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合作到一起彼此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而且创造了很多我们过去不能想象的成绩。
——摘自冯仑文章《商业伙伴：万通的思考与选择》
1988年，冯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所委派，到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之职。冯仑当时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等事情。就是在那时，他结识了潘石屹、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为日后开创“万通”奠定了基础，他们六个人后来因为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人们称他们为“万通六君子”。他们如今都成了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潘石屹开发的“SOHO”系列成了地产新贵，易小迪搞起了阳光100集团，王启富成为了“海帝地板”的总裁，王功权转行创办“鼎晖创投”，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在四川从事农业项目，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
冯仑与他们相识说起来十分偶然。1998年，冯仑首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又通过王启富认识了王功权，但当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有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冯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和北京两头跑。
1989年夏天，王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冯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
1989年，冯仑与南德公司驻海南代表汪兆京相遇。汪兆京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在牟其中手下担任重要职务。冯仑从他那里得知了牟其中的很多事情，在他的说服下，冯仑去了南德。
冯仑投奔南德牟其中后，王启富和王功权也都先后跟了过去。在王功权的努力下，刘军和他们三人在南德相聚。这四个人在南德都得到了重用，冯仑担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担任西北办副主任，王功权担任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王启富担任法律室副主任。他们的关系因此更加紧密了，经常探讨一些人生的问题，这为他们后来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冯仑四人都离开了南德。在南德公司的几年时间里，冯仑学到了很多经商之道，对商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对他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他们返回海南，找到了开印刷厂的易小迪，合资注册了一个公司，后来又找来了潘石屹，正式凑齐了“万通六君子”。当时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这在《野蛮生长》里也有反映：
（当时）我们没有钱，每个人便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借了一些。王功权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启富跟家里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个老板借了一些，刘军向朋友借了几千块，易小迪拿了印刷厂的8000块，合起来有三万多块。这些钱大都用在了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了，当时也只能注册类似皮包公司一样的公司，注册资金是1000万人民币，拿到执照的时候还剩下几百块钱。过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来了，做财务部工作，负责我们第一单房地产业务的销售，他的销售才能在那个时候就显现了。
尽管那个时候万通只有三万块钱，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赚大钱。那时候冯仑他们找到一个八栋别墅的项目，但他们那三万块钱肯定什么都做不成。于是冯仑找到一家投资公司，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资助。他向对方描述了一种全新的房地产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只需花很少的钱，就能做很大的项目。他告诉对方，万通出资1300万，对方只需出资500万就行。对方觉得有利可图，就答应了冯仑。后来冯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亚运村和对方签订协议之后，就拿人家的500万现金做抵押，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于是他们用这1800万买进了八套别墅，包装之后高价卖了出去，总共赚了三百多万。
这就是万通的“第一桶金”。后来冯仑接受媒体采访，还谈到了这件事，他说：
创业的时候大家都是资源全面短缺、匮乏，而不是光是钱的问题。但是你怎么样发挥你的优势来启动别人的资源。所有的民营创业者都面临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唯一有的资源是什么？两件事情，现在回头来总结，第一在机关里工作过，有一个不错的出身，就是说是一个很认真、很有资源分配能力的人。
的确如冯仑所说，资源的全面短缺和匮乏是很多人创业时面临的挑战。“万通六君子”正是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资源，如冯仑的关系，潘石屹的销售能力，万通才逐渐强大起来。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这样写道：“按照（万通的）历史进程看，缺了谁都不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他不在，就是零。”
1991年6月，他们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万通的前身），做的是“农业开发”的买卖，本质就是地产开发。当时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是总经理助理，潘石屹主管财务工作。可以说，这种分工完全发挥了各自的特长，称得上是当时最成功的资源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