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名人现象”中最为世人所关注的，是涌现了许多有杰出政治才能的一代伟人，他们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的关头，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和“敏锐”的危机感都特别突出。他们是一群有着深刻洞察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特殊人群。
那么，客家民系的这种“忧患意识”和“敏锐危机感”从哪里来？客家民系有怎样的机制历练并培养他们的伟人？
一、客家儿女星光熠熠
群星闪烁的政治家、军事家
前面已经说过，对客家问题感兴趣的人大概都知道，客家民系中涌现过许多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名人，我们称之为“客家名人现象”。这个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这些名人对历史的影响极其巨大之外，还因为客家总人口与众多名人的比例是不协调的，这就像犹太人虽然只有一千多万，但却出现过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世界级的名人一样，令人深感震惊。
一脸忧思、满怀报国之心的客家人黄遵宪
“客家名人现象”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近现代如群星闪烁一般出现的政治领袖。虽然在其他领域，客家人也不乏杰出者，但总体说来，政治领袖的大量涌现是这个民系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有不少近现代著名政治领袖都与客家有着某种牵连，比如文天祥、洪秀全、孙中山、李光耀、李登辉、胡耀邦、朱德、叶挺、叶剑英等。
其实，最早对客家名人现象进行研究和揭示的人，并不是客家人，而是来自欧美等国的一些传教士和学者，他们以一个外来者的敏锐目光，注意到了以下一些事实：
1.太平天国运动的高层领袖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客家人，他们所制定的官方文书都有浓重的客家人印迹；
2.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也有不少骨干分子是来自客家村落的热血志士；
3.中国现代革命中，同样涌现了许多客家籍的将帅人物，包括不少早已载入史册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改革家；
4.毛泽东所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所走过的路线大多是以客家人居住地为“点”而连接成线的。既然有以上这样一些事实做依据，那么得出“客家人在中国革命中有杰出的政治成就”，亦在情理之中。
既然“客家出名人”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事实，那么最好还是弄清“客家为什么出名人”这样一个命题，其价值和意义会更大，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并且，对于大家认识客家民系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会有助益。
敏锐危机感
“革命”或“政治”的定义，对于一个民系或民族来说，应当是在危机中的一次冲突、反抗或者变革，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它是为了解决危机所采取的必然行动。鉴于此，有的学者便把客家人的政治成就同他们的危机意识连在一起，并且认为客家人的危机意识还不是一般情形下的危机意识，而是很敏锐、深刻，甚至是和这个民系一同生长着的东西，它潜藏在他们的血液和文化中，一有契机，即会爆发出来。
郑赤琰教授在其《“敏锐危机感”与客家人的政治成就》一文中，曾做过如下剖析：观察世界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显赫政治领袖，他们之所以能在危急关头把握命运渡过重重难关，证明他们的危机感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和深重。纵观客家族群所养育的显赫政治领袖，如近现代的孙中山与李光耀，都可说是历经重大危机的领袖。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中所表现的镇定与忧虑，构成了他们人格的主要魅力。孙中山先生在病榻前，仍然不忘中华民族的苦难和面临的险境，留下遗嘱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国内封建旧势力的死灰复燃，病榻前的孙中山愁眉不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山先生一生革命生涯的最好写照，这种深切的忧患意识是同客家民系的历史紧密相连的。
李光耀的例子也很典型，他是大家公认的具有“敏锐危机感”的杰出政治家，在他那本文笔坦诚、忧伤而又气势恢宏的自传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生长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的革命青年的忧患背影，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生命都危在旦夕，环境和家庭的影响使他对危机有特别敏锐的嗅觉。在此后漫长的从政生涯中，保持警惕是他一贯的作风，他甚至公开说，他培养继承人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看他具不具备敏锐的危机感。
二、逃亡与迁徙造就危机感
怎样的人群会有危机感
