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人，有着充裕的物质生活，然而，精神世界的贫瘠与荒凉，教育文化的粗放与快餐化，娱乐走向低俗与审丑，使有着优良传统和丰厚积淀的民族精神日益贫瘠，日渐委靡，精神文化生态严重失衡。
我们缺少的是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一种虔诚的宗教情感。
问题并不在于信仰基督还是真主，是佛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或者是马列主义，总之，人是要有追求、有精神寄托的，否则，锦衣玉食，也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
为此，我要向甘地——裸露上身的游僧，致敬！
是他们，让我看到了精神的崇高与不朽。
有人说，这个时代，不去疯狂解构，就会被解构疯狂。可见解构主义的时髦与盛行。
起源于西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上世纪后期进入国门后，很快分流，而且泾渭分明：一边，是精神清流，即学者们的认真研究与思考；另一边，为世俗浊浪，是文化玩主进行的实用主义重组。后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解构主义“解构”为百变魔棒，并以此对其他事物随意解构。最初，这种玩法还比较克制，即便恶搞，也还懂得有所选择。而近年来，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成分复杂，质量走低，逐渐有些“疯狂老鼠”进入状态的味道，把媚俗娱乐当做解构的最高境界而将其推向极端，对文化范畴的大事小情开始了全面围剿扫荡，冷拼热炒，花样迭出，直搞得思想文化舞台充斥着新、奇、特、怪、赖，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跨入全民“玩”文化的世界前沿，热闹非凡。
解构主义在中国竟有如此奇特的演绎发展与创新，估计德里达本人都会对之大跌眼镜，自愧弗如。
与此同时，伴随上世纪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狂热革命的曲终落幕，人们出于各自的不同理解，共同把西方的启蒙运动旧话重提，期望能从中理出一条通向“罗马”的康庄大道。于是，人们或严肃或调侃，或正道或旁门的为卢梭、孟德斯鸠，为伏尔泰、狄德罗，为洛克、边沁等等，口诛笔伐，争执不休，打破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泾渭格局，学术探讨与解构恶搞混在一起，直搅得天地昏黄。
本来，学术之争自有其积极意义，不必非要压倒谁、战胜谁。古今中外形而上的争论，很难真正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胜出者挂头牌，也不过是“各领风骚数百年”，其余或作陪衬，辅助补充；或被挂置暂存，此后如有需要，检索出来应时应季地加以改造包装，仍能派上用场。
我一直相信，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不欣赏对各色思想学说“满门抄斩”的过激做法，所以，不具备当战斗员的资格，只能远远观战，顺便说些不痛不痒的外行话，卡拉OK一把。
以前读卢梭，一种很触动很复杂的感觉。后来，对他的抽象人性论，以及孔孟的唯心性善论、荀子的唯物性恶论，都各有取舍。再后来，对法国以及欧洲文化感兴趣，看到拿破仑的“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的权威性结论，深以为然。我想，这不仅是由于说话的“人”，占据了权力的制高点，更因为所说的“话”，占据了历史发展的思想制高点。卢梭带给当世与后世巨大深远的影响，岂止于法国？岂止于欧洲？而是全世界。他是思想史上名副其实的里程碑。
我不想把卢梭的诸多“业绩”从别处粘贴复制到这里，哪儿都可以找到，也不认为卢梭的理论无懈可击。恰恰相反，我对他的一些思想学说存有异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只想说，研究分析人和事物，既不能脱离基础地去“高空作业”，也不能背离现实地去“真空作业”，更不能任性偏激地胡乱指责。
例如，有一篇文章，标题：《揭开卢梭的伪善面目》。
仅这样感性化的题目，如此的吸引眼球，如此的具有冲击力，就让我有理由把它当做恶搞名人的戏作。读过之后，觉得假如是简单的恶搞，倒不必较真，完全可以一笑作罢，麻烦的是它的夹生制作，貌似学术，又很随意而不负责，从人性角度，不够宽容厚道；从学术角度，不够客观冷静。
卢梭留给人类的，是他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代表、作为“自由奠基人”那些震撼心灵与历史的思想成果，是在旧王朝行将灭亡人们陷入思想混乱时，他带给人们的精神向往和力量，他是“支撑法兰西智慧宫殿的栋梁”，他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然人本的天性哲学，不仅颠覆了基督教的原罪说，也冲击扫荡了现实的弊端与黑暗，他的民主主义为近代的民主运动，实在称得上是导扶先路，以启山林，开创先河，他的教育思想，对其后的康德、杜威、巴泽多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卢梭们的价值意义在于他们丰富了我们的思想，并通过这些具有先进性的思想，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让接力到我们手中的人类社会是“这个样子”——既不是完美无瑕也不是彻底糟糕，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
