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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南京，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来描述最合适，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很长一段是在南京度过。鲁迅在这接连上过两个学校，分别是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他自己对这段学习生活不是很喜欢，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成绩优秀，而且最后被保送日本留学。江南水师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曾改名为“雷电学堂”，鲁迅觉得这很像是《封神榜》上的名字，后来写文章，专门有过一段议论。周作人在南京待的时间更长，一共有五年，所以他文章中，对于当时的描写就更多，更细致。
一百年前的南京，自然是破烂不堪。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相比，早在一百年前，已经无法比拟。落后从来就不是一天造成的，俄国的彼得堡富丽堂皇，许多建筑都是一百多年前竣工，当时就那个模样，经过一百年风风雨雨，巍然不动，风采依旧。在南京找不到什么百年老屋，我们把这些归结为战争，譬如内战，譬如外患。彼得堡也曾遭受德军的狂轰滥炸，从化学和物理的角度来谈，这座城市受到的伤害要远远超过南京，但是俄国人硬是挺住了，很多厚实的老房子保留完好。石结构的房子经过岁月的考验，其优越性便能充分体现出来，我们的建筑大都是木结构，虽然有看上去很花哨的防火墙，一场大火往往还是烧掉一大片。
一百年前的南京，相对于北方来说，要平静许多。戊戌变法半途而废，北方正在闹义和团，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京此时不在矛盾的旋涡之中，有一种置身于外的平安无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时的北方社会，正好和前些年南方的战乱相仿佛。太平天国给六朝古都南京带来了一系列不太平，南京人在动乱中饱受惊吓。太平军来，攻城，定都，以后清军来，围剿，你攻我守，反反复复，打来打去。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太明白，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清军都驻扎在南京郊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像把钳子，一直对着太平天国的喉咙。这是一种很荒唐的对峙状态，遭罪的是老百姓，太平天国时期，南京的市民根本谈不上太平，小战天天有，大战三六九，曾国藩的湘军最后打下南京，猛杀了一批人，此后几十年里，民间提到“长毛”之乱仍然心寒。
一百年前的南京，太平天国已成往事，毕竟三十多年过去，市民们正从惊惶中醒过来。随着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战乱的创伤成了往事，南京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切都在恢复之中，此时的两江总督是一代名臣张之洞，张是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清末的“新政”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上海虽然崛起，东南大城市的首席位置还暂时轮不到它。南京仍然是东南第一重镇，坐镇在此的两江总督，是一个十分显赫的要员，和别的封疆大吏相比，两江总督不仅是大军区的司令员，还相当于大清帝国的后勤部长，必须源源不断地为清政府提供财政支援。富庶的东南一直是中国政府经济支柱，俗谚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两江总督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辖区的稳定繁荣。稳定是繁荣的基础，疲惫不堪的中国经济想得到复苏，最重要的还是先得稳定。
一百年前的张之洞已经老态龙钟，老并不意味着一定糊涂。张之洞是历任两江总督中，为南京做实事最多的一个官员，南京最早的铁路公路，最大的工厂，第一所大学，都和他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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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谈起在南京读书的情景，说了一个笑话。当时所谓新式学堂里，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讲地理，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样的笑话在一百年前多如牛毛，由此也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南京读新式学堂，刚开始颇有些被人看不起，譬如鲁迅的本名是周樟寿，鲁迅的叔祖认为本族后辈进学堂当兵是不体面的，不宜拿出家谱上的名字，所以就帮鲁迅改名为“树人”，后来很多文章，把周树人当做鲁迅的本名，应该说不准确，同样的道理，周作人的本名是周遐寿。一百年前，新派和旧派尖锐对立，互相看不起。旧派看不起新派，这只是暂时的，新派看不起旧派，却是永久的，而且有一种大获全胜的得意。阅读周氏兄弟笔下一百年前的南京，这种印象尤其深刻。
自曾国藩以后，两江总督的位置，经常由汉人来担当。从表面看，当时的民族矛盾已经不怎么激烈，汉人奴化，满人汉化。男人脑袋后面拖着一条猪尾巴，这是满人给定的规矩，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女人是一双小脚，所谓三寸金莲，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遗产，满人女子并不裹脚。男人辫子女人小脚，这是双方让步妥协的结果，在一百年前，还没有人敢向脑袋后面的辫子挑战，因为割辫子要掉脑袋，要割必须躲到国外去割，在国内，新派人物要想有所作为，只好大张旗鼓地反对裹小脚，于是有了天足会一类的组织。
民族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民间的反满情绪偷偷地酝酿。当时南京的东郊驻扎着清政府的旗营，这些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大兵，作威作福，常常欺负南京居民，一见到有人到兵营附近便吆喝，并且气势汹汹地投石子。这种做法有些荒唐，南京人因此很生气，胆大的偏偏骑了马去兜风示威，鲁迅和他的同学就不止一次这么干过。这么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表示汉人并不害怕他们满人。谁都知道，到了一百年前，八旗子弟组成的绿营兵，吃喝嫖赌精通之外，早没有战斗力，十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以民团和起义新军组成的江浙联军，不费什么事就拿下了南京。
随着帝国主义洋枪大炮一起来华的传教士，成了新派人物可利用的对象，有时候干脆成为有力后盾。教会势力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义和团运动很快不成气候，南京的传教士和教民，度过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气焰与过去相比，没有任何收敛，反而由于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变得比过去更加嚣张和有恃无恐。洋人的特权显而易见，做官的和当老百姓的都得让上三分，在南京街头，见到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到处活动，见缝插针，结果我们今天如果想重温当时的情景，传教士留下的照片和文字便成了最好的证据。
教民的数字显然是被夸大了。为了降服古老的中国人，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使用了糖衣药丸，办了各式各样的救济所难民营，医疗所，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西式洋房成了南京市内最重要的建筑物，这类洋房有的至今保存完好。人们在饥饿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包括打算接受教育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利用了传教士们的善心，他们其中的一些，也许会跟着祈祷，甚至入教，但是真正信教的人，仍然是少数和极少数。大多数教民都是实用主义，只是在吮吸糖衣药丸上的那层糖皮，一旦甜味没有了，便把药丸吐了完事。
现代化的雏形已经开始在南京出现，洋务运动初见成效，金陵机器制造局成为南京最大的工厂，这里生产的枪炮，“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国产货让人不敢放心，一百年前就这样。比较有实效的是修路，修铁路和公路，这些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举。多少年来，水上交通一直占据着主要位置，像鲁迅和周作人来南京读书，就不得不坐船，然后在下关码头上岸。陆路交通的良好前景已初露端倪，沪宁铁路成了一块大肥肉，英国人以极其苛刻的条件，与清政府签订了《沪宁铁路借款合同》。这是一条黄金通道，等到它修好，当年的客运量就达到三百多万人。在今天这样的客运量不当回事，在一百年前，可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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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南京，像个已到了预产期的孕妇，挺着晃悠悠的肚子躺在那儿，等待着阵痛的到来。一百年前的南京，又像一个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弃儿，无援地东张西望，不知道该往哪走才好，夜茫茫，野茫茫，路在何方。未来的一百年里，这座城市天翻地覆，注定要面临许多大事。孙中山将在这担任第一任的民国临时大总统，并由此掀开中国现代史的一页。旧南京将以此为一个重要了断。新的一页和新世纪的到来并不同步，和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中国革命的进程，总有晚一步慢半拍的遗憾，然而慢半拍也好，晚一步也好，历史终究阻挡不住。光阴似箭，一百年算什么，弹指一挥间，事实上，蓦然回首，我们还是为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吓了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