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康熙元年(1662)算起，“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在这既漫长又短暂的岁月中，一种新的文化和一种新的人群已经孕育成熟。说它漫长，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起那段往事，即便想起来，也觉得那段历史只跟祖先有关，跟自己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挨不上边的。
说它短暂，是因为“湖广填四川”虽然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但它的影响却深深地烙进了我们的性格，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许多都是移民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
首先，四川人吃苦耐劳的作风没有改变。在移民社会的初期，这种作风被写入族谱、族规，作为金玉良言传诸后代。吃苦耐劳是如此重要，它几乎决定着一个家族能否在新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壮大，关乎一个家族的生死存亡。时间虽然过去那么久，但祖先这种安身立命的警诫之语还像一口警钟，时时在他们的头脑中敲响。
陈世松的《天下四川人》引用过外地人对四川人的几种看法：
广东老板认为，四川民工吃苦耐劳，叫干啥就干啥，从不喊苦喊累，付酬时给多给少不在乎，从不讨价还价。因此，在各省民工中，他乐于招聘四川民工。
部队军官认为，四川兵个头虽小，头脑灵活，能吃大苦耐大劳，打仗时敢冲敢打，关键时刻舍身亡命，不怕牺牲。因此在各省士兵中，他最喜欢带四川兵。
北方农民认为，川妹子性格泼辣，责任心强，勤俭刻苦，任劳任怨，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是养家带口、成家立业的好帮手。因此，许多北方农民愿意娶川妹子当媳妇。
从这些评语里面，我们不难看出四川人祖先的影子。我这里所说的祖先，不是几千年以前那些不真实的偶像级前辈，而是他们的“一世祖”——所谓“一世祖”，就是最先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来到四川的那个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绝大多数四川人在计算他们家族的历史时，都从这时候算起，其中的原因莫非是把四川当成了一个新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来四川，那么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吧。如果仅从世系的角度看，今天的四川人距离“一世祖”不过十几代，当初那种像树根扎牢大地的精神肯定不会轻易丢失。
其次，“湖广填四川”让四川人有一种语言表达上的特殊天赋和嗜好。为什么四川人老是喜欢在某些场合“搬嘴劲”“摆龙门阵”“冲壳子”？这都是移民社会带来的“后遗症”。当初“五方杂处”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用语言去同别的人群交流。在交流的同时，又想通过语言取得话语上的主动权，因此就需要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吃讲茶”的典故，那就是通过讲道理，来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纠纷。这种能力经过二三百年的锻炼以后，现在已经变得炉火纯青。
易中天的《读城记》在说起四川人对语言的偏爱时，以成都为例进行了一番有趣的探讨：成都人为什么热衷于摆龙门阵？一个简单的解释，自然是成都人爱说也会说。“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妹嘴巴狡”。由此可见，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在成都，一般人的嘴巴功夫就算好的了，而又有两种人嘴巴功夫特好，一种是小商小贩，另一种是街头女郎。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么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
过去成都街头最常见的一种吆喝是“卖耗儿药”，你听：“耗儿药，耗儿药，耗儿吃了跑不脱。”见还没有买主，又吆喝：“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闻到死，舔到死，耗儿一吃就变狗屎。早点买，快点买，免得耗儿在你屋头下崽崽。买一包，送一包，保你全家清静睡觉觉！”
成都女子也有小商小贩的伶牙俐齿，比如你一不留神在街上踩了她的脚，她会柳眉倒竖问你：“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去，未必你过不去？”要是她踩了你的脚，说法一下子就变了：“挤啥子挤？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得嘛！”
