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问是大同煤矿吗？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天气。
孟正律在长旺车站下了汽车，解放毛纺厂就在车站附近呢。还真是巧，他在街边一个小卖部跟前假装买东西，才站了一下子，就看见矢秀白从厂里出来了，和段解放一起，很急。
他忙拐进了一个大门，进去后才知道是一家宾馆。宾馆还不错，比县政府的招待所还有气派。服务员热情地问他住什么等次的房间。他说我不住，我在等人。服务员脸上的热情刷地褪了，说你等人就去外头等吧。他只好出来，可他在外头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又觉得不妥，万一让认识的人看见不好。一咬牙，就登记了个房间，服务员的热情自然又上来了。
在房间里，他目不转睛地隔着窗户看着大街，一闪身时，忽然看见小柜子上放着一个电话本，他一把抓起来。电话号码很少，都是三个数，他很快找到了解放毛纺厂的电话。然后他火烧火燎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那两口子回来了。
窗户离公路很近，他连忙往后撤了一下，让窗帘把脸遮住，呼呼喘息着扫了几眼，矢秀白比原来更漂亮了，心里更加地泛起热来。这个段解放和电视上一模一样，额头有点鼓，脸色有些红，应该是一脸的青春痘，走起路来一纵一纵的。
他忙收了下眼睛，胸脯里像泼进了一壶老醋，心被杀得一缩一缩的，片刻，他才又抬眼看着他们拐了一个弯，进了那个气派的大门。
他想去向服务员借一下电话，可走了两步发现服务员正眨巴着眼睛盯着他呢，是要盯出些门道的盯着，他便扭头去了邮局。
他被指定去了一个写着2号的小房子拨电话。可他进去后把电话拿起几次又放下几次。段解放要是接了说什么？说我要找矢秀白，人家要问你是谁，找她干什么？说是客户？是亲戚？是朋友？是老乡？可这些关系人家一家人还不知道吗？
2号话厅打不打？不打出来，别人还等着打呢！
他便忙拨了过去。
喂——果然是个男人。
他的心一下子就扑到了嗓子眼里，脸也涨得不行。就像已被对方顺着电话线逮住了一样。说实话，他除去给舅舅打过几次电话外，还从没给别人打过电话呢。对方又喂了一下，他猛地打了个激灵，就下意识地挂了。之后，喘了好几口气，才把神定住。
2号话厅，打完了没有？别人还等着呢！工作人员不耐烦了，他不得不忙着出来。
出了邮局，风一吹，身上一凉，他才知道原来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裳。
回到房间，他就懊悔地砸了自己两拳，没出息！
他咚地跳起来，又进了邮局。
喂——这次是个女声，但不是矢秀白。
麻烦找下矢秀白。
不在。
她去哪了？帮忙找一下吧。
刚还在呢，这会儿不见了，叫段厂长行吗？
不用，不用！等一会儿再打吧。这次，本来心里有些底，但一说到段解放，还是紧张起来，但比上次好多了。
第三次又打通了，是个男人，喂？谁呀？
请问是大同煤矿吗？他拿捏着南方口音说。
不是，打错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他又打了过去。
是个女声，还不是矢秀白。
请问是大同煤矿吗？
错了。
真活该找不到矢秀白，一连几次都是那女声，最后女声没好气地说：闹鬼呢！
大同电话老串到这边来！
眼看太阳落下去了，班车没了，只能从市场上找驮二等的（拉活的自行车），可是又怕走夜路不安全，听说前不久一个人夜里坐二等出了事。要是步行着回家，恐怕要走两三个小时。他只得住在宾馆。
烙饼一样在床上翻腾了一宿，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把电话打了过去，又是那个男人，他断定这人就是段解放。
