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级教授，是我国研究先秦史的几大家之一，堪称古史研究的泰斗人物。他有学问，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扎实的学术专家，是一位满腹经纶而实通的权威专家。一向耿直不阿的邓广铭先生称赞说：“张政烺是真有才！”他的为人治学，令许多同仁敬佩，更使他的学生崇敬。现记点滴小事于下。
教授“中国通史”
开办古典文献专业，按齐燕铭同志指示，这批学生要有扎实的古代文史基础，古代文学基础不得低于中文系文学专业，古代历史基础不得低于历史系历史专业。当初，齐燕铭、翦伯赞、魏建功、金灿然在创办专业之时，对于将古典文献专业设在中文系还是历史系，进行过研究，最后虽然设在中文系，但“中国通史”课是同历史专业一起上，课时一样、教学要求一样，对历史基础知识培养是十分强调的。我记得，当年上“中国通史”课，我们同历史系同年级一个教室上课，最清楚的是历史系同学李讷(毛泽东之女，后因病休学一年)、张岛瀛(后更名张烈，任中华书局编审)，一个是领袖千金，朴实无华，蓝布衣服还打补丁，骑一辆旧自行车，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一个是湘西贫农出身，是个“独眼龙”(放牛为牛所伤)，敢说敢讲，李讷因病休学，他竟说，为什么搞特殊？难道因为是毛主席女儿就可以不守校规吗？“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后来“文革”中遭到批判。)
教授“中国通史”的是一批名师，翦伯赞、田余庆、邓广铭等均授过课，第一个是张政烺先生。张政烺先生学问很深，但在年青学子耳中，名声似不如翦伯赞、邓广铭大。他是一位饱学之师，凡听过他的课的人，都会心悦诚服地敬佩这位老师。
记得在第二教学楼的阶梯教室上课，铃声响后，同学们静坐等老师来。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位高个儿老头，剃个平头，手提一个印花蓝布包，戴着眼镜，笑盈盈地走进教室。值日生喊“起立”，全教室刷的一声齐站起来。张先生还了一躬，双手下压，招呼大家坐下。张先生把布袋放在讲台上，原来是一块印花蓝布包着一堆书和讲义。张先生向四处环视着，乐呵呵地笑着，过了许久，都不讲话。他把包袱打开，翻开书和讲义，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绪论”，然后用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语调说：“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他很有条理地讲着，不停地在黑板上写着，身子紧贴着黑板，手拿粉笔在黑板上写着、画着。待他转过身来，背上、臂上到处是粉笔灰，在那黑色呢制中山装上格外显眼。同学们一见，都会心地笑了。张先生并不知道同学们笑什么，他也“嘿嘿嘿”地笑着，教室里显得格外融洽快活。
张先生上课，很民主，欢迎提问。他经常问：“懂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同学们都明白，一般问题不耽误上课时间，可在下面问，因此问的不多。有一次讲古代图腾崇拜，当讲到生殖崇拜，说到“陶祖”时，有个阿尔巴尼亚学生很调皮，故意站起来问：“张先生：什么是陶祖？”张先生觉得全班有不少女生，不便回答，便“嘿嘿”笑着，说：“就是那个……”竟说不下去。那学生还调皮说：“‘那个’是什么东西？”张先生红着脸，急了，说：“就是那个毬！”旋即感到不雅，改口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外头部分。”弄得全教室的人哄堂大笑。
“再批，我就刻图章去！”
张先生一生潜心学术，不问政治，哪怕天塌下来他也在书斋中耕耘着。他积几十年之功力，在学术界负有盛名，是一位饱学之士，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能解决疑难问题的专家。这一点，在国内著名学者当中，都有目共睹。
记得“文革”中，历史博物馆要重新开馆，中央很重视，请有关的一些专家组织了重新布展、绘图、配说明等。布展好了，开展前，请了一批古代史学、文学专家来观展，并做鉴定。去的专家，既有那些“又红又专”的革命专家，又有一些过去批判过的“白专”学者。张先生也被邀请去了——因为古史研究方面，缺他不可。张先生和一批专家们看布展时，历史博物馆专派一批人随从记录意见。据云，那些“红”专家除讲一些政治空洞话外，没什么意见。张先生每看一处，都提出许多具体中肯的意见，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史实，哪些地方搞错了，直言坦陈，令人信服。例如说到春秋时晋国的首都绛一共八迁，称作绛；此时绛应在何处，怎样搞错了，要纠正。又如首都北京，历史上有蓟、燕京、中都、大都、北平、北京、北平、北京八次变化称呼，此时当指某名而误作某名。又如“西京”，历史上异时异地同名，各种称“西京”的，或长安，或凤翔，或太原，或洛阳，或大同，此处搞错了。又如某器物是祭器、某器物为礼器等，都一一指出其错误来。随同的人们都十分敬佩张先生的才学，听从他的建议和意见，均一一改正了。
