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60年代末期，知青们切身地感受到他们含金量最高的大城市户口忽然变成了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已经堕入社会最边缘时，明显地缺乏边缘人生存必需的谋生手段、能力和心态。饥寒交迫之际，他们还受到当地一些吃国家供应粮的乡场非农业人口、收入较好的山下平坝农村户口人的奚落。这样，江青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小青年爱玩枪”，“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经受锻炼”激活了他们心中郁积已久的怨气、烦躁和愤懑。在武斗遍及全国的时候，知青与知青、知青与农民、知青与干部之间的群体械斗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混战。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68年，雨季农闲，长赤区红四林场的39中同学周治中、王保明等约我和一群男女知青去长赤区赶场。经十几里山路跋涉，我们来到进长赤集镇路口，发现当天赶场的人少得出奇，多数街上居民伸出头张望后赶紧缩身关门关窗，少数胆大的望着知青窃窃私语后也抽身回屋。忽然，一个女知青说：“你们看，对面山上粮站怎么这么多人送公粮，每个人手里还拿着根打杵子（山区背东西歇气的工具）呢！”话音未落，街上的一些门忽然噼里啪啦地打开了，一些人手持棍棒冲将出来，大叫：“打呀！把这些狗日知青的屎挤出来！”我们见势不妙，拔脚就跑，殊不知天罗地网早已形成。对面粮站的人包抄过来，田坎、路口、粪坑旁，到处是组织严密，手持刀枪棍棒的人在围追堵截。
知青突然成了反特电影片中落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空投特务，抱头鼠窜，逢岩跳岩，逢坎跳坎也插翅难逃。开始我们还不想跑，心想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可是看见那些拿着棍棒、刀、火药枪的人已经打红了眼，不分青红皂白，只要看见是知青就打。前面十几名男女知青已经被分隔包围打倒在地，只听到他们喊爹喊娘，鬼叫狼嚎。周治中随手不知在那里拖了一根扁担，带领我和王保明不要命地跑，王保明和我的鞋子跑掉了，赤脚被扎得全是血。一群人围过来，王保明急中生智从背包里拿出报纸包着的准备打菜油的瓶子高举着大吼：“手榴弹！”趁人们犹豫时，我们钻进了山林。
后来，在一个长赤区当地知青（他曾经在长赤街上当剃头匠）的带领下，我们躲进农民的猪圈，半夜起来过三江坝闯广元，躲过沿途民兵和“群专”（当时称之为革命群众专政队）盘查混火车回到重庆。回渝后，才知道，这次打知青是县武装部长点头、自上而下有组织的行动。长赤区邻近的沙河区团结公社打死知青3名，重伤2名（详见杨兴全《南江风云》一文）。
尽管当时社会上到处都是“油炸某某，火烧某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砸他个稀烂，滚他妈的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恐怖口号和革命行动，但一下子死伤这么多知青毕竟不是小事，悲痛欲绝的家属亲友不依不饶。多次上访未果后，他们聚集到菜园坝火车站准备卧轨强行爬车进京告状。
时值重庆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之间武斗升级，先是重庆军分区交通艇在郭家沱水域巡逻时被高射炮击沉；继而登陆艇、炮艇沿江而上，炮击东风船厂、朝天门码头及沿岸建筑和船只，长江交通中断，人心大乱；然后空压厂的坦克开进市区，南山建起了高炮阵地，不时向上新街和市区发射炮弹。
此时此刻的菜园坝火车站已成死港，站台上胡乱摆着几具乱枪打死的死尸发出阵阵恶臭，没有火车，也没有司机。欲哭无泪的死难知青家属们困兽般在火车站折腾了几天后，分期分批赴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殊不知此时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已演变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局势失去了控制，中央信访部门被造反派接管根本无暇过问此类小事。
经过两年的煎熬，重庆天府煤矿一名老实巴交的井下矿工使事情有了转机。此人小名狗儿，大名吴金全，阴差阳错作为产业工人代表被选进“九大”任候补中央委员。一日在北京开会分组讨论，周恩来总理到四川组听取汇报。在总理亲切目光的鼓励下，老吴实在按捺不住，战战兢兢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侄儿和其他知青一起被无辜打死的冤屈，说完话这个木讷的挖煤工已经大汗淋漓，泪流满面。
在中国，通了天的事情就好解决，加之领袖已经发出“12·22指示”，大批的知识青年还要下乡。中央正好出台了保护知青、惩办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的政策。1969年秋天，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的亲自督促下，成都军区派出部队撇开达县军分区、达县地革委，将组织基干民兵滥杀无辜知青的团结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何碧忠等7名区乡干部逮捕法办。