夜市或自由市场，成都的生意人爱拿个大喇叭筒，站在自家店铺门前或摊位跟前，扯开喉咙招揽顾客。卖衣服的喊：“人是桩桩，全靠衣裳，来看来买，进口面料，港台花样！”卖皮鞋的嚷：“大哥大姐，叔叔孃孃，跳楼大拍卖啦，快点来买快点来抢，买得多划得着哟，不买你要吃后悔药！”而其他城市或地方的情景，则要逊色得多。同样是做生意，北方来四川卖大饼的东北人，就只会守着个摊位，傻里傻气喊：“大饼——大饼——”看他那样儿，实在怪可怜的。
小的时候，我父亲有一句口头禅，对我一生影响甚深：“吃不得，你就该死；说不得，你就该输。”我父亲是广东入川移民后裔，他总结生活规律没有孔夫子“食色性也”的高度，却也充满哲理。在他看来，言说和带兵打仗一样，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你嘴上功夫不行，当然就只有败下阵来。有一个时期，我曾经仔细咀嚼过父亲留下的这两句格言，我想，他一定是从祖先那儿偷来的，或者是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由于四川人把嘴上说话的功夫上升为一种生存哲学，所以他们就比较留意生活中能“说”的素材。听四川人摆龙门阵，内容包罗万象：“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林文询《成都人》)如此场景我们一定是经常见到：街头蹬三轮车的四川苦力，趁中午顾客稀少，坐在梧桐树下的街沿上，大谈特谈克林顿拉链门事件，说莱温斯基如何如何。话题一转，又说到美国总统，说到伊拉克战争，说到“傻大母”在家乡的一个地窖里如何被美国兵抓捕。这样的国际大事，当然得从报纸上捡来，否则你怎么能在七嘴八舌的言说中抢到话头？
四川的报业比较发达。尤其是成都，大大小小各种日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企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由于四川人需要海纳百川吸取各方面的言说素材，所以四川人看报，并不拘泥于本地外地。在一般的报栏前面，也没有“本地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同时展出。
四川还有一个语言上的特殊现象，属于移民社会的残留物，那就是新的方言会不断产生。
在旧的环境中，各省移民从故乡带来的方言特别丰富，单说对父亲的称谓，就有“达”“阿爸”“爸爸”“阿爷”等。那么随着移民们的相互融合，更多的新词汇将被创造出来，而且这种创造充满了灵感，充满了时效性和及时性。
比如前些年四川球市火爆的当口，一个名叫“雄起”的新词被创造出来。什么叫“雄起”？雄起就是跟“雌伏”相对应的一个词语，字典里没有，但四川人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自创。近些年，又有诸如“脑壳有乒乓”“水场合”“拉豁”等词语产生，关于四川的时效性方言，由叶的《来路不明的夜晚》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我的朋友安妮爱说话，被称作“话王”。可是她在几年前去了青岛工作，于是不停地抱怨在那里无话可说——无有趣的词汇可说，并隔三岔五就打来电话询问：最近成都流行说什么？这个时候我总会向她炫耀一番。
成都的流行语翻新快流行面广，渗透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流行事物。那些贴切有趣的言语出没于茶馆麻将桌和迪吧里，使这个城市如此喜欢并且善于表达。
例子很多，比如前些年流行的“踩扁”，就是说，如果全兴队0比5输给了申花，那全兴就是被申花给“踩扁”了；打麻将输得精光，也是被“踩扁”了。想想被踩得扁扁的样子有多惨！还有“比牙齿白”：警察要罚款时，得和他“比牙齿白”；回家晚了，得和老婆“比牙齿白”。这是用调侃的话来比喻一个是训人训得白牙花花，一个是赔笑赔得不敢闭嘴。
四川的流行语有时代感。以前形容谁脑子转不过弯，就说他“脑壳有包”，现在说他“脑壳有千年虫”。一个厂快撑不住时，叫它“垮丝”了，就像一枚用久的螺丝钉，丝被磨光了的样子。一个江郎才尽的人也算“垮丝”，反正就是不中用了呗。
在成都的流行语里，“绕粉子”是最有生命力的。十年前，朋友安妮还是“小粉子”时，这个词就在男生中流行着，直到现在，经久不衰。
“绕粉子”是北京的“泡妞”、广州的“抠女”的同义语，粉子指绝色女子，在这样的女子身边绕来绕去耍点小花招，远比泡妞抒情，比抠女轻松。
如果没有“湖广填四川”五方杂处的方言基础，成都这座城市也不可能有如此蓬勃的语言创新能力，四川人也没有对语言的特殊嗜好，更不会出现“说不赢你就该输”的“蛮横”哲学。
“湖广填四川”影响到现代四川人、四川文化，除了上面提及的吃苦耐劳、善于言说等方面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于“吃”的坦然和热爱。移民们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创业，白手起家，丰衣足食。这时候田也有了，房子也有了，钱也有了，那么接下来该干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吃吧。
四川的“吃文化”或“饮食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名目繁多，推陈出新；二是极端的平民化。这都跟“湖广填四川”分不开。你想呀，湖广人有湖广人的一手，江西人有江西人的一手，广东人有广东人的一手，陕西人有陕西人的一手，贵州人有贵州人的一手……大家聚在一块儿，自然会形成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推陈出新的这么一个文化竞争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