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平等的心态为她们创造一些可以暂时放松的时间和空间。虽然事先就已谈好，来我家干，一般节假日是无法休息的。但只要我们放假在家，都会安排一天让刘姐去探望她的老公——通常约定早饭后去，晚饭前赶回来。每隔一个月左右，准许她在爱人那里住一宿。我们发现这种机动变通的管理方式很奏效，往往更能鼓舞保姆的工作热情。代价仅仅是牺牲了我们自己的节假日。
想想结婚五年，由于家庭的拖累，无数个周末，我和妻子竟没一起去过一次公园。
最担心的是，哪个保姆一旦产生“想走”的念头，一准儿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所以，哪怕是为她加薪、适当减少工作量，只要她不提走，还愿意继续忍受下去，就算万幸。
每天下班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问保姆——“他们今天怎么样？又闹了吗？”
得到的回答如果是“还行”，“还那样”——就已经很满足了。如果说“今天还真不错，没怎么闹”，一家人的心情都会因此而阳光明媚心花怒放。真的。
但，让我们见得更多的，是刘姐皱着眉头，一脸抑郁和无奈的一声叹息。想必父母这一整天有多熬人。刘姐脸上的表情是父母一天表现的晴雨表，父母表现的好与坏，同样是我们心情的晴雨表。
刘姐体谅我们出门在外上班的不容易，所以尽量不在上班时间打电话给我们，怕打扰我们工作。只要不出现大的反常或意外，她都能自己承受并解决。我们把老人全权委托给她，同时提醒她：“家里有什么事，一定及时通知我们。”我们相信保姆有判断事情轻重缓急的能力。不相信父亲的危言耸听和夸大其词。
父亲的牢骚、抱怨和命令式的下达，则无论何时何地，金牌调来银牌宣，步步紧逼。我说过，父亲晚年生活中，电话——成了他与家人、儿女们唯一的联络手段，电话机放在他伸手够得到的床头柜上。为了方便紧急时的联络，我特意打印了一张工整的通讯录，贴在电话上方的墙上，字号加大，为了让父亲清楚地辨认。上面不仅有以我为首的所有儿女、姑爷儿媳的单位电话、手机、家庭电话，还有老家亲戚、他的老同事，以及社区医院、急救、物业、剃头师傅的电话号码，一应俱全。这下好，父亲每天以打电话为使命，开始不断骚扰所有人——
“快回来吧，你妈不好呢（指病得严重）。赶紧！”
“你妈摔下地了，磕的都是血。保姆不知干吗去了，半天不在家……”
我只能撂下手头的工作，万分不好意思地向单位请假。从单位到家的距离，开车最快也要近一个小时。一路上心情沉重，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进得家门，母亲已经好好地坐在床上吃饭了。刘姐在喂她。
鼻子磕破了皮，已经上了药。
保姆解释说，她去买菜的工夫，母亲摔下来了（根本不是“大半天”），已经找社区大夫看了，涂了药，没那么严重。
虚惊一场。然而班却上不成了。
这样的事今后又发生过无数次。
父亲电话那头的一点不安，相隔遥远的电话这一头，就会放大成十倍的不安。
一个不明所以的电话，就会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父亲也不理解。父亲是否在以这样的骚扰，证实他存在的重要性？
电话那边的父亲几乎没有与我们和颜悦色地沟通过。每次电话一响，都是他怒气冲天、十万火急的声音。哪怕是他临时想到一句无关紧要的猜想，比如“要打仗了”，“保姆扔下你妈不管了”，“在饭菜里下毒了”，等等，他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让你跟他一起分担！
有几次在单位的大庭广众之下，对父亲这种无稽之谈的电话，挂也不是接也不是。不安、惦念、担心……说没事吧，又怕有事；说有事吧，翻来覆去无非就那点事。搞得人一整天都失魂散魄的，不踏实。
父亲：“你还不快回来啊？”
其时，正参加一个客户会，很多人盯着。只得极力装出平静：“啊？是吗？……”
父亲：“再不回来我就死了！”
“什么？——”
父亲：“你妈快被毒死了！！！王八蛋操的你！”
“好吧……”
我不知该以怎样的方式，应对父亲威吓而又强硬的语态。如果是当面，我一定会跟他大吵大闹一番，训斥他以后别再无理取闹了。可在电话里，在周围那么多陌生人面前，我不得不把自己伪装得有教养一点。况且，我在电话这一头的努力掩饰，是不想让人知道——我有一个患有严重痴呆、妄想症的父亲。
只要是与父母分开，不在他们身边，我的手机从来都保持24小时待机状态，为的是家里有任何突发的状况，他们随时能找到我。电话一响，一看是家里的号码，所有神经便立刻高度警惕起来。
