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从来就是不只一波的。时隔三年，第二波海啸又迎面扑来。
记得2009年第一波海啸肆虐之际，不同于一般经济专家的预测（或V或U或W或L），我对当时形势的观察是以一个名牌为喻，即LV。之所以是V，因为当时所有国家都尽其可能地采取了最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的超低利率及后来的量化宽松，所以股市与商品市场非强烈反弹不可；之所以是L，因为泡沫破了之后的实体经济，远非短时间可以明显复苏。正因为资本市场的V与实体经济同时并存，所以极可能吹出另一个大泡沫，这个新的大泡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前一个泡沫破灭之后所产生的问题与痛苦，但毕竟为一假象，因为凡泡沫必会破灭。
就这个角度了解，过去三年全球股市及商品市场反弹下的繁荣，其实相当虚，人人心中都未必踏实，欧债危机与美债危机相继爆发，市场中不踏实的感觉更为明显。标准普尔在这个时候对美国主权债评级降等，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
形势如此，接下来怎么办？我认为当务之急，首先须对过去三年政策作一全面检视，矫正其中偏误。美国举债上限的争议，及标准普尔对美国政府及主权债的调降评级，折射了此种反省，可惜未形成强烈的共识，加税未获支持，减少政府支出也虚晃半招，有点为德不卒的感觉。
中国的检视重点又如何？我愿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来谈。
首先，在宏观面，重点在货币政策的从宽与从紧。过去三年，货币政策先是从宽，而且相当从宽，这无疑是当前楼价与物价涨势明显的最主要原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开始从紧，存款准备金率上调，银行利率上调，加上频繁的公开市场操作，及明显加快的人民币汇率升值，但迄今为止，效果尚不明显。但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却在很大范围内面临融资困难。
由于七月CPI同比涨幅已达6.5%，似乎有渐到顶之势，各方对货币政策的下一步明显出现继续从紧与适度转宽的论点分歧。我以为这个政策论辩的重点不应放在CPI究竟是不是太高了，或CPI是不是即将触顶，而是“负利率”的存在是否合理。其实CPI即使是8%也没太大关系，如果名目利率是10%的话。“负利率”的存在将导致资金运用的错误配置，也是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一再调升却对楼价、物价难起稳抑效果的主要原因。因此，当前宏观货币政策的重点应置于使“负利率”尽快缩小、最后消失的调整之上。
其次，中观。这一轮存款准备金率的持续上调，首当其冲的是大范围的中小企业面临了巨大的经营压力。在工资上涨（也是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之一）、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又遭遇到融资的困难。所以，所谓的中观调控，是指一套有利于纾解融资困难的有针对性的“中小企业产业政策”。
中小企业由于发展不确定性高，缺乏抵押品，信用等级低，单笔贷款规模小等特点，银行放贷成本与风险较高。解决之道在于提供信用担保。或由中央政府成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或由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担保提供再担保。要之，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应持续从紧，但可对中小企业设计选择性的或定向的宽松政策。
第三，是微观。是调结构的意思。各级政府应针对所有消费与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给予政策的矫正，例如对环境污染给予惩罚，对农地征收给予合理补偿，对劳工权益加以保护，对研究发展创新给予奖励等。易言之，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出口竞争力中不健康的成分。
金融海啸产生的问题如能正确因应，焉知非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