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和教师岂可培养
我们恭候的半个上帝
他必须如音乐般
容易激动而敏感
他感受得到
大地和天空微妙的影响
他感受得到
男子和少女眼神的触摸
可是，在他淳朴的心灵深处
未来与往昔迅速融合
而世界浮荡的命运
重铸在他自己的模子上
——修养
如今，修养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字眼。当全世界都在追求力量，追求作为力量手段的财富时，修养修正了成功的理论。人是自身力量的俘虏。对往事条理性的回忆会使他成为一部历书，辩论的才能会使他成为善辩者，赚钱的技巧会使他成为吝啬的守财奴，也就是使他沦为乞丐。而修养通过求助于其他力量来对抗那种占据着优势地位的才能，通过求助于高贵的力量，减轻了这些炎症。它紧紧地注视着成功。为了有所建树，大自然可以毫不仁慈，她不惜牺牲行动者以求达到目的，她会让人患上水肿或者肿胀。如果她需要一根手指，她会不惜以胳膊和大腿作为代价换取这一手指。某一部位的力量若是出现了过剩，作为补偿，与它相邻的部位往往会立即出现某些缺陷。
我们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精力的集中，因为大自然在把一个著名人物送入世界的同时，常常让他过分偏重于某一方面，牺牲了他的匀称以保证他的工作能力。据说，一个人只能撰写一部书。如果某个人有了某种缺陷，他一切的行动中就会留下这种缺陷的痕迹。如果大自然创造了一个像富歇一样的警察，那么他就是由怀疑和对付嫌疑者的谋略所构成。富歇说，“空气中充满了匕首。”桑克托留斯医生终其一生，研究天平，用来称量他的食物。科克勋爵高度赞赏乔叟，因为他的《寺僧乡士的故事》彰显了《亨利五世法令》第四章中严禁炼金术的内容。我曾见过一个人，他相信英国首要的祸根就在于对音乐会的热衷。前不久，一个共济会会员对这个国家的公民解释说，华盛顿将军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因为他得到了共济会的帮助。
但是，比总是弹奏一根琴弦更糟糕的是，大自然通过给予个人以一种自以为在宇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自负，从而促成了个人主义。
自我主义者是社会的蛀虫，他们中有愚笨者，也有聪颖者；有神圣者，也有世俗者；有粗鄙者，也有高雅者。这是一种像流行性感冒一样侵袭所有体质的疾病。在这种被医生称为“舞蹈病”的疾病状态下，病人有时会转圈，而且不停地在一个地方缓缓地旋转。自我主义是不是这种疾病的玄奥的变形痘呢？一个人沿着他的才能形成的圆圈跑着，陷入了自我崇拜的境地，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这是一种存在于所有心灵中的倾向，其中一种令人烦恼的形式就是渴求同情。受难者夸耀着他的痛苦，从伤口上撕下药棉，露出他们本应受到指责的罪状，让你同情他们。他们喜欢疾病，因为生理的痛楚可以从旁人那里索取到某种关切。在我们眼里，孩子们就是如此，当大人进来时，他们要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就会咳嗽，直到喉咙哽咽，以吸引大人的注意。
这种病态是才能的祸根——艺术家、发明家、哲学家皆是如此。
杰出的唯心论者绝不会无视他们的言行，也绝不会勇敢地正视它们都是徒劳无益的事实。提防那些宣称“启示就要降临于我”的人吧！
这种习惯很快就会遭到惩罚，因为这种习惯需要人们去迁就它，需要人们温柔地呵护病人，把它锁入更为狭隘的自我主义的牢笼里，把他从这个由上帝创造的、由快乐而难免犯错的男男女女组成的大千世界中排斥出去。既然我们是可以被侮辱的，那就让我们受人侮辱吧。
宗教文献中有许多显著的例子，如果我们翻阅一下自己喜爱的那些诗人、批评家、慈善家、哲学家的名单，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也染上了这种水肿病和象皮病，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克服的。
这种甲状腺肿大式的自我主义在名人中是如此的常见，因此我们只能猜想它有助于人的天性，在人的天性中有很大的必要性，就像我们在异性的相互吸引中所见到的必要性一样。人类这个物种的保存是这种必要性的一个方面，即大自然通过给人类超载了这种激情而获得了人种，她冒着永无休止的罪恶和混乱的风险不顾一切地创造了人类。因此，自我主义扎根于基本的必要性，而正因为这一必要性，每一个体才能继续作为他自己而存在。
