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站的路上挡着铁丝架，仅留出两个缺口供人进出。由四五个中国人和印度兵分开男女进行检查，虎视眈眈的日军荷枪实弹站在一旁监视着。李锦荣带着茅盾他们或掮或挑混在难民当中，由武工队跟在后面暗中保护。
他们绕街穿巷，尽量避开日军岗吵和检查站的检查，至黄昏时分，拐到铜锣湾的糖街。这个街口正好对着避风塘，早已安排好的小艇就在岸边等着。李锦荣带着他们，借着暮霭的掩护，穿过一个已剪开的铁丝网缺口。
待与小艇对上暗号后，小艇即把他们送上停泊在避风塘中间的一条大驳船上。叶凌风从船上出来，招呼大家上船，原来这就是武工队早已准备好的海上交通站。当茅盾上了船，才发现邹韬奋、胡绳、廖沫沙和于伶等文化人士也已从其他集中点被交通员带到这里。
天已黑了，全城开始戒严。
见到第一批准备偷渡的文化人士都安全到达，李锦荣绷紧的心弦这才松驰下来。他和叶凌风说了几句话，叶凌风就指挥开船了。船舱里，那些文化人本来就相识，如今在逃难中相遇，都非常兴奋，他们互相打招呼，细细叙述着港战以来的遭遇，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无奈之色。
凌晨三点，漆黑的海面上被迷茫茫的大雾笼罩着，伸手不见五指。日军的探照灯不停在海面上扫射，灯光被迷雾蒙上了一层薄雾，变得昏暗。熟悉日军行动的李锦荣知道日军已不再巡逻了，堤岸上的日军哨兵也放松了警惕，打起瞌睡来。
正是偷渡的好时机，船舱里的人也大都地睡觉，为了等候这一时机，李锦荣和武工队员彻夜未眠。于是。李锦荣叫醒大家，按照事先编排的次序，由三个交通员分别带着文化人悄悄地爬进了三只有竹席蓬的小艇，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的机会，三只小艇飞快地冲向海峡，然后迅速划向对岸。
就在他们准备上岸时，黑暗中窜出五六个流氓勒索保护费。要在平时，这几个小毛贼根本不在眼下，可是非常时期，李锦荣也顾不了什么，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得拿出一些钱来，打发这群流氓无赖，好在他们拿了钱马上就消失了。
当东方的天际露出鱼肚白时，三只小艇已到了九龙红墈，交通员迅速带领茅盾等文化人爬上岸，过街走巷，到达九龙旺角通菜街的联络点，把大家交给前来接应的李健行后，李锦荣就回去迎接另一批文化人去了。
李健行交待黄国芳，在刘鹏仔、方蓝和邓初立等武工队员的保护下，带着茅盾等一行二十多人来到青山道口，这时的青山道正有源源不断逃回内地的香港难民，他们混在难民当中，向北走去，经过九华径到达荃湾。
离开荃湾后，刘鹏仔带着二十多人向北走小路进入大帽山区，山区的路虽然崎岖不平，却已是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原来高阳率领的游击队员正在这里警戒掩护。他们爬山越岭，穿过峡谷，走进了一个平坦的盆地。
这里正是元朗十八乡，曾向文率领的游击队就在这一带活动。刘鹏仔与曾向文交接以毕，便回去另外执行任务去了。曾向文派人带着茅盾等二十多人到达住宿地点——秀大塘村杨家祠，原来这里已聚集着由交通员带回来的一百多个“文化难民”。
除了邹韬奋、茅盾夫妇这批二十多人之外，还有几批文化界人士，以及从各地赶来参加部队的工人和学生。这批热情洋溢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在李春玲的组织下，为文化界人士安排衣食住行，尽可能地为他们服务。
晚上游击队杀鸡宰猪相待，他们得知这一带没有日军，可以安心休息，外面还有短枪队负责警戒时，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连日来的辛酸和沿途的劳累被扔到九霄云外了，有些人还兴奋地唱起了革命歌曲。
深夜时分，高阳顶着刺骨的寒风前往各处查哨。自日军攻占香港以来，高阳就和曾向文在荃湾、元朗一带活动，他们跟刘鹏仔的短枪队一样，负责建立这一带到宝安的交通站和情报系统，为抢救文化人士做好保卫工作。
