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获得这个实权差遣，按照他老人家的脾气不得把各大州府监狱凿个窟窿？这个真没有。他在任期间没干出什么出色政绩，估计是专业不对口。有料可查的只干了一件大事，还与司法不搭边。倒是王安石调任回京后曾参与了一件司法案件的讨论，案件：“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肋下，立死。”
京城纨绔子弟斗鹌鹑。鹌鹑是种迁徙性雉类猎鸟，羽毛无斑的为鹌，有斑的叫鹑，习惯上混称为鹌鹑。当时京城风行斗鹌鹑，通常一只善斗鹌鹑能给主人赢得不少银子。一鹑主得了一善斗鹌鹑，朋友要借来瞧瞧顺便斗几把赢点银子。想法是不错，但鹑主也不白痴，不借给他。朋友二话不说上来抢跑，鹑主急追之，一脚踢在朋友肋下，导致朋友当场死亡。
案情一目了然，开封府判处鹑主杀人偿命——死刑！
王安石驳回开封府公诉要求，他说：“按照大宋刑法规定，未有经过主人同意拿走鹌鹑属于盗取，鹑主追之乃抓盗贼。虽然意外致人死亡，但应另当别论。”老王认为该案件中有个量刑情节在里面，不应该直接判死刑。从道德角度讲应该是死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乃我中华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法律角度讲，王安石讲的有道理，既然法律有规定，不应该因为道德情结而践踏法律的尊严。
其实，王安石在提点江东刑狱期间，量刑是偏向道德的。
王大人到了江南东路提刑司治所饶州（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在任期间企图以道德感化的方式唤醒罪犯们内心深处的善良，不忍用刑。由此可见，个人主观倾向及道德意识，严重影响中国司法的公平性。王安石干过这事，感觉差不多的，刑法减半，从轻处理。
枯燥的工作完全浪费了王安石的才华与智慧，有种山羊走进猪圈里的感觉，来错了地方。
某日，王大人例行公事，来到官办酒厂检查经营情况。提刑官权力很大，但凡设在地方的国有企业他都有权力监督检查。宋代对酒务垄断，个体户想要卖酒得到官方酒厂进货，否则就以走私论罪处理。老王等待酒厂经理前来汇报工作的时候，闲着没事在办公楼里溜达，忽然眼前一亮，只见屏风上题有小诗：
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惊回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老王的文学水平不是盖的，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的历史，论文学能与王安石比肩而立的找不出几个。这首《题屏》的诗作写得意境洒脱。诗歌讲究思想内涵，甭管语言多么华丽，或者如何堆砌辞藻卖弄写作技术，没内涵无意境，那都不叫好诗。《题屏》写得清丽自然，燕子呢喃声吵醒了做纠结梦的人，第三句“说与旁人浑不解”乃全诗精要所在，说了别人也搞不懂，索性杖藜携酒欣赏风景吧！画面感跃然而出，浑不解的美梦留作引人深思的悬念，携酒看芝山，顺便吃一杯禅意，好诗，好诗！
老王当即问道：“谁写的？”
有人回道：“刘季孙。”
王安石更加一惊，居然是他！王安石不能不能惊，因为时年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刘季孙身份较为特殊。这人是开封人士，祖荫入仕，是个低级官二代。乃父刘平在宋夏战争中壮烈牺牲，刘季孙长大后靠着老爹功绩当了一名武官，时任左班殿直监饶州酒务。头顶低级武官衔，干饶州官办酒厂经理的活，好歹在国企工作，也算事业单位编制。
仁宗朝，文武对立现象极为严重，不久前有狄青的例子。武官一群没文化的大老粗，被文官经常性看不起。刘季孙身为低级武官能写出意境颇高的诗来，自然令提刑官大人刮目相看。
“写得好啊！”王安石赞道，正常检查不做了，开车走了。
老王回到衙门见一群学生持状立于堂下，接过来一瞧，原来是学生们求学若渴，希望能给指派个有学问的官员做教师。王安石乃大学问家，这事儿找他远比找知州靠谱。老王看后，这事儿好办，提笔写道——刘季孙。于是，所有人都傻眼了，整个州府为之震惊。
刘季孙乃一介武夫，焉能教导府学生员？行不行老王比任何人都清楚，刘季孙在王大人的推荐下名声大震。武官兼任文职非比寻常，但想要说就此改了档案可能性不大。文武官职有着极为严格的对立界限，文官可以兼职武官，但很少武官兼任文职，同样文改武容易，武改文只能说是命运的奇迹了。
当然，文改武同样面临极大的道德阻力，没人愿淌这浑水。
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文武双全，欧阳修《卖油翁》中射箭那主儿就他。某次，真宗要从百官中找一位善骑射的陪虏使一起射箭，大家比量比量。陈状元灭了虏使的威风，真宗龙颜大悦，对时任翰林学士的晏殊说：“陈尧咨要是能改武行，授予节钺，加官晋爵，统率千军万马就好了。这事儿你去跟他说说。”晏殊转达了圣意，陈尧咨说我回去问问我娘！母亲冯氏一顿臭骂：要知道你是状元出身，你们兄弟均以文章立朝为臣，改武行那是对家门最大的侮辱！陈状元改武行，阻力巨大，此事不了了之。
王安石不拘一格任命低级武官刘季孙为府学教授，得顶住多么大的压力，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他眼里没有文武对立的成见，是人才就破格提拔，只要他认准的事从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一条道杀到黑。王安石以武官兼文职这事引起了极大反响，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刺激了他的改革意志，于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写下了古今第一长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习惯上称之为《万言书》。
·天下之力生天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费·
王安石从庆历二年（1042年）入仕到嘉祐三年（1058年），弹指一挥，白驹过隙。十六年的宦海生涯王安石多经辗转，从小县长到一省最高司法长官，在地方时间长，在中央工作时间短，一路平步青云混年头。与多数官员有所区别的是，老王见到过帝国最现实的一面，感触良深。政治、经济、民生、国防、司法、商业、文化，诸多方面积弊已深。十六年的政治生涯，王安石好似一架摄像机，用他的诗文记录着宋帝国的生存现状，大宋帝国如同色彩斑斓的泡沫，外表华丽无匹，实际上一触即破。
