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会是帕累托式的进步，一些人在社会博弈中收益，也有一些人在博弈中受损。改革开放之前甚至20世纪80年代初，工人还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随着就业机制的转变，“下岗失业”使得整个群体的时代优越感日益暗淡。由于改革之初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但失去了工作，连医疗、养老保障也失去了，从原来财富金字塔的中层进入下层。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还有广大的农民工大军以及留守在农村“增产却难增收”的农民。
从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财富差距巨大
基尼系数是人们惯用的分析和反映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数值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数值越高，表明收入分配的差别越大。按照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以下是稳定线；在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0.4是警戒线；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是危机线；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0.6是动乱线。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穿过警戒线直逼危机线。
有人这样描述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这座收入金字塔的顶端，高居着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他们储蓄着其收入的大部分，拥有几乎占全国份额一半的私人财富。在这座金字塔的底座，是占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积累着债务”。
毋庸置疑，整个金字塔越来越大。然而，你却发现，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并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同步的欣喜。你的收入紧赶慢赶，还是赶不上企业和政府收入的增长。企业增长和政府收入增长的数字让你眼花缭乱，你工资条上的增长数字却不紧不慢。如同龟兔赛跑，大国崛起是兔子速度，而你的工资是乌龟速度。
在2010年，九三学社援引的一组数字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该年我国人均收入为9800余元，而人均GDP为23800元，人均收入占人均GDP之比为41.2%。
从1995年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数是100，平均每年增长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则只有6.2%的增长率。与上一代相比，你可能会为过上富裕小日子而沾沾自喜，但与你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可能在财富金字塔的顶层、中上层，而你却只居中下层，你可能会心理不平衡，会有相对贫困的失落感。与整个国家的高速增长相比，大国崛起对于你的个人富裕也是一个遥远的话题。而且，你会吃惊地发现，你手里的钱越来越不经花了，一旦有了孩子更得节衣缩食。你被赋予了拥有房子的权利，但房价的飞涨让你措手不及，你不得不做房奴甚至连房奴都没资格做，你对这样的数据嗤之以鼻--中国80%的城市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你骤然发现，你和周围的人，又悄悄把“穷”字挂在嘴边了。
抓住偷走财富的他
从GDP这一宏观增长到微观个人收入增长，并不是直线式的连接，其间枝蔓复杂。当气势磅礴的GDP增长向人们收入一路狂奔时，这些或隐或显的枝蔓便会伺机而动，GDP增长的蛋糕在抵达个人富裕这一终点的过程中，已越来越薄，越来越小。分配格局，国有资产，行政成本与“权力寻租”，都是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初次分配格局是决定国家繁荣与否与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平均不到10%，而发达国家占到50%左右。通用破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通用这个百年品牌画上了句号。其破产，很大原因在于市场在缩小，而成本却没有相应降低，最突出的是人力成本。美国汽车企业历来有高工资的传统，与日本本田、丰田等外来汽车制造商在美国每小时25美元左右的工资成本相比，通用等美国汽车巨头的平均成本高达70美元；此外，通用还必须负担百年品牌所承载的东西，如大批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医疗支出等。
而中国拥有最多也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这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人力资本优势。付出相同的劳动，中国劳动者比西方劳动者拿到的工资要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这样分析：“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国家税拿一部分，现在拿得越来越多，企业的投资所得并没有下降，所以劳动所得就越来越少。如果劳动所得比重提高，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会得到有效的抑制。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讲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里面所占的比重起码在55%以上，我们现在还不到40%，那就可以想象一下，按照2008年GDP30万亿元来算，差10个百分点就是3万亿元。要给我们涨3万亿元的工资，可以想象一下，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如果政府切走的蛋糕过大，就有可能形成国富民穷的初次分配格局。
