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谓的家庭问题，就是指我一丝不苟的老会计父亲1957年对单位领导挥霍公款吃喝提出意见被报复性地打成右派，关进监狱，服刑中又因抵制非人待遇罪加一等，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1962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堪重负的劳改使极度营养不良的政治犯们接二连三地死亡，也因营养不良而全身高度浮肿、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因而被释放回家，交地段街道办事处劳动管制。
由于父亲的工作单位在外地，母亲得以对年幼的我们隐瞒真情，邻里更不知我家有个劳改犯。父亲回家以前，尽管不时见母亲将家里稍值钱的东西送进当铺，也没多想，认为那些旧玩意儿反正多余，日子依旧过得无忧无虑。
1961年，我小学毕业考初中，填写招生履历表时，舔犊情切的母亲让不知底细的我照常填写了父亲原先的工作单位和职业，隐瞒了父亲的“反革命”身份。我就读的中山四路小学当年只有几个报考重点中学重庆六中的名额。填写报考志愿时，老师对全班进行了告诫：“要充分估计自己的成绩水平，不要只填好学校，小心落榜！”听后，我心有余悸，不敢高攀，老老实实地填上了我校的对口报考学校曾家岩中学。班主任邵荣生老师看了我填写的志愿表后，问我：“你爸爸妈妈会同意你读曾中？”还未等我开口，马上用钢笔将我填写的“曾家岩中学”划掉，改成了“重庆六中”。我担心地对邵老师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邵老师很有把握地说：“没问题，你成绩这么好，肯定能考上！”果然，我考上了重庆六中。而与我家同住一幢宿舍楼同年级的伙伴李德芬虽然成绩优异，却因在履历表上写了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同学骆振坤因写有母亲是右派，全都落了榜，她们只得去读民办初中。但凡履历表上写有家庭“问题”的其他同学也都没有考上初中。因而，我至今感谢母亲当年义无反顾地为我遮风挡雨，让我暂时躲过了血统论的荼毒！
父亲回家后真相大白。1964年中考，我在履历表上老老实实地填写了父亲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地落榜了。我中考落榜让全家笼罩在阴云中，尤其是母亲心情更加沉重：
这预示着四个儿女都会因为家庭问题遭受失学之灾！想让孩子们上学，就只得与反革命丈夫断绝关系。
我父母之间感情甚笃。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关进大牢五年，母亲一直等待着父亲回归；父亲被释放回家两年来，母亲受尽当反革命家属的羞辱也毫无怨尤。父亲回来前几个月，母亲的工作单位重庆市邮局的光荣榜上，赫然贴着母亲当选重庆市先进生产者的大照片，写着一大堆介绍先进事迹的文字。父亲回家后，母亲先进的光环立即褪尽。由于父亲的牵连，母亲被撤销了所在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和党内职务，调离要求政治可靠的原科室，闲置一旁干杂务。父亲定期接受街道办事处审查训话时，也通知母亲陪同听训。
母亲默默地承受着工作单位的处罚与精神上的折磨，与父亲依旧相敬如宾，丝毫也没产生与父亲分手的念头。然而，为了儿女的前途，1964年9月，父母被迫离婚，父亲独自离开了家。一个月后，无路可走的我远赴大巴山当了知青。
孰料阶级路线“天网恢恢”，父母的牺牲完全是徒劳的！1965年7月，成绩优异的弟弟小学毕业考初中，履历表上如实填写了家庭情况，仍然步我后尘，照样落了榜！令人更加束手无策的是1965年教育部门收回了民办中学自主招生的权利，与公立学校执行同样的政治审查标准，民办中学也不准接收任何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连民办中学也不要的未满13岁的弟弟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少年”。学校开学后，大街小巷中，仍然游荡着众多年幼的“黑五类”失学少年。街道办事处害怕大家在社会上惹是生非，便把我弟弟他们召集起来，收取学费，让几个落榜中学生随便讲点课，美其名曰“街道夜校”。
这样折腾一段时间后，黔驴技穷的街道办事处被搞得焦头烂额，不得已，当局才让民办中学把弟弟他们收留了。
弟弟落榜后，忧心忡忡的母亲再从家庭问题深挖根源。为了争取儿女受教育的资格，母亲还能想到的办法，便是让我们四姐弟更改姓名，与“反动”血统完全脱离关联。母亲给已下乡的我寄来单位出具的证明，让我改随母姓，名字由郑畹兰改为夏先争。从此，我彻底“改头换面”了。
说实话，在我心里，真希望与反革命父亲没有任何关系。自从父亲劳改回家，被街道办事处指定在我们重庆市邮局家属区里打扫卫生以来，我家的好日子就被彻底颠覆了。
欢笑离开了原本温馨的家，我们戴着“反革命子女”的紧箍咒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每当我放学走进家属区，心情立刻变得阴沉，只要听到有人叫喊“反革命”，便会加快脚步逃回家。课间闲聊，只要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家里的天伦之乐，我都会默默走开，我不光搭不上言，更害怕别人问及我的家庭生活。开始，班里没人知道我家的情况，自从在全校高、初中毕业生下乡动员大会上，班主任将我作为成绩好、出身不好的典型让我上台表态，并在我自拟的发言稿中替我添上“我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我一定要与他划清界限”
