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洛阳的太学生与各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彼此联系，从而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他们对宦官及其党徒进行猛烈的抨击。
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李膺，这个“清议”之风的领军人物。
李膺是当时的名人，当初举孝廉时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任青州刺史，在任期间，纲纪严明，在对鲜卑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令敌胆寒。后来因公事被免去职务，回家教学，弟子千人，凡受到他的赏识，皆被誉之为“登龙门”。举例说明，当时有个人叫荀爽，因为给李膺赶了一次车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足见其影响之大。
李膺在做司隶校尉时，不畏权贵，执法如山。当时有个叫张朔的家伙，担任一个县的父母官，在县里无恶不作，贪婪残暴，民声沸腾。有人会问了，区区一个县令就敢这样？！没办法，他的哥哥是张让，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一个大宦官。但是，偏偏撞上了李膺，一个痛恨宦官的党人。
张朔早就听说过李膺的利害，也怕把小命儿丢了，于是跑到张让家里，藏在了夹壁墙里。以为这下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非也！我李膺是何许人？！胆敢在我眼皮底下搞这一套！破壁抓人！于是，张朔被捕，录完口供，立即就把他杀了。为什么这么快？因为怕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张让闻讯，号啕大哭！飞奔至桓帝架前含冤。桓帝急诏李膺进殿，责问为什么不事前请示，事后汇报，随随便便就把人给杀了！李膺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手，因此从容对答，引经据典，把《春秋》、《礼记》引用一番，而且还抬出了孔圣人：“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就是说，自己这样做是效法当年的孔圣人，圣人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也没错。原来以为只有办事效率低下才有错，但没想到高效办事也有错！如果你们觉得我李膺确实有错，我也没得说，但要宽限几天，等我把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后，我再回来受死，因为这才是我平生的愿望。
这番话说得皇帝也没词了，只好回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校尉有什么过错？”于是让李膺下殿回家了。
从此，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然而，宦官并没有在那里坐视对手宰割，他们在伺机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根导火线就能引爆这个“党锢之祸”的火药桶。
张成事件就是这根导火线。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
并且结交宦官，连桓帝也曾向他请教。他夜观天象，算出来近期将要大赦，于是就指使自己儿子杀人。恰巧被李膺抓到，并要处死，又是恰巧赶上大赦，这下可难坏了李膺，一边是朝廷的大赦诏书，一边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听老板的呢？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呢？
坚持原则！杀！
李膺已经触犯了王法。
于是，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立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将党人罪行公布全国。李膺、范游等二百多人被捕，同时朝廷还悬赏捉拿在逃的党人。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加生气，这不是说我是暴君么？简直是大逆不道！于是找了个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
李膺等人在口供中，故意牵扯出一些宦官子弟，这下可吓坏了那些宦官，急忙请求桓帝大赦天下。“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于是，永康元年（167年）桓帝赦免党人二百余人。将其全部罢官归家，但是规定这些人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经过这次党锢之祸，党人的声望空前提高，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加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公元168年，年仅三十六岁的桓帝驾崩，没有子嗣，那么，谁来继承皇位？皇太后和其父城门校尉窦武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决定传位当时的解渎亭侯刘宏。于是，十二岁的灵帝刘宏即位。
因拥立有功，窦武被擢升为大将军，封闻喜侯，并启用前太尉陈蕃为太尉。新皇年幼，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都对宦官集团极其不满，早就想除掉阉宦。
一次，在朝会时，陈蕃私下对窦武说起剪除宦官的事情，没想到陈窦二人一拍即合！这样，窦武与陈蕃合谋，欲除宦官。同时，窦武还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其中就有之前被禁锢的李膺、刘猛、杜密等人。这些人在窦武和陈蕃的带领下，再一次组成了反宦官集团，准备向宦官集团再次发动攻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太监偷看了窦武给陈蕃的书信，并将事情告诉了宦官集团的首脑曹节，曹节大惊，先发制人，杀掉窦武、陈蕃。自此，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谋反。曹节趁机示意有关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
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的斗争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延续了近二十年的党锢之争以士大夫阶层的失败告终。朝野上下，东都内外，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朝廷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后更是糜烂不堪。灵帝倚仗宦官，贪图享乐，卖官鬻爵，聚敛钱财。宦官另设鸿都门学，来培养自己的党羽。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至此，当时的东汉王朝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东都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
张让，大宦官，上文提到过此人，极受灵帝宠信，被提拔为中常侍，并封为列侯。与宦官曹节等人相互呼应，狼狈勾结，无法无天。当时灵帝在西园建了一处万金堂，将国库中的金钱、丝织品，堆满其中。不仅如此，他还到原来的封地河间买田宅，建楼阁；因为灵帝认为自己出身侯家，比较清贫，还认为桓帝不会理财，不像自己能聚敛财物作为私藏，并把钱寄存在宦官那里。并经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老爸）”。
正所谓上行下效，皇帝尚且如此，那些下级官员自不必说了，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个都放开手脚，大胆敛财，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了聚敛财富的高手。皇上都成自己儿子了，更是飞扬跋扈了。
中平二年（185年），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有诗这样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之宏和耗资之巨。维修工作更是旷日持久，耗费人力物力不计其数。这样大的开支并非在预算之内，突如其来，没有准备。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张让建议皇上发布诏令，大小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洛阳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建议。于是，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灵帝认为张让的主意极好，不仅解决了目前的问题，而且又多了笔收入，于是更加倚重信任张让。虽然大家都知道张让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人家地位显赫，有权有势，各个方面还是有不少人争相巴结，以求富贵。