王安石酝酿在内心已久的改革图强的想法，就在此刻，述诸笔端。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全文九千八百六十五字，从长度上讲算得上古今第一政论文。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初见端倪，兹录几段精华，以飧阅者。
【原文节选】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王安石在开篇阐述了目前宋帝国（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主要说了三个方面。
其一，边境矛盾的严重性。
北有辽国、西有夏国、南有交趾，劲敌环视，对宋帝国造成过很大的伤害，致使大宋的国际地位非常之尴尬，每年要花钱买和平。汉唐也曾花钱买消停日子，但汉唐经过隐忍图强，最后彻底消灭威胁国防安全的势力。不过从今天看来，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直到灭亡也没有这样的壮举，多被后世诟病。
其二，国家财力物力日益减少。
翰林学士宋祁就曾上疏，指出北宋中期严重的财政混乱问题，具体概况为“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有定官无定员，导致官员过多，为平衡一股政治力量而增设新的部门，导致部门工作重叠，致使行政能力低下。军队组成不必细说了，宋夏战争是血的教训。冗官、冗兵的结果必然是增加多余支出。
其三，世风日下，出现了道德危机。
一个以道德管制的国家里，道德出现了问题是社会最严峻的问题，仿佛外表雄伟华丽的摩天大楼没有扎实的地基一样。大厦将倾，只是时间问题。北宋中期的道德问题表现在官员无作为混吃等死，吏员坑害百姓敲诈勒索，商人囤货居奇坑害社会，地主疯狂搞土地兼并，底层人民不忍负重揭竿而起，各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以上充分暴露出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王安石认为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不法先王之政”，社会的发展偏离了祖先的良好政治轨迹。老王是聪明人，他很清楚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进行社会改革的先决条件是要找到一个有力的道德口号，那就是“法先王”，无非是作托古改制之借口。
其后，老王针对人才的选拔、培养、任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主要有“教之之道”、“养之之道”、“裁之以法”、“取之之道”等。特别在“养之之道”提出了高薪养廉的观点，以宋帝国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到。官员是管理帝国的国家机器，他们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房住，可想而知老百姓得是什么生存状态，官员的工资最低起码是“其禄足以代其耕”。
文章快要结束时，王安石才提出他的理财观念。
【原文节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就是发动所有的劳动力去生产天下的财富。这是一个向大自然要财富的想法，是一个通过发展生产以求增加财富的办法，也就是王安石在另外场合所说的“欲富天下则资质天地”的办法。王安石再一次强调了他的理财观念开源。节流固然重要，然而不可能增加财富。拯救深陷财政危机的宋帝国，不单单是重新分配财力那么简单的问题，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财富，以期实现大宋的富国强兵梦。
老王带着一腔热血写下了《万言书》上呈中央，结果泥牛入海，没信了。
究其原因，无外乎三个方面。
老王的《万言书》被保守派概括为有“申商刑名之术”的思想倾向，说他近乎法家，不讲人情。秦帝国是法家思想统治的，迅速统一中国，结果又迅速灭亡。有这么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在前面摆着，含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改革建议，被重视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万言书》中观点倒是正确，但过于笼统，其水平不如范仲淹的《十事疏》，缺乏实际操作的具体办法。
在王安石之前，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也曾上疏，针对三冗积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严格选拔官员，淘汰冗杂、贪暴、懦弱无能的官吏，年老没啥用的强令辞职；停止招募士兵，老弱病残全部离开军队；节省开支，要求朝廷免去针对下层人民的各种苛捐杂税。老包是一狠人，朝野皆知，他的主张也够狠。宋仁宗慑于包拯的威严，简单地答复了下，但终究并未采纳，何况毫无具体实施办法的《万言书》了。
第三方面，就是因为无定志没长劲的宋仁宗的主观意念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在每个阶段都表现得非常清晰：青少年心怀远志想干一番大事业，经过各种挫折到了中年会变得务实起来，奋斗大半辈子到了老年不是被逼所迫谁也不愿意去折腾，那种希冀安稳的保守天性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生活如此，政治上也一样。
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已年近五十岁，执政三十余年，龙体欠安健康状况不乐观，他折腾不起。而且他已经有过一次改革失败的教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累了，也怕了。
一腔热血兜头泼了冷水，老王有些郁闷。不过，在他郁闷时，忽然看到了一丝欣喜：朝廷的调任书到了，也算个心理安慰。在司法系统里工作对老王来说，的确没啥意思，他兴冲冲地打开一看，端的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