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的开创者并非当地的希腊人，而是来自海上的克里特人和其继承者迈锡尼人。克里特人生活在克里特岛上。克里特早在约公元前2000年就出现了国家，曾建立过辉煌一时的米诺斯王朝（因克里特国王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米诺斯而得名，所以克里特文明又被称为米诺斯文明）。不过，随着原住在多瑙河、顿河一带的迈锡尼人南下来到克里特岛，希腊文明步入了迈锡尼文明时代。
迈锡尼文明也没有延续太久。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另一支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依靠铁质兵器的优势，入侵并毁灭了希腊半岛上已经相当繁荣的迈锡尼文明（尚缺乏考古证据证明这个论断），许多城市被洗劫一空，希腊的人口锐减，文明大幅度倒退回到了原始状态，希腊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据推测，与以色列人一直打斗不休的非利士人就是被赶出希腊半岛之后流浪到迦南的迈锡尼人。我们熟悉的荷马史诗，描述的就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事情，所以这一时期又称“荷马时代”（公元前1200年至前800年）。
公元前6世纪，希腊半岛已经度过了漫长的黑暗时期。黑暗过后是黎明，伴随着世界第一缕民主的曙光，希腊半岛步入了古风时期，二百多个点缀在希腊半岛之上的大大小小的城邦，开始微露光芒。我们所熟知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三贤，由于这些巨匠的诞生，也成就了希腊作为哲学圣地的地位），奠定西方史学基石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我们从小就崇拜的作家伊索（估计很多人小时候就是在听他的龟兔赛跑、乌鸦与狐狸等故事中进入梦乡的）等都正活跃在这个时期的希腊半岛之上。
在希腊的众多城邦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两个是斯巴达和雅典。
生活于希腊半岛南部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人传承了祖先的尚武传统，全民皆兵，男人基本上都是终生服役（从七岁直到六十岁）。当然，能够活下来就算幸运了，没什么可抱怨的，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就因为体检不合格而被喂狼。相比斯巴达，希腊半岛北部的雅典，其统治形式更加民主和宽容。如果说斯巴达建立的一套民主政治还带有“专制”的烙印，那么雅典的民主则是希腊民主政治的典范，属于以公民权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百姓才真正有了说话的权利，成为可以左右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公元前594年左右，梭伦任雅典的首席执政官，当时雅典的政治体制仍掌控在少数贵族寡头手中，穷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属于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作“六一汉”（只能获得收入的六分之一，其余要交给“东家”）。为了改变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公，梭伦在希腊半岛上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颁布了“解负令”，取消了长期压在百姓身上的各种税费，并且明确此法律“一百年不会变”（我国改革开放“一百年不会变”的政策不知是不是也借鉴于此），解放了世代为奴的百姓，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了整个希腊社会的文明进程。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民主而努力。那么，什么是民主呢？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希腊半岛上的人们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民主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绝对的王权，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人们都可以畅所欲言，并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而有权挑战任何人！这与东方几千年以来形成的专制体制大相径庭。古老的东方统治者，大都采用专制手段，强迫臣民无条件地服从于君主，而这极大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培植了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奴性和虚伪，严重禁锢和制约了曾经最早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东方的前行。
