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9日举行的欧盟高峰会，与2008年金融海啸后举行的连续15次峰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第16次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通过这次峰会，德国“收伏”了法国，“排除”了英国，“挑战”了美国。
大家注意到的是，法国总统沙克吉终于做出妥协，接受德国总理默克尔带有强制性的“欧洲财政联盟”方案，同样接受的还有不含英国的所有欧盟成员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德国“一统”了欧洲大陆。一般人比较忽略掉的是，在德法与德英博弈之外，还有同样精彩、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德美博弈。
在这次欧盟峰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急派财长盖纳访欧，目的是警告欧洲各国，财政改革是不急之务，重点应该是先救火；要救火，就需要欧洲大国（主要指德国）对国际货币基金（IMF）注资，并让欧洲央行（ECB）跟美国一样采取印钞的量化宽松政策。但默克尔不为所动，这一回合的德美博弈，美国未占到上风。
奥巴马何以有这样的主张与建议？默克尔又为什么如此坚持？首先，奥巴马对于自己成功处理次级房贷风暴及金融危机，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崩溃十分自豪。他相信，正是因为联准会砸钱救市，才让全世界躲过大萧条。
其次，奥巴马也将欧债危机视为总统连任之路的重大威胁，如果欧洲国家都加入“财政联盟”，共同实施财政撙节，会让景气更衰退，那就会拖累美国经济。这些，德国心知肚明。但默克尔坚持己见，倒不是存心跟奥巴马作对，而是有更深层次的理由：德国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经济路线与经济模式。
就经济路线与模式而言，美国与德国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一、德国严守纪律，无论是财政纪律或货币纪律，美国则重权变，因时制宜；二、在经济形势恶化时，德国会要求各国先为过去错误“付出代价”，进行必要的矫正与改革，美国则是毫不犹豫地先服药，不管是特效药或鸦片，后遗症以后再说；三、两种模式比较，美国着重短效，治标，但未必治本；德国看重长期，治本，但也未必治标；四、美国模式存在道德风险，德国模式则存在着现实风险。
美国与德国会发展出如此明显差异的两种模式，探究起来其实相当有趣：
第一，就经济学派而言，美国模式崇尚的是凯因斯理论与政策，允许甚至鼓励以赤字财政的方式提振需求、繁荣经济，是以财政纪律与货币纪律不是必须严守的圣经，至于长期会产生什么后遗症，凯因斯有一句名言：“在长期，我们全都死了！”德国浸淫的经济学流派奥地利学派，严谨自持，对财政纪律与货币纪律的要求一丝不苟。
第二，与历史经验有关。凯因斯理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西方世界蹿红，实践证明，对于经常出现的景气衰退，凯因斯政策确有一针见血的功效（但功效的背后是债台高筑），因而从学术界到政策界，几乎都是凯因斯学派，联准会主席柏南克与盖纳自不在话下。德国的经验则是痛苦的，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面对巨额赔偿，不得不印钞支应，结果导致恶性通膨、民生凋蔽，以致纳粹兴起，发动二战，战败后德国分裂，直到1989年才以巨大代价重新整合统一。因此，德国对通膨是最敏感及深恶痛绝的。
第三是民族性格使然，德国基因一板一眼，美国基因，极度灵巧；第四，也是关键的一条，美国拥有独占性的印钞权。
这一次欧债危机凸显了德、美两种模式与路线的区别，这一次欧盟峰会也让欧洲大陆出现了德国模式一统全欧的可能。明年开始，人类历史将正式出现两种模式与路线的竞争与选择，这可是人类历史文明演进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