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核心主题是“可持续增长”。这个题目引起了我的兴趣。
“发展”与“增长”，在一般经济讨论上，经常混用，没太大问题。但如果用在“可持续概念”上，就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区别。“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做好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资源的循环与再生等等；“可持续增长”则似乎是世纪金融危机后，近来开始被注意的新课题。
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海啸，到2010年下半年逾两周年了。海啸初期，各国政府莫不采取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救市，一年左右，终于把下挫的形势稳住了。与此同时，却也产生了不少后遗症，主权债务危机是其中最为凸出的，不仅如此，最近各国普遍发现复苏的力道减缓了，增长的动力减弱了，甚至还开始担心会不会出现二次衰退，换言之，大家普遍忧虑现在的增长“可不可持续”的问题了。
就全球范围而言，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多数地区增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存货调整，二是救市政策特效药的药效。两者都不是可持续的，时间过了，效果就减弱了。“可持续增长”还得从根本上去找到经济体系内生的动力才行。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角度，也可以来关注中国。
过去30年，中国创造了年平均9.8%的全球最高经济增长率。这个成绩，使得中国对内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大量富余劳动力，以及政府通过税收大幅增加来进行重分配，有效地维持了社会及政治稳定；对外，则通过贸易与投资的辐射，强化了中国在全球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政经影响力。令人关注的是，这样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这个问题，一向为人关心，也一向为经济专家热中讨论。经济发展学门类的专家，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对照发达国家的轨迹与经验，通常得到经过一个阶段快速增长后增长率必然逐渐趋缓的结论。是不是所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出现过的增长模式，都适用于针对中国未来增长趋势的分析？我看不见得。理由是国情不同。是真正的“国情不同”。
首先，要了解中国过去30年获致年平均9.8%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三个，一个是需求面的，是新一波全球化所提供的巨大的外需市场；两个是供给面的，一是众所周知的庞大低工资的劳动力，再一个是最关键也最独特只有中国才有的“体制改革或创新”。当然，也还可以加上一个负面因素，那就是对环境、生态、资源的透支，及对劳工及农民等弱势者权益的欠缺保障，所有这一些所谓“社会成本”的规避，最终都反映到了生产成本的偏低以及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强化之上——当然，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竞争力。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就可以试着为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中国增长潜力做一些观察分析了：
先谈不利的。一是外需市场出现了变化。以主要国家政府的财政困窘及百姓必须进行的消费行为的调整而言，全球出口市场都不令人乐观，对所有国家都不利。二是中国必须矫正以往的透支行为，从而使生产成本增加，出口竞争力减弱。这两条，都不利于未来的增长。
但另一方面，（一）中国有庞大的全球最大潜力的内需市场，可以经由收入分配改革、民营化、城镇化等手段有效开发；（二）中国还存在巨大的矫正性需求（针对环境、生态、资源修补的产业）；（三）及巨大的民生（住房、教育、医疗）需求。在供给面，（四）中国还将持续推进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每多进一步，经济能量就多释放一分；（五）在劳力资源之外，中国还有极大的脑力资源有待开发。
这就是“国情不同”。下一个30年，中国还有多大的“可持续增长”潜力，读者可自行判断。当然，前提是大方向一定要抓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