希腊文明也有自己的宗教，但这种宗教与埃及、两河流域等宗教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以及两河流域的宗教都围绕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神而展开，人只是神的仆人，犹太教更是将人置于上帝的奴仆和罪人之下，哪怕触犯一点儿上帝的尊严，都会受到残酷的惩罚！东方的神实际上远离了人们的生活，高高地凌驾在人们之上。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希腊诸神，则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他们或她们都健壮、美丽（即使残缺如断臂维纳斯，仍让我们为之赞叹和遐想），充满阳光。可以说，正是希腊文明才使得人类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世界万物中最伟大的物体，正是希腊人庄严地第一次喊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所以希腊文明也就注定了要比以往任何文明走得更远！
还是让我们回到吕底亚吧。
生活在希腊文明圈里的吕底亚人与希腊人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吕底亚不仅是希腊与东方贸易交流的中转站（据考证，吕底亚王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货币和最早为商人提供旅店的国家），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吕底亚王国当时实际上是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城邦的老大（宗主国）。
但这个老大面对更强势的居鲁士就黯然失色了。
公元前546年，居鲁士率领的波斯大军攻陷了吕底亚首都萨第斯，吕底亚国王克罗索斯被活捉。波斯人就此打通了入主爱琴海的道路，同时也打开了希腊城邦的大门。这是东方势力第一次染指地中海北岸。吕底亚就此成为继玛代之后被波斯人降伏的第二个大国，波斯人距离帝国梦想成真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亚洲人第一次站到了欧洲门口，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直接碰撞即将上演。
征服吕底亚之后，居鲁士高歌猛进，采用武力相继征服了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不过，居鲁士并没有蹂躏这些被征服的地盘，而是给予他们自治权。居鲁士的宽容政策，很快获得了被占领土上百姓的认可。也正如此，几乎在所有被居鲁士征服的地盘上，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反抗浪潮，这也使得居鲁士和他的波斯大军得以无后顾之忧地转头向东进一步开疆拓土。
从公元前550年到公元前540年的十年间，波斯帝国的疆域进一步向东扩展，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和现在中亚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查克隆提河畔（另一个欧洲牛人亚历山大其实并没有比居鲁士走得更远），并且还在那里建筑了著名的“居鲁士城”。
三大高手中，波斯灭掉了西亚的玛代、吕底亚两大强国，只剩下一个巴比伦王国还在苟延残喘。
被遗弃的耶路撒冷
看完了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生活，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浩劫之后那些“有幸”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一片废墟之上的生活吧。
耶路撒冷沦陷后，犹大沦为了巴比伦的一个省。统治犹大的第一位省长是基大利。在以色列考古中曾出土过一个印章，上面刻有：“属于基大利，他是管治内阁的。”按考古学的推算，时间约是公元前586年大毁灭期间。由此来推断，在西底家统治期间，基大利应该是西底家统治时期王宫内的一员大臣。
耶路撒冷既已被毁，基大利将在米斯巴定为犹大的新省都。作为耶路撒冷的父母官，基大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留守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吃饭问题。
耶路撒冷遭劫后，犹太人大部分被作为俘虏押往巴比伦。但仍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继续在圣殿的废墟旁守候。与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相比，似乎他们应该是幸运的。而事实上，巴比伦人的反复掠夺，使得耶路撒冷的上层精英丧失殆尽，留置在耶路撒冷的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以及一些没有任何技能的穷人，稍微具备利用价值的犹太人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就被巴比伦人作为战利品带走。《旧约》中称这些留下来的犹太人为“民中最穷的”，除了指他们物质上贫穷外，还指他们没有什么技能，只能耕种田地。
但即使具有耕田种地的本领，可面对荒废的家园和烧焦的土地，哪里还有地方让你耕作呢？经过侵略者铁蹄的践踏，犹大地已经近乎是一个地狱，到处是被蹂躏后的凄凉景象。考古发现也证明，巴比伦人对犹大的毁灭遍及全境，不少城邑显出当时被焚烧的迹象。而耶路撒冷作为犹大地的都城，损毁尤甚，整个城市呈现一片凄凉景象，犹太人苟活于残垣断壁之中。
《旧约·耶利米哀歌》描述了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被毁时触目惊心的情景。诗歌作者耶利米显然是一位耶路撒冷蒙难的目击者，这座城市毁损前后的光景对比如此强烈，以至于令他哀号痛哭：“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的，现在成为进贡的……”“黄金何其失色！纯金何其变色！圣城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
领导这么一块破落土地上最穷苦的人，而且还担着个“犹奸”的名声，基大利这个省长不好干。