的字样让我当众宣读后，我的家丑在学校曝了光。此后我每逢走在校园里就会很不自在，总觉得人人都用鄙夷的目光盯着我。
学校的革命教育已深深地刻进我的骨髓，使我一直怨恨父亲。那两年我对父亲说话不仅吝啬“爸爸”二字，还不时对父亲冒些不恭敬的言语，把这种对长辈不尊敬的行径视为“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并把父亲在生活上对我们的关心体贴荒唐地看做是“反动派拉拢腐蚀下一代的惯用伎俩”。父母离异让我如释重负，我终于不再直面反革命，不再那么“黑”了！如今，我与生俱来的姓名已彻底改换，在我心中，父亲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熬到下乡的第八个年头，进入1971年下半年时，披着知识青年外衣的我几乎知识殆尽，被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地道山民。我对前景已不存任何奢望，准备在贫穷、落后、闭塞的大巴山区一如既往地度此一生。
突然，传来要在知青中招工回城的消息，这石破天惊的喜讯激动着渴望回家的每一位知青的心。随后，公社下发个人履历表让我们填写，以备招工审查用。一张十分钟就能填好的履历表却让我好几天都不能完成。问题仍然出在填写“家庭成员及政治面貌”
这个致命的弱点上。我绝不能再像当年升学那样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1964年考学校，实则考出身；八年之后招工，照样是招出身。尽管我下乡后曾担任社办茶场副场长，撤场插队后又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表明“脱胎换骨”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且母亲又是共产党员，但我心里非常清楚，只要父亲的情况在履历表上表述不当，我就没有调工回城的可能。
一筹莫展之际，我去找同一公社插队的知青朋友卢晓蓉大姐讨教。卢晓蓉是爱国实业家、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长孙女。1965年，因为爷爷的“问题”，这位当年巴蜀中学的尖子生被学校作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典型高考落榜。而卢晓蓉却是听党话、跟党走的典型，带头下了乡。我曾祖父郑东琴曾是重庆民生公司董事长，与卢作孚先生志同道合，情深意笃，数十年如一日，我因此对晓蓉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信赖感。深受血统论迫害的晓蓉姐与我惺惺相惜，冥思苦想后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在父亲情况一栏只写“已与母亲离婚，与家庭无任何联系”，其他情况一个字也不写！”多妙的表述呀！既没隐瞒家庭情况，又开脱了与反革命父亲的一切关系！让我一阵惊喜，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履历表还要求填写“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这也是件让人费神的事情。亲戚们与我家“黑”得几乎是半斤八两。唯有七叔，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然而由于父母离异，这面鲜红的大旗已不能用来遮丑了。我母亲出身地主家庭，舅舅们的出路可想而知。读旧学的大舅崇尚孔孟之道，为人忠厚善良，有一副菩萨心肠，经常用开酒作坊挣来的钱接济贫穷的乡邻，口碑很好。即使土改后，村民们仍成群前来，心甘情愿地帮助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大舅妈耕田种地。大舅一家总用最好的酒肉饭菜款待大家，其乐融融，也因此招来横祸。1955年，大舅因“拉拢贫下中农、腐蚀贫下中农”等罪名遭逮捕，押送新疆劳改。毕业于四川大学的二舅有很好的学识，1949年前曾任督学和成都省立中学校长。但因其间当过剑阁县县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历次运动没有少吃苦头，“四清”运动时被遣返回永川老家农村监督劳动。（外公1933年病故，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如果把这些写进履历表，调工回城哪有可能？
父系亲戚当然不会往履历表上填了，也实在没有可写的。我爷爷作为长房长孙，师专毕业后便回到永川县城老家管理家族的财物和田产，同时经营布庄和酒精厂，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赶下乡管制劳动，1955年病逝。当财务科长的四叔（按家族排行，四叔、七叔是父亲亲兄弟）1957年被错划右派由东北遣返原籍，妻子离他而去，无处安身，带着四岁儿子来到重庆南岸清水溪曾祖父家栖身，在就近农村监督劳动。积德一世的曾祖父在“文革”来临前病逝。“文革”中，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小将对资本家的遗孤毫不留情，抄了曾祖父的家，拿走了所有物品，强占了那幢两层楼的小院，将年迈的曾祖母及伺候身旁的二婆（曾祖父的二儿媳）、四叔父子等全部赶出了家门。还多次把曾祖母、二婆和四叔拉去挂上“黑”牌、脱光鞋袜、赤脚站在炭渣上或跪着进行批斗。遭受如此变故和打击的曾祖母受尽磨难后离开了人世，二婆后来精神失常。繁重的农活及“文革”猛烈的批斗已让戴着右派帽子的四叔看不到出路，加之受到严重胃疾折磨且无家可归，四叔绝望了。