我找刘矿长。什么刘矿长？你不是煤矿吗？错了！
看来这次是注定找不到她了。回家，怎么也得回家看看。
刚一进家，爹娘就急着问他昨晚去哪了？一见他睁，爹娘便大致明白了儿子睖的去处，忙说头天傍晚范东红来电话了，电话打到大队部的，他爹去接的，范东红劈头就问孟正律呢。他爹反应还够快，说正律出去了。问去哪了？说找同学了。又问去找哪个同学了？说他出去时没说。范东红狼声狗气地说她儿子住院了！让他快回来！如果不回来，以后就别给儿子当老子！当爷爷的问孙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儿媳妇话都没回一句，电话就摔了。整个晚上范东红来了三次电话，一次比一次火气大，一次比一次说话难听，最后一次鸡都叫头遍了，范东红摔电话时说：真他妈没教养，哪里像有爹有娘的？
他爹娘并不很生气，对儿媳妇早有了解，更知道儿子娶这媳妇的用意。实话说，老俩口从心里也是愿意让儿子娶矢秀白，可是一来二去的，矢秀白就跟他们没了关系，这个范东红第一天来孟家，他们都觉得不像孟家人，从她身上找不到和孟家接近的东西。这女人从第一次来，就不爱答理他们，当着孟正律的面和他们还说句话，不当着孟正律的面时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一下。
他娘见儿子的样子，便说：有什么事以后再说，还不赶紧回去，看看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孟正律知道爹娘心思，没多耽搁就又往回赶。
紧赶慢赶地赶到县里买上票，坐上车，到了医院时，天就黑定了，范东红正和她母亲一起陪着孩子输液呢。范东红说去去去！你快去吧你！我们跟你没关系，觉得哪好，就到哪去吧！一边说一边往外推他。
他也不敢多说，这次临出门，他们又闹了气。每次一说回家，范东红就总不高兴，这次一说走，范东红又说走吧走吧，走了就别回来了。一想你们家，我头就大，别说你们家那大黑锅大土炕，单凭蹲在大茅坑沿儿解手，一边成群结队的苍蝇蚊子嗡嗡着，恨不得吃人半个屁股，我就腻歪得要死！孟正律，我告诉你，我不但不跟你回去，就是你自己回去，回来了也得先去澡堂里洗澡换衣服再回来！我不能让你带着你们茅坑的大粪进屋！
孟正律最烦的就是范东红说他家里。平时说几句也就算了，可这次不行，他说：
范东红你别他妈的忒臭美了，你不是农村人揍出来的，你爹也是农村人揍出来的，你爹不是，你爷也是。我问你，你爹你爷哪个是让苍蝇吃了半个屁股的？要让苍蝇吃了半个屁股，还能揍出你们一家城里人啊？这一下可把范东红惹下来了，又是姥姥又姨儿地痛骂了起来。他是趁范东红闹得厉害时，摔门出来的。
范东红的母亲告诉他说头天孩子发烧到了40度，当时烧得直抽，吃药打针输液地折腾了一宿才算退了烧。孟正律一听也自知理亏，说昨晚和同学们喝起酒来就忘了时间，说头天亮才到了家，到家听说孩子病了就赶回来了。
范东红当然不依不饶，最后在她父母劝说下，孟正律才算进了病房，但她从此对孟正律就生了怀疑。
2.我能不能跟您去牵马坠镫？
这日子过得可是越来越快了，刚进了月初，眨眼就又到了月底，刚脱了棉衣，秋衣还没怎么穿呢，就又要找衬衣了。
一九八六年秋后的那个傍晚，下班后，孟正律走得稍晚了一点。走到劳资科门口，发现里头有人正在神秘地说话，原来他们在说阎宗品呢，说阎宗品要走了，要到安宁市政府当副市长去了。
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呢？他把耳朵又支棱了两下，没错，说的就是阎宗品，说他高升了，一跃升为安宁市副市长了。这个阎宗品是厂里管业务的副厂长，“文革”