作者使用的材料，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许多来源于卢梭自己的《忏悔录》。问题是分析研究的出发点与目的究竟是什么？首先需要明确，有关卢梭的生活隐私、感情纠葛，那是作为“人”的错误。何况，卢梭的“恶”似乎不存在着揭露不揭露的问题，它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已经几百年。更何况，我们不能用完美的神的标准去要求人，不能因为卢梭的道德哲学比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理性哲学更具有“道德魅力”，就去要求他本人必须成为道德完人。最为主要的是，卢梭对于我们，更多的是哲学意义，是思想意义，而从来就不是道德楷模，也从来没有谁会认为他的生活行为具有示范意义和价值。这就如同我们对黄健翔，不能因为他把足球解说得好就指责他为什么不能把球踢好一样。
分析研究卢梭的知与行的矛盾、他的精神冲突与人格分裂、他的思想行为表象与深层本质之间的关系，对深入探讨人——这种行为思想的聚合物的复杂多面性，具有很大的人类学价值意义，从这一点出发，卢梭的罪恶，具有标本功能。但是，对卢梭等人的批判，应该剔除对他个人的感性指责；评论者本身，应该避免一种带有个人化色彩的情绪宣泄。我相信，作者不会把“搞臭卢梭”作为唯一目的，因为，即使提供警世作用，卢梭也并不那么典型。
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研究分析，应该立足于心理诊断的病理意义，立足于建构健康人格的社会意义，它应该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黑色幽默：把美好的事物践踏毁灭给人看，再重复一次“焚琴煮鹤”。
不管卢梭做过什么丑陋的事情，有过怎样的阴暗心理，他的《忏悔录》，都表现了作为真实复杂的人的勇气与磊落。谁敢说自己的一生，灵魂深处从来没有丝毫阴暗的存在和罪恶的涌动？没有说出来，并不等于不存在。任何人，都有若干甚至更多“不可为外人道也”的暧昧和隐私。假如，我说，那些整天惦记着揭开别人面目的人，自己的面目是否愿意先被揭开？显然，这与上述对黄健翔的指责，同样匪夷所思，同样肤浅偏颇。
应当承认，卢梭这一类属于社会的公众人物，在公众的关注评判下，不具备常人应有的私有性、个人化，已经不属于自己，他们只是概念人，被彻底“符号”化了。因此，对他们的批评底线和尺度与普通人有很大不同。
即便如此，我们有些学术批评，也还是缺少了一些客观从容和优雅，缺少应有的智慧和宽容，缺少对他人的基本尊重，而是多了些痞气、江湖气、浮躁气，多了一些非此即彼的极端性，也多了一些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怨气、怒气。进一步说，就算是嫉恶如仇，那也要想想，是气血之怒，还是理义之怒。前者不可多有，后者不可略无。
罪眼看世界，必定满眼罪恶；极端思维视野下，没有正常。
做学术研究，或是玩文化，都需要深厚文化的强大支撑，否则，就难免捉襟见肘，露出几分底蕴不足的丐帮味道，气盛而格调卑微。
再者说，研究，就是研究，不是打架，是不是先把态度放平？
巴赫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从伦理哲学的角度思考人的社会存在，把对美学、文艺学的探讨而形成的“对话主义理论”，推广辐射到广大的社会学领域，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万物）是一种“对话”的关系。这是我一直信奉的经典。
语言是什么？教科书上说，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哲学家说，语言是思想的媒介和表达；神学家认为，语言是灵魂的载体；诗人则说，语言是感情的音符；艺术家以为，语言是美的衣裳。
《圣经·旧约·创世纪》开篇写道：神创造了天与地。大地一片混沌，神曰“光”，于是有了光；再于是有了连续七天的开创万物。这是说，先有了神的语言，而后才有了生成的万物。
《约恩传》以及《来自约恩的福音书》则用“万物由语言生成”对语言进行了超文本的概括描述。
于是，下列公式成为相当权威的理论：
语言=神。语言，生成万物。
当然，作为无神论的人们，可以模糊神与人的界限。马克思他老人家就明确指出：神，即人，而且，是劳动的人。
由此逻辑演绎出：语言即人。
换句话说，语言，就是人自己。这相当于文学即人学，风格即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当然，人有个性；人世间有百态。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中，有神性，也有邪恶。况且，天使与魔鬼的语言是相伴而生的，是通行互换的。那么，语言自然随同人一起而变得破碎、诡异、混乱复杂而充满矛盾。
巴赫金就是据此扩展延伸他的研究，把关于语言、作家、作品，人与自己、人与他人的“对话”关系，置放于更加广大的时空领域，创立并丰富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得出世界万物是“对话关系”的宏大理论，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而我只是关心语言表情达意的直接作用。我坚持认为：语言，是内心完整而完美的系统表达，是抽象思维情感的具象。一句话，“言为心声”，语言就是心灵的外表。
