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从军赶忙制止：“你别忙着说要走的话，医生说每半个月还得来复查一次。”
“那得多久？”徐秀珍着急地问。
“一两个月吧。”向从军不慌不忙地回答。刚说完，高素芬办完出院手续走了过来。主治医生接过单子看了下，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和用药方法。
任素群帮徐秀珍脱下了医院的病员衣服，叫女儿拿出刚才在街上买的新衣服、帽子和鞋子，从头到脚给她换上。
徐秀珍忙对向从军说道：“大兄弟，你这是干啥？”
向从军笑着说：“你就只管穿吧！这是你弟妹和孩子们对你尽的一点心意，其他的你就别管了。赶快回家，我们还有几十年的话没说完呢！”
徐秀珍被她们这么一打扮，跟来时判若两人，显得富态和精神了许多，气质都不一样了。孩子们都为经他们努力取得的效果感到满意。特别是忠惠，见自己的用心博得了父亲的赞许，高兴地拉上姑姑就走。
晚上，一大家子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徐秀珍聊起分别后这些年的情况。
徐秀珍第一次看电视，觉得电视这东西很奇特，里面的人既能唱又能跳，比自己家中志清给买的那台收音机强多了。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便跑到电视机跟前，用手反复摸了摸，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钻到里边去的，便问道：
“这个戏匣子确实是个稀罕玩意儿，不但能听还能看。”
她一说完，任素群便解释道：“这是电视机，节目是由电视台播出来的，就跟你在家听收音机一样，是用无线电波传输的。”
等她的新奇劲过了后，向从军便问起村里的情况和乡亲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实行改革后大家对目前的农村政策满不满意等。
徐秀珍忙回答说：“满意、满意，只是感到心里还不踏实，怕政策再变。咱村1979年在忠民、志清的领导下，带着大伙儿搞了包干到户。村里人来找志清说就是缺钱花，盼着什么时候钱也像粮食一样多就好了。当前村里正办着好几个厂，就是为了给大伙儿找点钱。听说还建了一个什么矿泉水厂，今年上半年赵志明来找志清时，说厂子建成后能把咱山上流出来的那些水装入瓶里当酒卖，好几元一瓶呢！据说得要一千多万才建得成。这事好是好，可到哪去找这么多的钱。这不是镜子里面打哈哈，摸不着的影子空欢喜吗？现在已花了好几百万了，我来之前，忠民侄儿还去村里视察过呢！”徐秀珍边看电视边给他们介绍着。
向从军听后感到村里铺的摊子大了点，建这样大规模的厂，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当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他想矿泉水一时半会儿很难打开销路，但再过四五年可能情况会逐步好转。想到这，他便问道：“志清是谁？”
徐秀珍忙说道：“是我儿，是你国兴哥1940年跑回来后生的。”
听到这，向从军难过地说：“当年国兴哥和大贵兄弟抬着我日夜兼程地追部队，肩都磨烂了，大路又不敢走，怕碰上土匪，只有钻林子，到松潘才追上部队。他俩后来参军，就在我那营当战士。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我们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团北上过草地。走完草地后到了班佑和卓克基，张国焘又命令部队从原路返回，折转来到了甘孜。部队在草地中的日子，那艰难情况是可想而知的。记得第一次过草地时，走在后面的部队连草根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再原路返回来。大贵兄弟就是在第二次过草地时牺牲的。我们在甘孜、川南一带又逗留了一年，中央红军这时早就到了陕北，与刘志单、徐海东的红军会了师。我们当初还有五六万人，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最后只有两三万人了。第二年，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也来到了甘孜。红二、红四方面军才又会合在一起，继续长征，往陕北方向走去。临出发时，国兴哥带着他那个排的战士去给全营筹粮，还没返回，我们团就接到上级任务开拔了。我留下通讯员在原地等他们，直到最后也不见他们回来，后来就断了音信。”
徐秀珍听到此处，说道：“当时国兴带着战士们在回部队的路上遇见土匪，有的战士牺牲了，有的打散了，他也负了伤。他追大部队追了两天也没追上，只知道队伍向北去了。他沿路帮人打工，靠乞讨过活，1940年才在平武大山中我娘家找着我。”
“那后来呢？”向从军急切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