前的大学生，但又比那拨学生年轻，上学时功课极好，曾经跳过三次年级，最后赶上了“文革”前的末班大学，业务相当精干，在同行业中水平最最过硬。孟正律跟着科长给他汇报过工作，他听汇报时一丝不苟，提问题又严谨又尖锐。这位阎厂长走了谁管技术？是不是技术科长要上去？科长上去好哇，科长上去了，自己也就能往上拱一拱了。想着，不免有些兴奋，阎宗品还没走，窗口上映着他的身影呢，像在写什么。孟正律心里好生羡慕，凭感觉，阎宗品应该是欣赏他的，可惜没有接触机会。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窗口那个身影，没几步，脑子咔嚓一下就像开了个天窗。
他又跑到值班室证实了消息，值班员说：阎副厂长是要走了，一两天的事了，现在不是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吗？
孟正律也是大学生啊，也有知识，有学历，也年轻，也是第一生产力啊！
在他带着一份简历和一头一身的精神气儿到了阎宗品办公室时，阎宗品正在收拾东西呢。
阎厂长，恕我冒昧地打扰您，我叫孟正律，厂技术科的。
阎宗品上下打量他一下，说：哦？技术科的？
是啊，上次技改会上发言的是我。您还记得吗？
阎宗品点点头说：有些印象。你有事？
是，我有点思想活动想向您汇报。
什么事？向我汇报？
他忙又坦诚又大方地说：我听说您要去市政府了？说着停顿一下，见阎宗品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便知道是默认了，心里一踏实，又说：阎厂长，我能不能跟随您去，去牵马坠镫？
阎宗品看着他，还不说什么。
以前没这么近距离接触过，近处一看，这领导虽然已四十出头，但看上去还很有朝气，宽额头、大眼睛，虽说有点赘嘟脸，一双黑眼睛也略微沉陷，但总体还算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此时那一双眼睛认真地盯着他，这眼睛一凹陷就显得更加地黑亮而威严，这让他有点发毛。他不停地鼓励着自己，说下去，一定要说下去。说了就有两种可能，不说，只能在这小破厂子窝下去了。
他把简历和一份材料双手捧上说：阎厂长，这是我的简历和我刚起草的两份调研报告，请您指教。
阎宗品接过简历和报告，快速地看了一遍，然后抬头看着他。他已经看出他对简历和材料应该是满意的，他就迎着他的眼睛又诚恳地说：跟您去了，我准能胜任工作，就是当时不能胜任，经过努力，也会很快胜任。
阎宗品脸上的表情好像有些松动，他抿口茶，指着一把椅子，让他坐下。
他坐了。
你怎么想起要跟我去？
跟您去，第一，能继续在您领导下工作，能学习，能长知识。第二，市政府的天地宽广，会有更多更好的锻炼机会。
阎宗品说：我还没去，还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去了再说吧。
孟正律是在阎宗品到市政府三个月后办的调动手续。和他一起调进的还有几个人，说是都能写材料，目前市政府缺少材料匠，其中孟正律的学历最高，被分到了工业科。
报到那天，人事科长客气地接待了他，最后说让他做做准备，过几天来上班。
可他只歇了一天就上班了。他自己有自己的小九九，已经三十出头的人了，必须抓紧时间，行政单位进步的标志就是提职，提职的前提是时间和政绩，他得早下手，早积累。
科长翁联合，四十来岁，“文革”期间保送的大专生，不嗜言语，一双眼睛像长期睡不醒的样子，孟正律一口一个科长地叫着拉近乎，但他只不动声色地说了几句话，说最近处里特忙，把目前工作每人都分担一点吧。就把一份领导讲话给了孟正律。
孟正律问科长是哪位领导的讲话？翁联合说主管市长。说着给了他一份参考材料。
哎呀，吓死了，原来市里要开体改工作会议，让他写的是管工业的黄副市长的讲话，给的参考材料只有省里开相关会议时主管副省长的一份讲话，最要紧的，交稿时间，仅三天！
浑身的血一下都灌到了头上，要不是脸皮和头皮包着，那血，早就喷出去了。
他相信当时的样子，一定是他一辈子最尴尬最难看的样子。回到桌前，他把眼睛看着讲话，可是上面的字他一个都没看清。