一般来讲，经常迁徙的民族或人群会有危机感，这就如同野鼠比家鼠更知道囤积粮食并保持对环境的敏锐观察一样。最明显的例证是漂泊中的犹太民族，他们在4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只有很短的时间保持过一个正常的、独立的民族生活。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个民族经历的是流散、迁徙、漂泊，甚至作为寄人篱下的弱者而不断受到其他民族的歧视、迫害和残杀。那种深入骨髓的危机感是时时存在，挥不去也抹不掉的，因为他们在任何一块土地上都是“客”，他们不是一片土地或一座城市的原始主人。如果在生存中不保持一种敏锐的强烈竞争的思想，一个民族就会被别的民族同化、消灭或者赶走。而有了这种敏锐的危机感，他们就会比另外的人群更有竞争力，能够在“未雨绸缪”的情况下，对前途进行认真的思考，一旦发生危机或意外，他们也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犹太人在经历过大的苦难以后，幸运地存活了下来，而那些曾经耀武扬威地企图征服它、驱逐它、流放它的大民族，却在一次次的变故中消失和湮没了。那些曾经傲慢地歧视它、迫害它、屠杀它的大民族也一个个相继衰落下去，而这个看起来总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小民族，却一直顽强地维持着它的生存，保持着它的传统和文化，固守着它的宗教信仰。纵观人类五千年的历史，能在漫长岁月里连续不断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宗教和习俗，能为人类文明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并且至今仍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民族，在今天的世界上实在是寥若晨星。犹太人和客家人就是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民族（或民系）之一。
漂泊中的不稳定因素
客家人的情形跟犹太人十分相似，他们曾经在马蹄和战火的硝烟下狼狈逃生，数次的迁徙使得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如无根浮萍，先是从中原故土流落南方山地，后来又相继漂洋过海定居陌生的异国他乡，或者被政府移民到完全陌生的环境。民系的得名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他乡“客”，而非“主”人翁。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生活的艰辛和民系的存亡始终都是作为头等大事笼罩在他们头顶，因而迫使他们不得不练就一套可称本能的敏锐触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恶劣环境。
迁徙的民族会有危机感，生存环境恶劣的民族同样也会有危机感，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客家人长期居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荒山野岭，尽管不断的垦殖给这片区域带来了人烟和生机，但生存条件的恶劣却是有目共睹。据罗香林先生记述：客家人聚居的南方山岭，宋代以前，多为少数民族等土著居住，他们大量砍伐森林和以火烧山。等到客家人大量涌入此区域以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又未及早植树和改善环境，因此时有山洪暴发，一泻千里，溃决堤防，淹田没舍，淤塞河道，酿成水灾。如果数日无雨，又“旱魃恣睢”，田地开裂，庄稼枯死。“潮、梅二域，水旱灾之惨为各江之冠，而兴、梅、大埔三县，灾情尤甚。”这种变幻不定的天灾和恶劣的地势环境，常常使得五谷歉收，航运停顿，地方治安亦每每受到影响。而粤东北一带的客家聚居地，农产既不丰厚，工矿资源也相对贫乏。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人民富有未雨绸缪的习性，又因其出入必盘山越岭，习苦耐劳，故身体尚称健美，极鲜类似北京、上海一带面带懒容的女人。其外出经营工商的男人，亦能出其智虑以对付异乡气候，和其他属于自然环境的势力。”罗香林对客家居地的环境与人民长相的关系和观察可谓细入毫发。动荡和艰苦的环境除了练就客家人的意志，还练就了他们强健的体魄。
随着客家旧居地人口的增殖和膨胀，资源匮乏的矛盾必然显露无遗，为子孙安全计，客家人自然不会满足和安于痛苦逼仄的现状，进行变革和拓展生存空间必然成为他们的唯一出路。这就像草根从石头底下或者峭壁中间生长出来一样，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突破旧有环境的束缚和制约。
三、“蛙跳式”的移民生涯
优胜劣汰
中原肥美的土地，一望无际的山川河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地域的广阔和文明的发达使历代统治者对之垂涎三尺。历史上，从战国秦汉一直到近现代，战争不计其数。客家人的南迁，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客家先民的成员既非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又非必须服从战争命令的士兵，他们只是一些诗书人家和普通百姓。面对尸横遍野的疆场和金戈铁马的战事，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坐以待毙或沦为奴隶；要么离开故土去寻找新的家园。客家先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们打起背包，拖家带口，走上一条流亡的辛酸之路，前方是穷山恶水之下的迢迢路途，身后是紧随而至的战争、饥荒和瘟疫。