这种个性不仅与修养相一致，而且恰恰是修养的基础。每一种有价值的天性都依据自己的权力而存在，我们与之交谈的那个学生必须具有一种天资，而他的修养永远无法逾越他的天资，这种天资使用了所有的书籍、艺术、工具和交际中的优雅举止，却永远不会被它们所征服，也不会在它们中迷失本性。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是像样的人。修养的目的不是破坏这种个性——上帝决不允许这样！它只是要消除一切的障碍和杂质，留下纯粹的力量。我们的学生必须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决心，掌握自己的专长。但是，在他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必须把它们置于身后。他必须拥有一种宽容，一种以自由而闲散的目光环视万物的力量。但是，这种个人利益和自我是否超载了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在寻找一个能够不带任何感情或个人偏好，能够客观地看待事物的伙伴时，他们几乎找不到令他们满意的人呢？因为只要那些东西与他们的自爱无关，大多数人就会变得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尽管他们也讨论眼前的东西，但是他们考虑的却是自己，他们的虚荣心布下了小小的陷阱，以得到你的钦佩。
但是当一个人发现他个人的历史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之后，他仍会同他的家人，或者几个伙伴，也许还有邻里之间有名的几个人士交往。在波士顿，生命的问题也就是那八个或者十个左右的人物的名字问题。你见过奥尔斯顿先生、钱宁医生、亚当斯先生、韦伯斯特先生、格里诺先生吗？你听说过埃弗雷特、加里森、泰勒神父、西奥克·帕克吗？你和蒂尔宾维尔先生、萨米特莱弗尔先生、拉克弗罗比斯先生聊过天吗？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去死了。在纽约，这个问题是另外八个、十个或者二十个左右的人物的名字问题。
你见过那几个律师、商人和经纪人——两三位学者、资本家和报纸的主编吗？纽约是一个吸干了的橘子。当我们解雇了一打构成我们美国存在的国内的或进口的名人之后，所有的交流也就结束了。我们不指望任何人成为别的什么东西，他们只不过是这些主角的模糊的复制品。
生命是十分狭隘的。十年之后，当你重新把一个俱乐部或者一群聪明人聚集在一起时，如果某些具有洞察力而又泰然自若的天才能够让那群人直言不讳，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怎样的对疯狂和愚昧的坦白！我们为之牺牲自我的那些“事业”——关税或民主、自由主义或废奴主义、禁酒运动或社会主义，它们就像痛苦的根源和愤怒的魔鬼。而我们的才能也是那么的有害，似乎每一种才能都被猛禽捕获，使它远离了财富，远离了真理，远离了由诗人构成的可爱的社会，变成了一种狂热、一种偏见。只有当他白发苍苍、精神委靡的时候，猛禽才会松开它的魔爪，于是他苏醒过来，清楚地感知了一切。
修养是一种源于某些最优秀思想的暗示，即一个人具有一系列的亲缘关系，通过这些亲缘关系他可以调节任意一种格调的狂热性。
这种格调牢牢地在他的天平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帮助他反抗自己。修养保持了他的平衡，让他立足于与他相同或者比他优秀的人们之间，使他恢复了美好的同情感，警告他身处孤独和受到排斥的危险。
仅仅向一个人请教有关驯马、蒸汽、剧院、饮食、书籍的事情不是一种恭维，而是一种贬损，无论他何时出现，通情达理的做法是把话题转向那个你所知的他最疼爱的小孩。在我们祖先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天堂里，雷神托尔的屋子有五百四十层楼，人们的房子也有五百四十层楼。人的长处是他会通过许多的相关点来适应和转变，直到适应了巨大的差异和诸多极端。修养消除了人的浮夸以及他对村庄和城镇的沾沾自喜。上街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宠物留在家里。与别人见面时，我们必须宽容亲切，彬彬有礼，充满理智。没有什么行为值得人们抛弃和蔼的温情，这是我们为了所谓的纯艺术和哲学这些花哨的玩意儿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中，艾尔法迪尔只有把双眼作为抵押交给守护神弥米尔，才能喝上一口智慧之泉的水。现在，这儿也有一个学究，他不会因为是被最优秀的人物打扰而舒开紧蹙的双眉，也不会隐瞒他对打扰者的愤怒，除非他们的交谈顺着他不着边际的思维——在这里，他用自己的个性来折磨我们。学者们难免认为自己在群体中最令人讨厌。让他远离这敏感的状态吧！用健康的血液清洗他的羊皮纸般的皮肤吧！还给他那一双抵押给弥米尔智慧之泉的双眼吧！如果你是自己行为的牺牲品，又有谁会在乎你所做的事？