直到有一天，看到一位大师的主张，要以“沉默”对抗语言。说很多情况下，由于“引进了情境变量”，语言既是滞后的，又是虚假与反向的，还是苍白无力的；认为“人，只有在沉默的状态下，才是最真实的、最自由的；只有行为中的表达，才是本质的、无限的”。
我陷入深度迷惑，认为这虽不无道理，却是一种片面性的、带有夸张性的真实。
然而，今天早晨，在央视3套的节目里，看到一场“全国舞蹈大赛”的精选实况转播。我突然感到，语言，其功能作用确实有限；非语言的魅力确实强大，简直神奇美妙到超语言，甚至超感应。它是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世间万物的另一种非语言的绝妙“对话”。
华尔兹的妙曼舒缓、矜持高贵，这是尽人皆知的。那种优雅尊贵，让人体会到生命的神圣与尊严，典妙非常。我，不知用什么词语去描述台上的舞姿，也不知怎样形容内心的感受。我的眼前，是一只只美丽的白天鹅，悠然而舒展；是一匹匹健美的红鬃马，奔腾而飘逸。他们像风吹仙袂飘飘举的飞天嫦娥，像临波照影的惊鸿一瞥，转身时妩媚妖娆，回眸间摄人魂魄。静若处子，闲庭信步而潇洒从容；动似蛟龙，上下翻飞而舞动生风。高扬的头，颀长的颈，柔韧的腰，用肢体结构出一幅幅情韵兼容、神形并妙的炫彩图景，经典唯美。
桑巴舞热辣的南美风情，是年轻人的时尚新宠，却也可以使任何年龄段的男男女女激动痴狂。橄榄色的背景与蜜色皮肤交相辉映，组合成沙滩的主调。舞蹈者健美强壮的身姿，带有印第安人的狂野和丛林精灵化合后的怪异与神秘；转腰抬腿，提臀扭胯，极具张力，动感十足而又风情万种。桑巴舞有浓烈的烟草烈酒的强刺激，释放着原始的激情：自由、热烈、奔放，夸张出摧枯拉朽般的巨大的生命能量。
探戈，是一种节律感十足的舞蹈。舞蹈者像是在欧洲城堡的广场上接受检阅的皇家卫队的士兵，凛然不可冒犯；又像一个个剑拔弩张的决战武士，相搏于生死存亡的角斗场；更像一对对相斥相吸的性情男女，挣扎在爱恨情仇的伊甸园。舞台上流动着的，是刀光血影，电闪雷鸣；是绵绵情话，呐喊狂呼。刚劲柔美，激荡起伏，在推拉转送间，在悲喜嗔怨中，尽情张扬，任意驰骋，使生命之花、灵魂之光，一度度华彩绽放。
舞蹈，这种非语言的艺术，表达的是恒久不灭的人文主题。它像一袭心灵的狂飙，一泓感情的清泉，一扫现实的乏味、平庸和阴郁，于冷漠的无常中，带给人们一束来自于天堂的明媚佛光。
在整个观看的过程里，我彻底地失语！对语言彻底地绝望！也彻底地陷入惶惑！由此，我相信，语言的有声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强大、更无限的精神情感的神秘存在。
美国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曾说“其实，我并不想写（说）什么，我想握着别人的手，直接沟通”。
莎士比亚这样的语言大师也曾说“不说，才是最高境界”。
人与人之间，既有语言的对话和交流，也有无言的表达与解读。
只是，语言的欺骗与歧义，同语言的作用同样有限；而无言的费解与误读，也同无言的多向性一样——无极。
问题的关键是：读懂！
更为关键的是：相信！
出色的领导，除了要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和比较全面的个人素质、一定的工作能力之外，还应有较高的领导艺术。领导艺术方面的专著积案盈箧、洋洋浩繁，但是，我以为领导艺术之要还是“知人善任”和“平衡有术”。
事必躬亲的领导，未必是好领导。最高的领导艺术，与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同理，即“无为而治”。宰相之责，“非以一人之才为天下用，而是以天下之才为天下用”（宋·曾巩）。善于用人，必先识人、知人。识人知人要有慧眼。至于用人，那还要有气度和胸怀。知人善任，才能聚集人才，才有可能“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唐·魏征《谏太宗广思疏》）。
至于平衡有术，就比较复杂了。所谓平衡，就是掌握分寸，把握好尺度。领导最常遇到、最难掌握、最能衡量出水平高低的，不外乎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
只讲原则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但是，不讲原则的领导，也肯定不是好领导。严格地说，只讲原则，凡事都按规定，查条文，遵先例，照章办事，那还要领导做什么？机器操作岂不更准确方便？然而，如果完全不讲原则，处处灵活，那恐怕就天下大乱了。所以，其难点，不在于原则，也不在于灵活，而在于高度的原则与最大限度的灵活的完美结合与统一。正如真理与谬误有时仅仅一步之遥一样，原则与灵活之间也并不是关山迢迢。它们相依相生，互为补充，互为因果，有时，泾渭分明，有时难分你我。过于原则，流于生硬、教条，容易激化矛盾，走向极端；过于灵活，又会丧失原则，造成损失、带来被动或引起混乱与麻烦，还难免滑头之嫌。上乘之境是把握二者最佳临界点，所谓差一分则不足、多一分则过矣，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这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功夫。它集人格、胸襟、学识、修养、能力、经验之大成，是对事物有深刻了解认识领悟之后的一种自然把握，只可意会，难以力及。
汉代东方朔曾经这样描述处世胜境：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道，即客观规律；游，自由灵活；优，佳境也。不拘泥，不逾越，把握有度，收放自如，以期臻于自由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