70年代开始，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在这一运动中，知青是悲剧的主角。他们既不能如领袖所希望的那样解决因为“文革”而积压起来的上千万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不能完成“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使命。相反，全国1683万中小学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子在炮火中，颠沛流离到西南维系了国家的教育，而上山下乡运动却使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传承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断层。大批缺乏知识、思想糊涂的青年既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又是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混乱无序和文化衰败的制造者。尽管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花费了100多亿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仍然严重伤及农民、知青、知青家长和社会，社会各界怨声载道。70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大返城，这是建国以来就业问题最严峻的时期，为了通过顶替、招工、病残、参军、被推荐当工农兵学员等脱离农村返回城市，全社会都行动起来通关系、走后门、找门路、公开行贿、多少无钱无势的女知青只好含泪出卖自己的身体。世风恶化，前所未有。后患无穷的裙带关系网社会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逐渐演变成组织严密，控制中国社会一切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
匆匆返城的知青们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大多数都没有专业知识还思想茫然，在大城市的生存竞争中是从头开始和准备不足的一代，他们在农村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回城后猛然发现自己早已被时代所抛弃。许多人在困境中奋起挣扎，真正出类拔萃者为数区区。相当多的人苦苦挣扎后，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漠视社会，为了生存在社会最底层辗转挣扎。日后企业改制与改革中又轮到他们纷纷下岗，老之将至，衣食不保，知青终于构成城市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如果还有人津津乐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青年的成长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认为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其他时代青年所不能得到的精神财富的话，阿Q就真有理由笑话那些头上不长癞子的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国家、民族、个人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它伤害的不仅仅是知青。“青春无悔”的是那些知青中凤毛麟角的“成功人士”，“劫后辉煌”的是那些“龙生龙，凤生凤”、下乡镀了金的太子党高官。面对绝大多数草根老知青的惨淡人生，我们不能脱离开伤害去奢谈磨炼，而应该首先弄清楚这种磨炼的性质。别林斯基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但是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
作者简介
何隆华，重庆市人。1948年出生。1964年8月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牧场，1969年撤场插队。1972年至1986年在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运输合作社做了近15年搬运工人。1986年至1989年受聘到长寿县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子弟中学，教过初、高中，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曾在重庆市某机关供职。
龙泉山中十度秋
万晓农
我下乡的成都市龙泉区茶店公社石经大队，是典型的深丘型山区，离繁华都市并不远，坐汽车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而当时感觉知青的人生旅途却还很遥远，仿佛没有尽头。我所在的公社有“文革”前两届和“文革”中两届知青在这里插队落户及办农场。
不到两百的知青中，有四个在农村走完了人生旅程，其中三个是自己给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一个女知青因与农村青年感情纠葛而服农药自尽；另一个女知青是在进大学培训快结束时因为婚姻的不如意而上吊自杀；还有一个更年轻的男知青在农场失火后不能忍受旁人对自己纵火的嫌疑，选择了让公路上的汽车来带走自己的生命。为了避免给司机带来麻烦，他没有忘记在自己身上揣上遗书。
时代的冷酷未能冻僵知青们的同情之心，兔死狐悲，况同类乎！但随着时间推移，印象已经逐渐淡漠。然而，那个在自己土地上直到累倒再也没有站起来的知青，没有谁能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他用生命留下一篇无言的下乡祭文，给我们仍然行进在人生旅途中的知青们永久的哀痛和深沉的启迪。