他不愿继续成为亲人的拖累，丢下年幼的儿子离去，至今下落不明（其后，单位前来为四叔平反，仍没找到人）。重庆大学会审系毕业的姑妈和姑父因家庭出身问题历次运动均受牵连。姑父因地主家庭出身，且1949年以前就在重庆民生公司财务处当会计，从1951年起，每次运动都被清查，难以过关。“文革”中不仅抄了他们的家，还把在银行工作的姑妈赶到北碚乡下劳动，把姑父关进由荷枪实弹军人把守的“牛棚”。这样的亲戚们，别说无须填，就是当写的，我也得抹去呀！
社会关系一栏是不能空白的，只有找个远亲替代。与我家往来密切的三外公（外公的三弟）一家在我看来是最相安无事的。没想到有一天夜晚，三外婆提着一大包东西匆匆来到我家，与我母亲窃窃私语。过后得知，一个远房亲戚带着一个同乡来重庆，找到她家投宿，同乡恰巧曾是租用三外公家土地的农户，这让三外婆大吃一惊。因三外公从读中学起，直至北京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丝厂工作，从未管理过田地，老家分给他的那份田产一直挂在三外婆头上。土改时，不仅给三外婆划了个地主成分，还令三外公回乡管制劳动。重庆蚕丝公司得知三外公正是他们稀缺的专业人才，前往要人，后经单位书面保释，才得以自由，到该公司工作。
随后，师范校毕业的三外婆悄悄来到重庆，曾在幼儿园和多所学校任教。逃亡地主一旦押回原籍，除没收全部家产外，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往往让人难以承受，致死者也不在少数。三外婆每每想到那些曾经耳闻和发生过的可怕场景就不寒而栗。她除了好菜好饭款待客人外，临走时又送了厚礼。来人虽表示回去后绝不向外人泄露三外婆住址，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如此紧张的年代，谁敢相信一句口头保证呢？三外婆从此心神不宁，将家里的细软分散到几户亲戚家暂存后，仍然不断做着被捆押回乡的噩梦。其后搬了家，没告诉邻居新住址，方才静下心来。这些写进履历表也不合适呀！
挑来选去，即便六亲不认，还是左右为难。最后，我只好在履历表社会关系栏填写了一个舅舅，他是三外公的儿子。舅舅南开大学毕业后在武汉钢铁公司当工程师，本人没有“政治问题”，舅妈是工人出身，只要不深究，可望蒙混过关。其实，当年填写履历表时，不光我如此，许多人都会在社会关系栏选择性地填几个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领导干部等头衔，能给履历表带来“政审”优势的亲戚，而避免提及有政治问题者，以免引火烧身。
当我自觉天衣无缝地填完履历表时，吃过血统论大亏的邓鹏却立即敏锐地捕捉到我政治疏忽的蛛丝马迹：“曾用名郑畹兰，姓名又是夏先争，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家庭出身肯定有问题！”“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儿？！”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复思量后，找来小刀，将曾用名一栏的“郑畹兰”三个字小心翼翼地刮掉。还好，履历表的纸没被捅破，名字也完全看不见了。
履历表终于顺利通过了政治审查！1972年4月，我如愿以偿，调工离开了农村。
改革开放的春雷惊醒了执迷于阶级斗争的炎黄子孙，“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干戈相向转化为社会和谐与经济腾飞，在阶级斗争中备受煎熬的“黑五类”及“狗崽子”们终于跳出了苦海！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让许许多多的“黑五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无数个温馨的家庭被彻底摧毁，而我家却幸运地劫后余生。全部下乡的四姐弟陆续招工回城，摆脱了血统论羞辱的我赶上了教育的加班车，圆了大学梦。1979年，父亲的罪名得到彻底平反，与母亲复婚，曾经破碎的家庭终于团圆。
从我女儿上学以来，历次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上，“家庭成分”、“本人成分”之类政治等级划分的项目已不复存在。她再也无须因血统“低贱”而困惑苦恼，也不必再为借用“红色”保护伞而绞尽脑汁。凭着自己的学习成绩，我女儿不仅念了初中、高中和大学，而且读了研究生，完成了博士学业。宪法赋予公民的受教育权利终于归还给了“狗崽子”！
前些时候，与卢晓蓉大姐聊起了当年填写招工履历表之事，我感谢她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让我跳出农门，改变了人生轨迹。晓蓉姐马上说：“赶快替我向你父亲道个歉吧，当年我伤害了他老人家！”是应该认真地向父亲道歉了！当年，我是在往父亲的伤口上撒盐呀！我每每忆及当年妄信蛊惑、视父如仇、泯灭人性的行径，便深感痛悔！感谢神灵的护佑，让饱经沧桑的父母健康而长寿，使我能有机会尽孝道，弥补对父亲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