我们可以宽恕你的歌剧、你的地名辞典、你的化学分析、你的历史、你的演绎推理。你们这些天才为了卓然有成而付出昂贵的代价。你的头钻进了塔尖，你不再是一个健康、欢乐而明智的人，而是一个疯狂的牧师。大自然毫不顾及每一个个体，当她想要实现目的时，她就会去达到它们。一些鸟类天生就要生活在沼泽地和海边，创造它们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于是它们就被拘禁在这些地方。每一种动物离开了它的栖息地就会挨饿。对于医生而言，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是一个器官的放大。士兵、锁匠、银行职员、舞蹈家的作用不能互换。因此，我们是适应性的牺牲品。
治疗这种有机的自我主义的良剂是各种各样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获取这些具有诱惑力的东西的途径有：了解世界，认识那些有才能的人，了解社会各个阶层，认识旅行，认识那些卓越的人物，了解那些与哲学、艺术、宗教有关的高雅的资源——书籍、旅行、社交、独处。
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亲眼目睹了一匹驯服的马、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或者参观了一个野生动物园，观看了“勤劳的跳蚤”的展览之后，都不会否认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说，“男孩是所有野兽中最邪恶的一种。”古英国的诗人加斯科因也说过意思大致相同的话:“生儿不教不如不生。”城市培养了一种谈吐和礼仪，偏僻的乡村则是另一种不同的风格，大海哺育了第三种风格，军队锻造了第四种风格。
我们知道一支可以为人们所信赖的军队是用纪律造就的，通过这一组织有序的纪律，所有人都可能被造就为英雄。拉纳元帅对一位法国军官说：“上校，你知道吗？只有懦夫才会吹嘘他们从来就没有害怕过。”大部分的勇气是曾经做过这件事的勇气，并且，在人类所有的行动中，那些正在运用的能力变得强大。罗伯特·欧
文 说，“给
我一只老虎，我也能教育他。”怀疑教育的力量是不人道的，因为从善是自然的法则。人们受到尊重，正是因为他们尽力向前发展或者采用了从善的力量。另一方面，怯懦则是一种公认的无可救药的自卑。
无法从善是唯一的一种道德疾病。有些人永远无法理解修辞，无法理解赋予词语的第二种意思或者延伸义，无法理解幽默。聆听了七八十年的音乐、诗歌、修辞和妙语之后，他们仍然拘泥于字义。
外科大夫和牧师都无法帮助他们。但即便是这些人也可以理解干草叉和救火呼喊声的意义！我曾注意到这种人对地震有着明显的厌恶情绪。
让我们把我们的教育变得勇敢而具有预防性吧。政治是一种马后炮，是一种可怜的修修补补，我们总是迟了一些。罪恶已经发生，也已通过法律，而我们才开始费力地辩论，希望取消我们本应该阻止其颁布的法律。总有一天，我们将学会用教育代替政治。我们对奴隶制、战争、赌博、酗酒的所谓的彻底改革仅仅是医治表面症状。我们必须开始更进一步的着手，也就是从教育着手。
我们的技术和工具给予那些可以掌握它们的人赢得了战胜新手的优势，宛如把他的生命延长了十年、十五年或者一百年。我认为良知的本分就是为每个崇高的心灵提供这种教育，我认为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之后，良知绝不能说，“这件事我本可以做，只是由于缺乏武器而没能做成。”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教育大都没有取得效果，所有的成功都是侥幸的，而且是罕见的。我们绝大部分的代价和痛苦都付诸东流。
大自然把这件事揽到怀里，尽管我们不能忽略自身系统的任何一点，我们也难以确定它是否大有裨益，或者说，我们难以确定一个不同的系统是否能产生同样多的好处。
书籍囊括了对人类最精妙的智慧的记载，它在我们的修养的概念中必定占有一席之地。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人物，伯里克利、柏拉图、朱利乌斯·恺撒、莎士比亚、歌德、弥尔顿，都是博览群书、受过全面教育的人，他们聪明过人，绝不会轻视文化知识。他们的意见之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有办法了解相反的意见。我们认为一个伟人应该是个成功的读者，或者说，他的吸收能力应当与天生的能力成正比。优秀的批评是极其难得的，因而总是珍贵的。我总是很乐意结识那些察觉到莎士比亚比其他作家更具有超验主义的优势的人。我热爱那些钟爱柏拉图的人，因为这种爱与自满不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