大夫式的英雄，而最有可能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张德彝，却对自己被抛离传统士大夫圈子终生自卑悔恨。时代的面貌在这一老一少之间，一览无余。
结语：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
戊戌变法之前，中国观察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则徐们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斌椿们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则是郭嵩焘们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