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珊才到这个家一年多。此前好久，就有个又高又肥的秃顶男人总来缠着那个“阿姨”。说缠着，是因为总听见他们在吵架，一宿一宿地吵，吵得院子里的人都睡不好觉。可是，吵着吵着忽然又听说他们要结婚了。这男人就是珊珊的父亲。这男人，听说还是个什么长。这男人我不说他胖而说他肥，是因他实在并不太胖，但在夏夜，他摆两条赤腿在树下乘凉，粉白的肉颤呀颤的，小恒说“就像肉冻”，你自然会想起肥。据说珊珊一年多前离开的，也是继母。离开继母的家，珊珊本来高兴，谁料又来到一个继母的家。我问奶奶：“她亲妈呢？”奶奶说：“小孩儿，甭打听。”“她亲妈死了吗？”“谁说？”“那她干吗不去找她亲妈？”“你可不许去问珊珊，听见没？”“怎么了？”“要问，我打你。”我嬉皮笑脸，知道奶奶不会打。“你要是问，珊珊可就又得挨打了。”这一说管用，我想那可真是不能问了。我想珊珊的亲妈一定是死了，不然她干吗不来找珊珊呢？
草茉莉开了。夜来香也开了。满院子香风阵阵。下班的人陆续地回来了。炝锅声、炒菜声就像传染，一家挨一家地整个院子都热闹起来。这时有人想起了珊珊。“珊珊呢？”珊珊家烟火未动，门上一把锁。“也不添火也不做饭，这孩子哪儿去了？”“坏了，八成是怕挨打，跑了。”“跑了？她能上哪儿去呢？”“她跟谁说过什么没有？”众人议论纷纷。我看他们既有担心，又有一丝快意——给那个所谓“阿姨”点儿颜色看，让那个亲爹也上点儿心吧！
奶奶跑回来问我：“珊珊上哪儿了你知道不？”
“我看她是找她亲妈去了。”
众人都来围着我问：“她跟你说了？”“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吗？”“她上哪儿去找她亲妈，她说了吗？”
“要是我，我就去找我亲妈。”
奶奶喊：“别瞎说！你倒是知不知道她上哪儿了？”
我摇头。
小恒说看见她买菜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买菜去了？”
“她天天都去买菜。”
我说：“你屁都不懂！”
众人纷纷叹气，又纷纷到院门外去张望，到菜站去问，在附近的胡同里喊。
我也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去喊珊珊。走过老庙，走过小树林，走过轰轰隆隆的建筑工地，走过护城河，到了城墙边。没有珊珊，没有她的影子。我爬上城墙，喊她，我想这一下她总该听见了。但是晚霞淡下去，只有晚风从城墙外吹过来。不过，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下了城墙往回跑，我相信我这个想法一定不会错。我使劲跑，跑过护城河，跑过工地，跑过树林，跑过老庙，跑过一条又一条胡同，我知道珊珊会上哪儿，我相信没错她肯定在那儿。
小学校。对了，她果然在那儿。
操场上空空旷旷，操场旁一点儿雪白。珊珊坐在花坛边，抱着肩，蜷起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晚风吹动她的裙裾。
“珊珊。”我叫她。
珊珊毫无反应。也许她没听见？
“珊珊，我猜你就在这儿。”
我肯定她听见了。我离她远远地坐下来。
四周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蝉鸣却是更加热烈。
我说：“珊珊，回家吧。”
可我还是不敢走近她。我看这时候谁也不敢走近她。就连她的“阿姨”也不敢。就连她亲爹也不敢。我看只有她的亲妈能走近她。
“珊珊，大伙儿都在找你哪。”
在我的印象里，珊珊站起来，走到操场中央，摆一个姿势，翩翩起舞。
四周已是万家灯火。四周的嘈杂围绕着操场上的寂静、空旷，还有昏暗，唯一缕白裙鲜明，忽东忽西，飞旋、飘舞……
“珊珊回去吧。”“珊珊你跳得够好了。”“离开学还有好几天哪，珊珊你就先回去吧。”我心里这样说着，但是我不敢打断她。
月亮爬上来，照耀着白色的珊珊，照耀她不停歇的舞步；月光下的操场如同一个巨大的舞台。在我的愿望里，也许，珊珊你就这么尽情尽意地跳吧，别回去，永远也不回去，但你要跳得开心些，别这么伤感，别这么忧愁，也别害怕。你用不着害怕呀珊珊，因为，因为再过几天你就要上台去表演这个节目了，是正式的……
但是结尾，是这个故事最为悲惨的地方：那夜珊珊回到家，仍没能躲过一顿暴打。而她不能不回去，不能不回到那个继母的家。因为她无处可去。
因而在我永远的童年里，那个名叫珊珊的女孩一直都在跳舞。那件雪白的连衣裙已经熨好了，雪白的珊珊所以能够飘转进明亮，飘转进幽暗，飘转进遍地树影或是满天星光……这一段童年似乎永远都不会长大，因为不管何年何月，这世上总是有着无处可去的童年。
小恒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的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儿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儿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得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啰里啰唆，顾左右而言他。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加塞儿，要排队。”
一九六六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六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未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她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分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待，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唯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唯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知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战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地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老海棠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儿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棠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得一辈子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的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