“文革”中，毛主席提出要将校点“廿四史”工作继续做下去。根据周总理指示意见，在“文革”中调集一批专家集中到中华书局做这件事。当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专家组织校点，由顾颉刚总其成，成员有郑天挺、邓广铭、张政烺、唐长儒、罗继祖、高亨等先生。这些先生，都是研究古史方面的权威专家。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提两个人：一个是郑天挺，据云只有他通读了“廿四史”，在专家中堪为“通史”专家；一个是张政烺，据云学问最扎实，无论何段历史遇到什么难题，他都会给你讲出一个道道来。难怪主持日常工作的赵守俨啧啧称赞说：“有了张政烺先生，你无论遇到什么难题，都会有办法解决！真是学问根底深厚！”
张先生一向潜心治学，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1959年“拔白旗”时，他自然成了要拔的一面白旗了。当时是大会点名，小会批判，张先生十分厌恶。有一次上课时，张先生一改平时笑呵呵的憨厚形象，气鼓鼓地把书包往讲台上一砸，气冲冲招呼同学们坐下后，愤愤地说：“批，批，批！批‘白专’，再批，我就刻图章去！”这是张先生在同学们面前发泄的不满和抗议。人们知道，张先生精通金石，他的甲金篆文刻章，是海内闻名的，可说是价值千金。张先生挨批后的抗议说明他的耿介和正直，是一位最可敬重的学术大家，他具有敢于反抗的正义品格。他宁可放弃倾心的教学和科研，那种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是何等可贵！这当然是气话；否则，他就罢课了——他还是放不下他的学业和学生啊。
讲授古器物
古典文献专业开设的“中国文化史讲座”，设了一门专讲古代器物的课，叫做《商周的铜器和日用文化器物与礼器》，以便使学生具有对古代器物的基本常识，从而具备研读古史书的一个重要的专业基础。这门课，在古史专家中，能胜任者，非张政烺先生莫属。当时，张先生已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学校去请他，他欣然答允了。
这个课题，虽限于商周，实则包含了上古所有器物的研究。张先生讲课时，对殷周的彝器、食器、酒器、水器、工具、兵器等，细细讲述，对其形态、制度、用途、意义等，仔细讲述；对古书所写的如何理解，亦一一讲解。尤其重要的是对每一种器物，张先生均画出图形，形象直观，并指出古书、词典(含今编词典)中怎么搞错的地方。如盘、匜、鉴、盂、盆、枓等水器，他均一一绘图标识讲解。对于古书或词书中讲错的地方，他也一一绘图讲解，并用最新出土文物加以证明。如《辞海》中一些讲错的例子：觥，《辞海》据旧经画作喇叭形，是错的，陕西白家庄和山西桃花庄有出土实物，为长方形带装饰的饮酒器；乌纱帽，《辞海》画作便幅加两角形，而莫高窟和东魏道像碑有画像，是网纱长圆筒形制；匕，《辞海》释作“羮匙”，是错的，实际古文物出土很多，实为一种取肉器(似尖刀)。耰，旧注释为铲，是错误的，据《农书》中插图和新疆出土实物，是一种碎土平田之器，形似头。《俚语证古》云：“郎头，耰也。破土之器，谓之郎头。‘郎头’合声为耰。”《辞海》解释：“农具名，形似头，用来击碎土块、平整土地。”释义就比较准确(有人说此解释出自张政烺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张先生一讲，大家茅塞顿开，“尽信书”不行，须以实证为据，方能获得真知。
张先生讲课，显示出他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对我们启发很大。他给予我们的，不只是他讲的那些东西，而在于一种科学的读书和研究方法。这是我们一生也学不完的，是我们一生受用的。他的一段题词可作为人们为人治学的座右铭：“真诚求实是为学之本。”
张政简介
张政烺(1912—2005)，字苑峰，山东荣成县人。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和历史学家。1936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任副研究员。1946—1960年任北大历史系教授。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1960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6年专任中科院历史所研究员。1978年当选为古文字研究会理事。1979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0年当选中国史学会理事，1983年当选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对古文字、古代史、甲金文字、古文物等有极深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著述甚丰。晚年任《今注本二十四史》总编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