国有资产升值是中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标志。在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5月29日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有47家企业入榜，企业总市值超越了日本和英国。其中，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分别名列第二、第四和第五。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在海外收购更是出手阔绰。2009年，国有土地加上国有资产，总市值约79万亿元，按照13亿人口算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差不多每个人可以得到6万块钱。
但是，你在结算你的家庭支出时，是否把这6万块钱加上去了？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对于你，那6万块钱更像空头支票，甚至你根本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这6万块钱不会打到你的账户上。
而事实上，在国企还有不少“穷庙富方丈”的把戏。有些在国企工作的人，大手大脚花大家的钱，甚至悄悄在公共账户上暗度陈仓，使大家的钱摇身一变成了他的钱。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国企的问题是，在里面工作的人是国企每一个成员没有固定的股份界定，股份权不可以自由转让，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花别人的钱总不及花自己的钱那么小心。在西方，对企业经理的约束就是转让权约束。像波音公司，我拿着它的股票，我不喜欢这个经理，我就把股票卖出去。股票一跌，那经理马上就要给炒鱿鱼”。
陈志武提出以“财产民有化”来改变国有资产难直接惠及老百姓的做法：
应该将这些国有企业股权，还有其他的国有资产全部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面，然后把这些国民权益基金分成股份，平均分到13亿中国老百姓身上。中国的国有制经济是全民所有的经济，既然是全民所有，应该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改革，让中国老百姓直接持有国民权益基金的那些股份，然后让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的收入，可以直接分配到老百姓个人的腰包里，让他们直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间享受到真正的财产性收入。
中国13亿人口的复杂国情，采取“财产民有化”的方式并不现实，但我们的确可以改变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格局，也有可能改变当前“国富民穷”的利益格局。提高居民工资，扩大对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的投资力度以及加强对居民的产权保护等，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增加居民口袋里的钱。
行政成本是国家财富中的另一大支出
2009年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自身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建设豪华楼堂馆所等。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勤俭行政，反对铺张浪费，不断降低行政成本。严格控制楼堂馆所建设，禁止高档装修办公楼，加快公务接待、公车使用等制度改革，从严控制公费出国（境）”。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列出的多组相关统计数字显示，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增长了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至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公务消费花掉1/4财政》，《新京报》2007年3月。
中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在2010年全国8.5万亿元的财政预算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到近8600亿元，所占比例仍达10.18%。
如果不影响前后文的表达，旧的数据尽量不用吧。
刨除行政成本，由“权力寻租”带来的腐败损失则是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一大国家财富流失途径。清华大学国情专家胡鞍钢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16.8%。
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国心态”，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坐立不安，我们的收入并没有与大国经济同步增长。令人心旷神怡的人均GDP经济增长数字，传递到我们的具体收入上，已经有些灰头土脸。
越能干，越受穷，穷忙族为什么越来越多
勤劳致富曾是中国人致富字典上的金科玉律，如今却备受争议。一不留神，你就步入了“穷忙族”的行列--越穷越忙，越忙越穷。
宏观上，很多人勤劳而不富有或不够富有，中国的财富分配方式是原因之一。中国GDP增长经过层层过滤，才会进入老百姓的腰包，而过滤过的工资条已远不如GDP增长刚出炉时那般诱人。
中国的制度障碍是导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又一原因。无可否认，中国日渐开明的制度，为市场经济破土而出乃至气象万千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但是，中国也存在不少制度障碍。行业准入审批、摇摆不定的规章制度、对市场的行政管制以及对产权不够明晰的保护等，都是我们面对的制度障碍。比如，创业要经过重重烦琐和浪费时日的审批，你焦虑不安，却不能奢求一蹴而就，你只能为躺在银行里的资金不能用于你的事业而干着急。
从个人，你是否抱怨自己怎么没有成为身家几百亿的王传福？这很大部分源于教育机会、创富机会以及家庭“再生产模式”的不均衡。你没有一个富爸爸，可以继承父辈留给你的资本、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你没有进入一个更好的学校接受教育；你也没出生在像温州这样虽然“经济禀赋匮乏却商机沸腾”的特殊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