借此机会，他与早就从阳台山返回到香港的李春玲接上了头。在曾向文和高阳的领导下，李春玲不但自己参加，还发动广大学生和青年工人积极参与游击队抢救文化人士的各项工作，他们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广泛寻找文化界人士，充当交通员和情报员。
当高阳查完周围的明、暗哨后，正准备回去，发现黑暗中来了两个女同志，她们正在叽叽咕咕地说话，高阳厉声喝问：“谁？”
“是我，春玲！”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原来是李春玲和她的一个女伴刘雪米。刘雪米是她在香港时的一个大学同学，也是闺中密友，俩人身影不离，关系好得很。
高阳又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情况怎么样？”
她们走近了，借着昏黄的灯光只能隐若看到她们清秀的脸。只听李春玲说：“还行，雪米她爸爸硬留我们吃饭才回来，几百个回乡证都办好了。”原来雪米的爸爸是元朗乡长，她们回去就是找雪米爸爸签署回乡证，以便那些文化界人士通行之用。
刘雪米证实说：“是呀，我爸的手都弄肿了，换了平时我爸可不给，还是春玲缠着我爸呢！”
李春玲笑着说：“还别说，你爸还真是个好人。”
刘雪米自豪地说：“那当然！”
“行了，以后出去办事要记得早点回来，路上不安全！”高阳叮嘱道，李春玲点头说是，脸上溢满了幸福，刘雪米偷偷地看她，又望着高阳，说：“哟，挺挂念的吗，我怎么觉得有点肉麻呢。”说着俩人嘻嘻哈哈地笑。
李春玲与高阳招呼一声，就和刘雪米回去休息了。高阳看着她们走了，继续查岗。现在是非常时期，祠堂里住着一百多个文化名人，而且每天都有几十个文化人从香港那边送过来，那可是国家的宝贝，不能出任何差错，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是重中之重。他一个晚上要查三到四遍，确信没有什么漏洞和问题后，这才敢回去休息。
第二天一早，李春玲和刘雪米等将印有“白皮红心”的难民回乡证发给那些文化界人，然后分批上路，高阳仍然派短枪队暗中护送。李春玲当了向导，带着他们经元朗、落马洲、到达深圳河边，再乘小艇渡河，上到北岸赤尾村。
赤尾村是东江游击队靠近日军封锁线上的一个据点，也是为了转移文化界人士而特意建立的一个中转站。由于邹韬奋、茅盾和戈宝权他们年龄比较大，经不起远道奔波，早已累得不行，吃过晚饭，李春玲就安排他们在村里过夜。而那些年轻又脚力好的人吃过午饭就已经动身走了，所以，留下来的多是年纪大一点的人。
次日天刚麻麻亮，李春玲就叫醒他们，匆忙吃了早饭，就从赤尾村往北，朝宝深公路迤逦而行。宝深公路设有日军哨卡，不时有军车和巡逻队经过。由于公路上多是从香港逃过来的难民。李春玲带着他们很顺利地越过了公路，进入了便于隐蔽的丘陵地带。
转眼又走了一天，太阳快下山了。队伍开始蜿蜒在密密的灌木林中前进。正值南方的冬末春来之时，在南海之滨的东江原野上，春风飘拂，草叶翻飞。这一段多半是灌木丛生的丘陵地带，远处是海岸高山峡谷。
走了一阵，到了梅林坳，看到坳上时而有佩枪的游击队走动，很显然，他们是专门守候在这里的武装人员。大家略微休息一会，李春玲带着他们翻过梅林坳，依稀看到山下有些房屋，估计是一个村子。
有人手指前方，兴奋地说：“我们到了，那就是白石龙村，我们东江抗日游击队总部！”于是，有人甩掉了帽子，有人振臂欢呼，有人奔走相告。连日来紧张郁闷的气氛登时轻松起来，活跃起来。
大家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索性都坐在梅林坳顶上休息，有人高声笑谈，有人纵情高歌。邹韬奋和茅盾拍着手，愉快地唱起了由田汉作词的《再会吧，香港》歌曲：“再会吧，香港，你是旅行家的走廊，也是中国渔民的家乡；你是音乐者的天堂，也是革命战士的沙场，这里有骄浮的美酒，也横流着英雄的血浆……”大家倍受鼓舞，一个个都跟着唱了起来，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山谷。