手机于我，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手雷”。不期然就把我坚强的神经炸一个稀巴烂。
父母去世以后，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在夜晚关闭了手机。没有什么比来自他们的不祥消息，更能让我惊心动魄的了。手机在夜晚监守的使命已经结束。我在拥有每一晚充实睡眠的同时，也在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失落。
王姐慢待，还点化我们要加薪
父亲一心想让老家的堂兄过来看他，说哪怕只跟他说“一句话”，其实他所谓的“一句话”，我们已听他重复过无数次了——无非是“回老家”、“盖房子”。堂兄为听他这“一句话”，也往返奔波无数次了。虽说不是很远，但几天下来，无疑耽误很多农活儿。
堂兄刚离京没几天，父亲又让二姐给老家打电话，要他再来。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分工很明确，像给老家打电话这种事，他只认准了二姐。二姐也怕麻烦堂兄，就敷衍父亲说电话已经打了。其实根本没打。父亲更急了，骂二姐总嘴里“好好好是是是”，其实最坏。
二姐也抱怨——“看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电话的长途拨叫功能被加了密码锁，一来防止保姆时常往老家打长途，二来也为了避免父亲动辄往老家打。父亲误以为我家的电话没有长途功能，所以才委托二姐帮他。
二姐在单位一天接到父亲好几个电话，问给老家的电话打了没有？怒斥——“怎么还不打？看着我死在这儿啊？”最后，父亲分析出二姐故意拖延不打电话的原因是“舍不得那几个电话费”。
父亲为自己头头是道的分析恍然大悟。这时在他看来，钱不是问题，他有百八十万呢，永远花不完……他不理解：为什么他有那么多钱，而我们还要累死拼活地去上班，去工作呢？
“不要紧，”他说，“电话费我来出。”
二姐在单位的同事面前，气得直劲儿哭。别人家的父母都知道心疼孩子，打电话来，也不过说些想念之类的体己话，或劝子女别为他们担心。而我们永远得不到这种温情。
二姐每星期休息一天，倒三趟车从复兴门赶到我这儿。哪怕来了依旧面对父亲没完没了的唠叨，招惹一肚子气，但心里总算踏实。不来就惦记，就想，就不安。
付出的越多，委屈也就越大。
二姐说，单位的同事都习惯了，一有电话找她就猜到：“又是你们家老爷子吧？！”有时连续几个电话追过来。
“还有一句！”“再一句！”父亲反复强调他那无关紧要的“最后一句”。连二姐单位的领导都委婉地提到过由于个别人的私人电话过多，业务上有事打不进来。
保姆劝父亲：“没什么事，别老给所有人打电话，影响孩子们的工作。”
父亲据此怀疑保姆是“别有用心”，目的在于挑拨离间，搞散这个家——“父不父，子不子”，让人人都对父亲充满仇恨，她好趁机“下手”（卷包）——于是父亲更恨保姆。
如果恰在这时，我稍有对父亲指责的意思，他便认为我是听从了保姆的离间，骂我“书呆子”，只会念书，对书本以外的社会经验一点都没有。我气得脸红耳热，百口莫辩。
嘴长在父亲身上，能拿他怎么办好呢？
越到最后，随着母亲病情的不断升级，我们付给保姆的工资也越高，而且要她们承担的其他家务越少，只希望她们能全心全力照顾好老人，就足够了。
并不是每个保姆都会把雇主（尤其是像母亲那样病重的人）当做亲人看待。有本质纯良的，就有斤斤计较、古怪刁钻、敷衍对付的。新来的王姐就属于后者。看母亲嚷、哭，她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客厅看她的电视，只等我们回来，才装作忙碌的样子，离开电视机去做饭和安抚老人——这是我偶然一次早回家撞见的情景实录。
她几次向我抱怨说，整天被喊得头都疼了——我相信她的感触是真的，也很同情，并在很多时候尽量替她分担一些。但她又说，她不是不能忍受，意在点化我们为她加薪。她认为“反正老太太也……”意思是老人快不行了，用不着尽心照顾。王姐这样慢待，实在让人不快。
一天早上，王姐没做早饭。父亲喊母亲哭，都没见她起来过。我因前一天晚上陪了母亲一夜，实在困倦极了，没起来。
走出卧室的时候，见饭桌上王姐留下的字条：
“王先生，你家是不是很穷啊？给不起生活费啊？……”接下来：“这些天都是我垫的钱。”这我倒忽略了，保姆的生活费都是我们提前给她，随用随给，免得花钱没节制，大手大脚——但垫付的事以前也有过，事后我们都会按账本的记录及时补齐，没那么严重吧！
她最后说：“……两个老尖儿喊得我头快炸了，你考虑及早换人……”信写得极不客气。
我们决定撤换她，她又央求着赖着不走。