屋里很静，对桌小邓吭吭地咳了两声，故意压抑又压不住的一种声音，让他感到给他分派这任务小邓知道。又用余光扫了一下科长，科长正深沉自然地写什么，很专注。
他便也深沉自然起来，得赶紧写，还一定要写好——他知道这个讲话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把十来页的副省长讲话看了一遍，但如生吞活剥，什么印象都没有；又看了第二遍，印象几乎还是零；到第三遍时，才似乎记住了一些诸如兼并、破产、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词汇。这些词汇对他来说似曾相见、似懂非懂。副市长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太陌生太遥远了，除去阎宗品这个副市长，其他副市长，他见都没见过——在一点感知都没有的情况下，给他分派这样的任务，不明摆着赶鸭子上架么？但他明白，他这次，能上得上，不能上也得上。
他火烧火燎地给范东红打了个电话，说有紧急任务不回家吃饭，也有可能不回家住。没容范东红回话，他就挂了。
接下来，搜肠刮肚地写了多少个开头，已经记不清了，反正一本稿纸已经让他揉完了。可稿纸上的文字，除去摘抄的副省长讲话内容，其余的，几乎没有。
翁科长给他交代任务时，说让把副省长的讲话作参考，可再怎么，参考也是参考，也不能把人家讲话整个都照搬过来。可他脑子里一点这方面的存量都没有。
必须得再找些参考材料。他把眼睛四下里一搜寻，突然发现对桌文件筐里有一摞文件，噌一下就蹿了过去。这些东西应该有用，都是新的。但他哗哗地如获至宝地翻了一遍，都是信息。一二百字，至多不过三五百字，一点问题都不能解决。
他又看看小邓的办公桌，总共三只抽屉，一只锁着，两只开着的除去放着两本稿纸和几本行政守则之类的书，其余什么都没有。科长倒是个五屉桌，可两个开着的都是一些杂物，科长是写大材料的，写就的大材料应该有，可一份都没在外面放着。看来，有意识封锁呢，人家准备拿他一把呀。
3.扶不起来的阿斗？
看看表，已经凌晨四点钟，他揉揉发涩的眼睛，又哗哗地翻报纸，可是报纸上的东西都是些生产进度、技术创新消息。翻了一遍，只了解了些泛泛的情况，哪儿搞了兼并和破产，哪儿搞了股份制改造等等。
自己是向阎市长做过保证的，说保证能胜任工作的。他心里像被揉进了一粒粒的铁沙子——你不是聪明吗？你不是有高学历吗？翁联合不过是个“文革”前保送的大专生，小邓不过是个中专生，你这个大学本科生是人家领导让来充实工业科力量的，是来让你扛大材料来的。你怎么？怎么连句完整的句子都出不来呀？
他狠劲地抽了自己个嘴巴，半张脸呼呼地冒起火来。
天蒙蒙亮时，他无奈地趴在了桌子上。
楼下传来说话声时，他才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慌忙收拾桌子上的纸团，又胡乱地洗了把脸，理了理头发，提起水壶往楼下走去。正好碰见小邓上楼。
小孟，你真早！小邓说。
我也刚到。他说。
打水回来，小邓就去信息处开会了。屋里又剩下他一人。
怎么办？问翁联合？不行，他若想帮忙，他早就帮着列出提纲，也会提供一些别的材料。看来，他是等着看笑话呢。刚才小邓接了他电话，电话声音很大，翁联合说有事不到办公室了，处里的事情你就看着处理吧。小邓说科长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人家家里有事，人家来不了怎么帮你？反正再有两天就得交稿，你能写出来，你应该，大学本科生么！你若写不出来，看你个大学本科生，如何下台？
问小邓？不行，写信息的根本写不了讲话。
问一块儿调来的同事？不行，几个人他都见过，他们更不行。
问阎市长。念头一出来，他又恨不得再打自己一个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