不难想象，这种“蛙跳式”的移民生活会有多么艰难，刚刚住下来，房屋尚未建好，庄稼还来不及收割，又为新的危机所迫而再度迁徙。他们既要关注未知的前方，又要关注可怕的后方，每一次的迁徙都必须经历不熟悉的丛林、沼泽、山地，他们所踏上的完全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接触到的也是陌生的事物和人群。他们既要克服种种天然的恶劣条件，更要排除各种社会压力。特别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及其后长达百年的“五胡乱华”，使得中原呈现一片“人去楼空”的凄凉景象，史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难江左者十六七。”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描述，当时南迁的中原汉人中包括“司豫流人”等不同地域的“流人”，这些流人中有一部分是客家先民；也有一部分是汉民族南方其他民系的先民，如越海系人、湘赣系人、闽海系人等。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说，当时中原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南迁。有的南迁人群因为退缩或迁徙线路不够理想，结果备受异族的蹂躏。有的人群则由于迟疑或行动不够迅速而遭到杀戮，曝尸荒野。
单就客家先民而言，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个优胜劣汰的现实，那些老弱病残者肯定跟不上南迁的速度，因为战争无法使他们行色从容，有的人会被遗落在荒郊野外，其结果必然是饿死或遭虎狼吞噬。有的还会因为不适应新的环境而感染疾病，无法再跟随南迁的大部队。但最终到达南方目的地的人，都是身体强健，敢于面对艰难险阻，果敢决断，顽强不屈，勇往直前的人。换句话说，客家先民的南迁过程也是一次民系内部自然淘汰的过程，民系中最强有力的那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同时民系中的冒险精神和敢于克服困难的勇气也被锻炼出来。
卧薪尝胆
据四川客家老人口述，岭南客家人在向四川迁徙的途中也是备尝艰辛。不过此时的移民比起客家先民的南迁史来，恐怕要“舒服”得多。然而他们一样要面对各种疾病和困难。据说入川的客家人为了不让长时间的步行磨坏脚掌，人人都掌握了一套编织草鞋的本领，一双草鞋磨烂后，就在路边扯下一把草来，编成一双新的草鞋穿上，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迁徙的队伍中来。他们也能及时用草编成“蓑衣”等防雨的工具，因而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随时得到了锻炼。他们还会辨认各种各样的草药，路途中的疾病都是通过随手扯下的一把草治愈的。另外，入川的客家人都知道，把用“蓑草”制成的草鞋和蓑衣焚烧后，灰烬即是止血良药，大能治妇女血崩，小能冶鼻孔流血。从这些小事中，亦能体现客家人的危机意识和应变能力。客家人长途奔袭抵达南方以后，他们发现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地方早已为土著或其他民系所占领，如福建的莆仙平原、九龙江平原就早已为福佬人所占领；广东的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等较为肥沃富裕的地方也都住满了福佬人和广府人。即使是他们到达的第一个栖居地——赣南诸县，也是鄱阳湖平原以外的地区。迫于形势，客家人不得不一咬牙，选择了“逢山必有客，逢客必有山”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出于无奈，也需要极大的胆量和勇气。客家人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劫掠别人土地的想法，而是坦然地面对这些跟中原迥然不同的荒漠山地，那里层峦叠嶂、山多林深、虎狼出没，而且经常还会遇到旱涝、洪水、瘟疫、瘴气。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家园，必须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敢于面对大自然挑战的信心、一种团结互助永不言败的精神。归根结蒂，就是把目前的危机化作生活的动力，做一种卧薪尝胆的磨炼和尝试。
四、战胜苦难 白手起家
孤帆远航
明清以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有一部分客家人踏上了漂泊的征程，他们离开熟悉的陆地向陌生的海洋进发，漂向一些潮湿的岛屿和不是华人居住的地方。这对客家人来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以前的山地文化造就了客家人吃苦耐劳的危机意识，而这次的漂洋过海又培养了他们的风险意识，使海外客家人在从政和经商时，都有相似的紧迫感和对命运的自我把握感。这样的经历不是人人都有的，在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之中，眼前是滚滚的波涛，身后是渐渐消失的陆地，他们在变幻莫测的海洋上，体会着命若悬丝的滋味，船体和生命随时都可能被暗礁或风浪吞没。
这是一次悲壮的历险，无数的客家男子下洋“过番”，他们的妻子和亲人久久地伫立在海边的礁石上，一任海风把头发吹乱，把两眼的泪水吹干。目视着轮船驶进滚滚的波涛之中，消失在茫茫的天际尽头。
孤帆远航，背井离乡，出港的轮船已不可能轻易返航。把海洋征服或者被海洋征服，这都需要用生命去做赌注。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自己不熟悉的“番仔地”。那些热带雨林中的众多岛屿，甚至比赣闽粤山区的自然环境还要恶劣千百倍，客家人有勇气战胜它么？事实证明，海外客家人不仅战胜了自然，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白手起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