灵帝在西园开了一个挺特别的铺子——“帽子铺”（官帽专卖店）。有钱的人可以公开到这里来买官职，买爵位。而且在鸿都门外张贴榜文，标出了买官的价格。买个郡太守定价二千万，买个县令定价四百万；一时付不出钱的可以暂时赊欠，等上任以后加倍付款。成千上万的官帽被这样卖来卖去。那些花了钱买官的官吏，一上任当然更加起劲地搜刮民脂民膏。东汉王朝的黑暗和腐败可算到了家了。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河泥。下层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就拿洛阳的底层百姓来说，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只能去吃观音土，更有甚者易子相食，而且相当普遍。但是，当食物链的最底层找不到自己的食物来源的情况下，就会想着如何砸碎这个罪恶的链条。并且付诸行动。
从公元107年到公元184年，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就有近百次。洛阳的民谣唱道：“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好一个“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先是会稽人许生在句章（今浙江慈溪）起兵，没有几天工夫，聚集了一万多人。汉灵帝下令发兵围剿，被起义的农民打败。许生的声势越来越大，还自称“阳明皇帝”。
公元174年，吴郡司马招募人马，联合州郡官兵打败了许生。吴郡的起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更大的武装起义却正在酝酿着。
这就是黄巾大起义。
黄巾起义是爆发于东汉后期的一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史称黄巾起义。为何用黄色呢？这是利用了“黄老道”宗教中的阴阳五行相生或相克的道理。东汉统治者自云属火，即赤德。而上为黄德，火生土。黄色告示人们：受命赤德的汉朝气数已尽，以黄为服色的起义军是应运而起，当取而代之。
众所周知，黄巾起义的领导者是张角。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写的是张角遇到神仙的故事：“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因入山采药，遇一老人，碧眼童颜，手执藜杖，唤角至一洞中，以天书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角拜问姓名。老人曰：‘吾乃南华老仙也。’
言讫，化阵清风而去。角得此书，晓夜攻习，能呼风唤雨，号为‘太平道人’。”
当然，上面的描述应该算作历史演义，但是，张角与弟弟张宝、张梁利用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却是事实。张角用符水治病救人来传道，并且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他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宣传工作紧锣密鼓、自然而然地展开了，于是张角名声大振，太平道大行其道。
根据《后汉书》的描述，张角是“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就是说一开始是教导人从善的，后来变成了妖言惑众。这也不难理解，所谓“成王败寇”，像朱元璋那样起义成功的，历史上没有几个。《后汉书》是记载封建王朝的史书，当然不能将张角说成是“真命天子”。就算是曹操这样的人，在千年后还被骂为“乱臣贼子”，更不用说张角了。
在上面的话中还有另外一个信息。我们不禁会问，像张角这样搞了十年的太平道，官府为什么没有把它绞杀呢？事实上，张角选择用宗教作为幌子是很有政治眼光的。他先麻痹官府，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就是说一开始是教化人民从善的，这样的团体是官府欢迎的，而且行医治病，可以说是个慈善团体，官府是没有理由绞杀的。
朝廷里有一两个大臣看苗头不对，奏请灵帝下令禁止太平道。熹平五年（176年），司徒杨赐曾上书灵帝，请求诛杀太平道，以免酿成后患。但杨赐的书奏没有送达灵帝，因为当时灵帝正忙着建造他的林园，也没把太平道当回事。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太平道同黄老道教有一脉相通之处，而且宦官封、徐奉等人早已成为太平道徒。可见张角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张角向农民们宣传“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均贫富”的口号历来都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且这种用法屡试不爽。因此，广大贫苦群众拥护他，尊敬地称他为“大贤良师”。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大约花了十年工夫，太平道传遍了全国。老百姓不论是信或者不信，没有不知道太平道的。各地的教徒发展到几十万人。因为，人们看到了希望，找到了组织。
张角看到了时势的黑暗，看到了饥饿的流民，看到了吃人的政治，于是他利用它们作为太平道兴起的催化剂，点燃了这场势在燎原的农民起义。张角派出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都设“渠帅”为首领，统一在他的领导下。
张角又亲自到京师洛阳观察政局，并不断地派人秘密搜集情报，寻找最有利的起义时机。最后，他选定了“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为全国各地同时发动起义的日期。同时，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即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
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用宦官徐奉等人作内应，里应外合，攻打官府。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千算万算，算漏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唐周，张角的弟子。在离起义时间还有一个多月的紧要关头，他向东汉政府泄露了起义计划。朝廷立刻在洛阳进行搜查。在洛阳做地下工作的马元义不幸被捕牺牲。与太平道有联系的官兵、百姓千余人遭捕杀，张角也成了通缉犯。张角当机立断，迅速采取措施。“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敕诸方；促令起兵。”大起义被迫在当年二月发动。张角一连写了三十六封檄文，派人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巨鹿的上空，旌旗招展，秀带飘扬，其中三面大旗格外显眼，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
（张宝），一面写着“人公将军”（张梁）。起义军都头裹黄巾作为标帜。号角吹起，杀声震天，黄巾大起义爆发了，他们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豪强。
“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黄巾大起义很快以燎原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各地农民军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涌来，各郡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帝都洛阳。
汉灵帝慌忙召集大臣，紧急磋商，研讨可行性方案。汉灵帝拜外戚何进为太将军，率重兵驻扎洛阳附近都亭。同时在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辕、旋门、孟津和小平津八个险要地方，设八关都尉，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同时派出大批人马，由皇甫嵩、朱、卢植率领，分两路去镇压黄巾军。与此同时，皇甫嵩与宦官吕强还上书灵帝，要求灵帝解除党锢。皇甫嵩还要求把灵帝藏府中的钱和西园中的良马用来充实军力。
解除党锢好说，但是捐钱，灵帝还是有些舍不得，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财产就这样拱手让人，心疼啊！但他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当务之急就是平叛。于是，“帝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