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在文化革命中达到荒谬程度的道德纯净气氛的影响，中国一直处于“谈性色变”的社会氛围当中。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研究性？一开始我并不在意，人们问得多了，也引得我自己不得不扪心自问：我究竟为什么要研究性呢？
“罪魁祸首”是我生长的环境和社会气氛。我属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进人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人们在“阳”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阴”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阳”的场合说一种话；在“阴”的场合说另一种话。而“性”这个话题绝对属于“阴”的世界。在那30年间，由于性处于社会的阴面，整个社会的性观念相当扭曲、变态。门内饮酒，门外劝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直到现在，人身体的这部分器官还是被赋予远远不同于脑、心、手、足这些器官的意义、价值和重要性。对于与性有关的一切，要特别地加以防范，似乎它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万恶淫为首）。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说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地扭曲、如此地变态、如此地压抑。
打个比方，搞性的研究有点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感觉；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感觉；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感觉。这跟“性”这一主题在中国当代前卫艺术家那里特别受宠是同样的道理。记得有一次张元（先锋电影导演，导演了中国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东宫西宫》，编剧王小波）问我：“你为什么对性感兴趣？”我想了半天，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搞性的人都特别地道（不会是假正经之意）。”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似有同感。
中国人很少会想到，在性的领域，许多事与人的基本权利有关，比如人可不可以自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同性恋伴侣可不可以结婚？虐恋爱好者可不可以组织自己的俱乐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购买和享用性的文字、图像和影视产品？人町不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人可不可以参与三人以上的性活动？……
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义务，忽视权利。人们习惯于为了尽义务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人的权利常常以社会和国家的名义受到压制。弗罗姆在讲到欧洲中世纪时说：那时，“个人”尚未形成。在当代中国，人们还在以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名义压抑性的表达，原因恰恰在于在我们这里“个人”尚未形成。因此，义务是好的，权利是坏的；尽义务是美德，要权利是邪恶；尽义务受褒赏，要权利遭贬抑。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对于经济、政治、人身安全之类的个人权利已经有了一点要求，那么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在伸张个人的性权利方面，人们还远远做不到理直气壮，反倒是心虚气短得很。
长期以来，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荒谬程度的道德纯净气氛的影响，中国一直处于“谈性色变”的社会氛围当中。道德保守派一直没有放弃纯净社会道德使之尽量趋向于禁欲主义的目标。他们顺应（或者说利用）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保守道德观念，压制另一部分人的权利一殊不知按照《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规定，后者的道德观念也有加以表达的合法权利。用行政处罚的办法钳制后者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用社会中一部分人的道德标准来压制另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严格地说属于违宪的行为，是应当认真加以检讨的。
在中国一部分人群进人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之后，个人主义渐渐得到应有的地位，也渐渐在人们的观念中与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区分开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一些“准群体”也渐渐形成为“利益群体”（达伦多夫语），他们希望运用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争取和保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一般权利和作为某个利益群体的成员的特殊权利。在这一斗争当中，与性有关的权利正在进人中国人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