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货币战争硝烟已起，战鼓频催。四月中旬美国“汇率报告”公布在即，双方高官频密接触。这场“战争”因何而起，形势如何，中国又该如何因应？
首先，战争是美国挑起的，应无疑义。动机与目的有三个层次：（1）为奥巴马及执政党年底中期选举加持；（2）逼中国增持美国国债；（3）对一个越来越有可能挑战美国老大地位的老二中国，给予战略打击。
那么？中国该如何面对、如何应战呢？应有两个角度的掌握，一是战略思维，二是战略作为。
战略思维涉及三个部分。
（一）中国不必担心另一个“广场协议”的威胁。1985年美国对付日本时，是纠集英、德、法形成了“统一战线”，如今此一条件不复存在，主要大国俄、德、法、日甚至包括英均不会与美国统一立场。再说当年日本不得不受美国胁迫，是因为日本必须仰赖美国安全保护，及日本并无巨额美债作为反制，这两点与今日中国均有所不同。
（二）2.4万亿美元的储备，须视之为已是一笔死钱。置之死地而后生。有此认识，它才不会成为美国勒索中国的紧箍咒，相反，它还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武器。若不如此，必受制于美国，陷中国于极不利之处境。
（三）必须将人民币问题、美元问题、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问题三者捆绑，一起来谈。今天的问题不在人民币而在美元，是美国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商，为了私利，罔顾货币纪律，滥印滥发美元的结果（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财长说得老实：“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全球的麻烦。”），这一点，全球已有基本共识，中国必须抢占此一道德高地，与美国进行斗争。
有了这样的战略思维，就可以谈以下的战略作为了。
第一，事缓则圆。作为第一步，要尽最大努力避免美国在四月的汇率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一旦那样，即是两败之局，中国必须向美国传达出相关的严重信息，避开此一可能冲突，双方可将博弈的时间点挪延至五月的“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机制”及六月之G20峰会。届时，双方及多方可进行较为理性的对话与协商。
第二，一如前述，在中美对话机制中，可以谈人民币，但必须同时谈美元，及新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很显然，这已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了。所以，在中美就此形成初步共识后，宜将此一问题交至G20峰会中讨论。中国应建议，现在是准备及召开一个像上世纪“布列敦森林会议”（1944年）一样的新世纪的“布列敦森林会议”的时候了。这样的主张，有理有节，应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第三，美国有“汇率报告”，中国也应该有“汇率报告”。早些年，美国每年发布一个“中国人权报告”，藉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后来中国有样学样，也搞了一个“美国人权报告”充分揭露美国的人权问题，也是一年一个，并选在与美国同一天发布，效果挺好。货币战争完全可以仿效。如果美国列举事证指控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话，相信中国必然可以列举更多事实，证明美国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操纵汇率的国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工作应立即着手。
第四，与此同时，中国也应作最坏的准备。若美国一意孤行，对中国出口强课附加关税，等于正式向中国宣战，那么中国所有的武器，常规的非常规的，例如向WTO提出控诉，同样以附加关税反制，抛售美国二房（房利美及房贷美）债券，抛售美国国债等，也应作好一切准备，适时反击。不希望走到这一步，但不能没有这样的战备与决心。
最后，前方应战的同时，后方亦应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前后呼应，货币战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