“你们不能说辞就辞啊，我是没有你们会说话。你们拿保姆不当人！”
“那你拿我们又当什么？我们尊重你也体谅你，可你自己却不珍惜。再怎么说这也是你的工作。对工作不满意你可以走，就是不能这么敷衍对付，特别是对老人。”
……
看我意已决，她开始撒泼耍赖，在家里大吵大闹。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告诉你！”她竟以此要挟我。
夜长梦多——这样的悍妇如何留得？
王姐离开我家后，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揶揄、讽刺、指责我们把她“往外撵，没有一点情面”，“逼得我现在没有饭吃了……”最后还断言：“你们一家人，你、还有你媳妇、你姐，都不是什么好人！”
没等我反驳她，“啪”的一声，她先挂了。
一个自己先提出辞职，后被我们成全又怀恨在心的保姆，就这样把雇主一家人骂了个遍。
最后来的小何深得全家人的赏识
一次次教训使我得出，家政公司推荐的保姆未必可靠，“黑市交易”也未必有想象的那样危机四伏。
一位朋友看我正为保姆的事一筹莫展，向我引见了在一家医院做护工的“家庭式保姆源”。一家人从她本人到嫂子、弟媳、侄女，都在北京给人家做保姆。我朋友家的保姆就以这种方式请的。据他说，看护他爷爷奶奶已经一年了，双方都很满意。
打过电话，约好了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与“保姆源”接洽。
她正在看护一位重症昏迷的病人。老人一只手被绑在床沿上——防止输液时乱动，昏沉沉睡着。“保姆源”重任在身，走不开。与我的会晤只能因陋就简地即地进行。听过我的介绍和要求，她当即把她的弟媳推荐给我。
小何——比我还小两岁，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小何的到来，深得我们全家人的赏识。她陪伴母亲走完了最后的岁月。任劳任怨，事无巨细，体贴入微。后来母亲走了，小何又陪我们送父亲回老家。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家平日声震屋宇的喧闹彻底没有了。
尽管我们没敢立刻把辞退她的话说出口，但她已经觉得，自己待下去没有意义了。她来这个家，好像注定就是与哭天抢地的吵闹声相依而存的。声音没了，她也便失去了与这个家、这份工作联系的意义。
她说她新换了一家，也是看护老人，住鼓楼一带的平房。
她说先去看看。说舍不得我们，舍不得看护了那么长时间的大爷大妈。
我和妻子安慰说，随时欢迎她回来。
她点点头，哭了。
床单上，还有她给母亲喂饭时，落在上面的汤汤水水的印渍。尿桶倚在靠墙的角落里，这些都已随母亲的离去而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意义。满目仿佛都能撞到母亲黯然的眼神和母亲心里无从表达的感激。
是的，母亲地下有知，也会感激她的。
就在母亲去世的前几天。父亲还跟小何拌过一次嘴。
起因还是父亲老打电话骚扰别人的事。小何大概说了他几句，父亲就急了——原本在历任保姆中，父亲唯独对小何最满意。明里暗里都不吝赞美她“性情好，有耐心，仁义”。那段时间不知是怎么了，父亲的脾气沾火就着，哪怕对他一向信任的小何。
下班路上接到“保姆源”打来的电话，让我回去看看：“小何被关在门外了，没带钥匙进不去，只好用公用电话跟我说了，我这才告诉你……”
等我赶回去的时候，见小何正可怜巴巴一个人坐在楼道里，已经几个小时了。像是哭过的样子。
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
随我们进家后，父亲劈头盖脸就埋怨她：“出去半天也不着家，到底是怎么了这是？”——她回得去吗？父亲倒一脸无辜。经询问才知，是父亲气得把小何追出客厅，要轰她走，小何怯怯地前脚刚迈出门槛，父亲就一把将防盗门撞上……
为这事，小何委屈了好几天。
一部频频更换保姆的历史，其实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伤心史，也是父母病程的发展史。
我们，不比保姆更有优越感。反过来，我们也许比保姆活得更辛苦、更无奈、更谈不上尊严！
对这样一个深牢大狱似的家庭，保姆实在忍受不了了，还可以随时选择离开，而身为人子的我，我们，有选择吗？
——没有！
因为他们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我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