他就是罗自强，成都九中高六四级毕业生，学生会干部，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培训班一期学员。1964年11月29日到成都市龙泉区茶店红旗五队插队，后又搬迁到古井一队落户。
罗自强身材不高，敦笃结实。他待人坦诚，勤恳踏实，朴素节俭，自视很高，却从不显山露水。记得有次在古井沟我们搞了条狗会餐，几个老饕弄好调料就守在锅边，熟一块吃一块，只有他一直做红案师傅砍狗肉，坚持到把最后一块丢进锅里，而先吃的知青们已经在鼓腹而歌了。
他生性倔强，疾恶如仇，有独特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经常面带笑容的他，却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大概是他太爱提出意见和修正人家的看法，大家称他为“罗修”。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可以到别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使我们一般朋友觉得他偏激到了有些心胸狭隘的地步。如公社某领导曾与他发生争执，几年之后，这位领导居然不计前嫌，根据“罗修”为人和文化水平推荐他去公社中学代课，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罗修”却坚辞不就。他认定这位领导虚伪，拒绝跟他妥协。又比如，下乡三年后，他对我们说知青小组的存在，妨碍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结合，“挤入”劳动人民门庭的知青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彼此的弱点产生共鸣，不利于思想改造；相互优点的棱角经常碰撞，又容易产生矛盾；生活上的互助则导致不能独立。他甚至认为组上颇具爱美之心收拾打扮的女知青小资情调太严重，在一个屋檐下已是冰炭不相容。于是，他不惜颇费周折地从红旗大队迁到古井大队，开了茶店知青小组分家独过的先河。在“罗修”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知青小组纷纷掀起分家热潮，知青小组由大到小，变成一人或两三人的组合。
公社领导都知道“罗修”原则性强，就动员他到五匠办公室当了会计，因为农村的石匠、木匠、骟猪匠等匠人，个个是能人，走乡串户，脑袋灵光，能掐会算，惯钻空子，原来的会计被这些奸狡巨猾的匠人搞得头晕脑涨，账目有偏差，领导和生产队都不满意。“罗修”头脑清晰，坚持原则，递烟来不抽，坐茶馆不去，打平伙不来，应当缴的管理费一分不让，该划给生产队补贴的一分不少，连管五匠办公室的领导找五匠办事，也照样收费。这样一来，原来认为“罗修”管得太严的匠人终于觉得应当像这样管理了。“罗修”给谁都不留情面，有的匠人，戏称他为“白脸包公”，因为“罗修”的脸皮虽经太阳暴晒仍十分的白净。
“罗修”性格内向，行为腼腆，能符合他标准的又能够接触到的女知青非常有限，我知道有几个他印象很好的女知青，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深交，已经被其他勇敢的男知青抢先一步了。以“罗修”谦谦君子的为人，是耻于和人争夺女朋友的，哪怕是自己心仪的人。
就这样，他与能够相知相识的一些女知青次第交臂而过。下乡八九年，在大部分知青已经招工返城后，“罗修”仍然与我一样孤身一人形影相吊。一次我们仍在农村的知青一起谈到结婚安家和出路问题时，我说虽然自己已经和农村姑娘相过亲，但终于没有勇气在农村安家，他笑着而又慎重地说在农村安家的路可能由他来带头走第一步。果然在我下乡十年招工回城后不久的1976年，通过公社管理知青的陈书记介绍，“罗修”由知青大哥姜蜀菱陪伴到我曾经插队的石经大队相亲，跟队里的赤脚医生汤群芳交了朋友，并很快结了婚，当了上门女婿，成了知青中为数极少的彻底扎根派。据参加他婚礼的知青讲，婚礼虽然喜庆，但“罗修”的情绪并不太高。
他岳父母年纪大，有慢性病，身体极差，药罐不离身。妻子是幺女，几个姐姐远嫁他乡，不能指望帮助，生活颇为艰难。有了孩子后，夫妻俩经济负担更加沉重。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罗修”仍然拒绝了城市中父母的经济资助。他母亲退休时，他毫不犹豫让在城里的弟弟顶替了母亲的工作。后来他被安排在乡供销社工作。工作期间由于供销社离家较远，为了省钱，他中午不到食堂买饭，自己煮面，但常常碗里没有一点油星。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分地到户后，土地无劳力耕种，他又要承担田间劳作，于是争取调大队供销社工作，以便离家近一点。这样上班时间干会计，休息时间下地种庄稼。
人到中年，白日夜晚地奔波，他没有叫苦叫穷叫累，只是默默地在自己选择的崎岖山路上负重蹒跚而行。
“罗修”的精神世界里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执着和自尊自信，而他的生活地位的卑微、生存方式的艰辛、家庭的重负、处境的艰难，使自尊和自卑在他内心激烈地交织，深陷于不解矛盾的异常痛苦中，特别是在多数知青回城有了工作，生活变化很大后。这种压力是我们跳出农村的知青难以想象和承受的。我也不相信这就是“罗修”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我们没有资格去非议他无奈的选择，因为这是对一贯特立独行的“罗修”的一种侮辱和伤害。内蕴很深的“罗修”肯定是明白这一切的，周围已经没有人能够和他进行灵魂深处的沟通和交流了。他唯有坦然面对一切，并用知识分子仅存的自尊和矜持的硬而脆的外壳来极力掩饰和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