休息一会，李春玲叫大家起身，然后再往北下山，走过一条很长的山路，两旁都是茂盛的树林。这时候，队伍拉得长长的，大家散散落落，脚力稍微好的，一批批从后面赶上前面的人。他们边走边说：到了，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只见投入眼帘的是一片平地，隐若可见房屋，一见就知道是一个村子。村前有不少农田，周围垒起了一座座陈年稻秆，有牛摇着尾巴在田埂上吃草，狗儿咬着牛尾巴吠叫着活崩乱跳。
白石龙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位于广九铁路布吉车站和深圳镇西侧二十里处。村东有座鸡公山，村西偏北是阳台山，两山海拔均高达四五百米，犹如两山拥抱，相环其间。
村南横亘着梅林坳、圣人大座和唐朗山，连绵四十余里，犹如一道屏障，挡住山南的敌人，就在山顶一侧有日军哨所，坳下横贯宝深公路，沿路村镇都驻有日伪军。一队队肩挎长短枪的游击队员在紧张巡视，随时准备迎击敌人。
走进白石龙村，只见到处是断垣残壁，村中央有高高的四方形碉堡，宽敞的晒谷场上或坐或站，全是刚刚来到的客人，他们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开始分批安排下去。附近的一些老百姓在附近摆地摊，他们有的卖香烟、片糖，有的卖凉薯和咸鸡蛋。房屋墙上到处贴着欢迎他们的中文和英文标语。
过了一会儿，李春玲领着邹韬奋、茅盾和戈宝权等十多人来到一幢两层高的小白楼，曾生、林平和王作尧等领导人正在门口迎接他们。曾生微笑着与他们握手，他说：“我们昨天就一直在这里等候你们的到来，今天总算盼来了！”说着几个领导人向他们嘘寒问暖，热情地招呼。
天已经黑了，有人点起煤油灯，屋子里立刻亮堂起来。曾生将他们引到二楼，对邹韬奋和茅盾他们说：“今晚暂时就委屈你们住在这楼上，等明天我们再安排妥当的地方给你们住！”
小白楼的二楼是并排的两间，外间通楼梯，是吃饭用的，中间有一扇门与隔壁那间相通，那间是总部办公室，曾生和林平等领导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办公。大家略事休息，曾生说：“大家来吃晚饭了！”
在幽幽的灯光下，勤务员端上了几大盆热腾腾的狗肉。曾生笑着问邹韬奋和茅盾他们：“各位文化界的朋友，我们山沟里没有什么好菜招待你们，今天特意弄了些狗肉和青菜，是地道的客家风味，不知大家爱不爱吃？”
邹韬奋和茅盾他们都没有吃过狗肉，一听说有客家风味的狗肉吃，用筷子尝了几块，都异常兴奋。“哪里，哪里，这么香喷喷的狗肉，比那山珍海味还要好吃。”大家分开几桌，有说有笑，或坐或站，文人学者们边吃边叫好。
林平坐在邹韬奋和茅盾身边，关心地问：“路上走得辛苦，你们没受惊吧？”
茅盾感激地说：“从香港脱险，一路上多亏同志们的照料和护送，我们都安安稳稳地带到这里来，没有受什么惊。你们游击队的工作做得这么细致，真叫我们钦佩呀。”
邹韬奋接着说：“来到这里后，又得到了曾先生和林政委等领导的热情接待，我们深感荣幸，有种回家的感觉，特别亲切！”
曾生看着他们吃得香甜，笑着说：“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很重视这次抢救工作，我们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你们是我国文化界的精英，我们可疏忽不得呀。”
林平接着说：“对了，你们还要到大后方去，还有一段艰难的跋涉，路上还得加倍小心啊！”
“是呀，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后面这段路还长着呀……”茅盾忧虑地说。他们都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为逃避国民党迫害去的香港，现在又要被迫返回内地，不免担忧起来，所以对前面的路尤其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