不过，基大利很快就不需要再为之操心了。任职省长仅两个月，他便遭刺杀。刺杀基大利的是昔日的王室成员以实玛利。刺杀成功后，以实玛利及他的随从逃往亚扪。在逃跑的时候，以实玛利挟持了一批人质，包括西底家的女儿，基大利曾受托照顾她们。当时，基大利的军事将领约哈难发现了以实玛利的暴行，立马穷追不舍，并最终在基遍追上了以实玛利的军兵，解救出了人质。但不知什么原因，以实玛利及其八位随从毫发无损，还是安然逃到了亚扪。
在以实玛利发起的政变中，不仅杀死了基大利，巴比伦任命的多个政府官员也惨遭不幸。作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之一，约哈难眼见“领导班子”损失惨重，怕无法向巴比伦交代，就不顾先知耶利米的反对，丢弃耶路撒冷不管，裹挟先知耶利米逃往埃及。
关于耶利米先知和进入埃及这一批人的下落，《圣经》以及别的史料没有任何记载。但可以肯定的史实是，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亡国之后，除了被掳去巴比伦的人之外，另有相当一部分人逃亡到了埃及和非洲其他国家。21世纪在埃及南部的象岛地区，发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考古资料，被称为《象岛古卷》。这些文献证明了在埃及尼罗河象岛地区，曾住有不少从巴勒斯坦来的犹太人，他们在象岛上建立有与耶路撒冷圣殿相类似的圣殿，敬拜神“耶和”。这也证实了在犹大亡国之后，确有一批犹太人逃亡来到埃及定居。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犹太人不仅被掳入巴比伦，很可能还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循着耶利米先知同样的路线，进入了埃及，甚至流散到非洲内地。今天，以色列国内那些“法拉沙人”，也就是黑色犹太人，虽然自称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裔，但也不能排除这些人是逃亡到非洲的犹太人与当地黑人土著结合后遗留下来的后裔。
波斯人解放了巴比伦
锡安山上的第一圣殿毁掉了，但犹太人心中的圣殿反而建立起来了。
国破家亡之后，犹太人痛定思痛，虽然生活在外族异教的统治下，但并没有受到异教沾染，他们摒弃异教的诱惑，排斥周围社会的淫荡风气，更加虔诚地敬拜自己的上帝。他们坚信很快就能重返家园，再建圣殿，回到昔日的好时光。当然，仅仅凭借犹太人自身的力量要让回家的梦想成真，几乎不可能。犹太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借助上帝的力量来拯救他们这些特选子民。
随着波斯人的崛起，犹太人似乎终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作为巴比伦的对手，居鲁士几乎成为了上帝派来解救犹太人的救世主，每当传来波斯大军的捷报，犹太人就好像听到了自己的军队打了胜仗一样庆祝。在他们心目中，波斯的居鲁士将会是帮助他们摆脱囚徒身份的解放者。
公元前562年，也就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二十四年后，尼布甲尼撒去世。伟大的巴比伦帝国与伟大的尼布甲尼撒是一体的，随着他的离去，巴比伦的荣耀也迅速黯淡失色。尼布甲尼撒死后，他的儿子亚美玛尔杜克承继他的王位，但这位生不逢时的国王仅仅过了两年帝王的瘾就驾崩了。据《旧约》记载，正是亚美玛尔杜克将犹大国王约雅斤释放出狱的，并且安排这位被废的王在巴比伦宫中享受了特殊关照。
亚美玛尔杜克之后，巴比伦王宫经过了各方钩心斗角的一番争斗，你上我下，六年中八个国王被废，其中两个被杀。公元前556年，巴比伦的末代君王拿波尼度登上了王位。拿波尼度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他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56年到公元前536年。这位拿波尼度国王登基的时候年岁已经很大，由于精力和体力的原因，他立自己的儿子伯沙撒共同执政，于是就出现了巴比伦的末代君王父子。
内乱不止，外有强大的波斯压境，这就是公元六世纪的犹太人所生活的巴比伦的现实写照。
公元前539年，巴比伦民风日渐糜烂，多种势力都表现出对拿波尼度父子的不满。居鲁士此时已经平定了周边，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放眼望去，只有一个巴比伦还摇摇欲坠地立在那里。于是，他开始着手解决最后一个挡在他面前、已是日薄西山的巴比伦。
关于波斯人是如何打垮巴比伦人的，有多种说法，有内应打开城门说，有挖断河水说等，不论方式如何，战争的结果不出所料，如日中天的居鲁士大获全胜，拿波尼度父子成为了波斯人的阶下囚。居鲁士昂首阔步踏入了巴比伦城。仅兴起八十八年（公元前627年到公元前539年）的新巴比伦王国，就这样如流星般在短暂辉煌之后消亡了。巴比伦的繁华，巴比伦的奇迹，巴比伦的高墙铜门和它的“空中花园”都成为了历史，变成了波斯王居鲁士炫耀的资本。
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作为侵略者的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城时，竟然受到了巴比伦百姓的热烈欢迎。当然，最响亮和最真挚的欢呼声来自犹太人，对他们而言，居鲁士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者。
征服巴比伦后，居鲁士终于踏平了通往帝国之巅的最后一个障碍，其控制的领土范围，也超过了历史上之前的任何君王！
随着波斯统治两河流域，三千年之久的美索不达米亚自治也就此宣告结束。从此之后，曾经创造出人类最早灿烂文明的两河流域诸民族，将会在一个又一个外来民族的统治下，慢慢丧失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逐渐沉沦和消亡在历史之中，再也没能绽放昔日的光辉！
直到今天，两河流域仍是强权随意践踏和蹂躏的多难之地。
回归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