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楼里的三个“摩罗差”听到枪声，立即冲出来，被黄国芳用枪对着，同时，刘鹏仔也跟着冲进来，将三个“摩罗差”逼到墙根，缴了枪，将他们抓了起来，并赶到外面。五个外籍雇佣兵突然双跪在地上，一只手点着额头和左右胸，然后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原来他们是在请求上帝保佑。
刘鹏仔将他们押至里面一个小房里头，他刚走出来，只见负责警戒的阿良匆匆跑过来，说：“报告队长，有一辆鬼子的吉普正从九龙市区开来，快到哨岗这边了，怎么办？”
刘鹏仔回头看着那五个缩成一团的“摩罗差”，心想有了，就说：“没事，就让他们来吧，我还正等着他们呢！”说完，对大家说：“快换衣服！”说完将那日军伍长拖进里面，剥下他的衣服，黄国芳他们也飞快地换上“摩罗差”的衣服，邓初立和黄炎孙按原样站在哨卡上。
黄国芳对刘鹏仔说：“他娘的，才不到一天时间，老子就当了两回“摩罗差”哨兵，太窝囊了，咱们还是换了吧，我来当军官过过瘾？”
刘鹏仔一口回绝说：“不行，你是领导，怎么能让你冒险呢？”
黄国芳：“领导个屁，当军官才是领导。”刘鹏仔不理他，黄国芳无奈，他只好站在门口指挥，刘鹏仔将他拉进来，说：“你一个“摩罗差”还当什么指挥官呀，回那边站岗去吧！”
黄国芳瞪了一眼刘鹏仔，苦笑着说：“你小子就知道当军官！”只好背起步枪，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出来转悠。
说话间，果然一辆军用吉普车正在凹凸不平的沙土公路上飞快地开过来，眼看就到了哨卡。黄国芳将手中的小白旗一摇，示意他们停下，吉普车嘎地一声刹了车，停在他们面前。原来车上除司机外，上面坐着一名少佐参谋官，他是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派来专门视察工作的，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警卫。
黄国芳走过去问：“你们的证件？”车上的司机听了，赶紧下来接受检查，当司机正准备将证件交给黄国芳时。刘鹏仔快步抢过来，一把从司机手里夺下证件装作仔细看的样子。黄国芳瞪了一眼刘鹏仔，站在那里直翻白眼，心里骂道：这小子动作也太快了，还真当自己是日本军官呢。
刘鹏仔将证件随便翻了翻，全是日文，看不懂，便丢给司机，然后指着车上的少佐参谋官和警卫喝道：“你，你，下来检查！”
那少佐参谋官和警卫叽哩咕咙说了一阵话，谁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过了一会，那警卫磨磨蹭蹭地下来。刘鹏仔指着黄国芳说：“你的，过来检查！”黄国芳得令，很不情愿地过来检查警卫的证件。
刘鹏仔见那少佐参谋官不愿下来，指着他说：“你的下来的干活！”那少佐参谋官根本就瞧不起刘鹏仔这个身份低下的“伍长”，把脸一扬，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刘鹏仔就看不惯鬼子的这一套，他绕到少佐参谋官身边，挥手一巴掌，打得那少佐参谋官满脸通红，少佐参谋官大喝一声：“八嘎……”
刘鹏仔顺势一拉，强行将少佐参谋官扯下车，就在这一刹那，他顺手将少佐参谋官腰间的王八盒子给卸了，少佐参谋官被他这么一折腾，气得暴跳如雷，正要往腰间摸枪，才发现已在刘鹏仔手里。少佐参谋官想要拔军刀，被刘鹏仔用他那支王八盒子顶着他的脑袋，少佐参谋官气得直喘粗气。
少佐参谋官大怒，急问：“八嘎，你们的什么的干活？”
刘鹏仔微笑着说：“我们的游击队的干活！”说着，顶得更紧了。司机和警卫正准备拔枪，被眼疾手快的黄国芳和邓初立他们用枪指着，摸掉了他们身上的枪。将他们全部押至岗楼内，并把他们的衣服剥下来，一个个花花大绑串在一块，为怕他们叫喊，每人嘴里还塞上厚厚的破布。
天气已微微有些寒冷，被剥得仅剩一条短裤衩的三个“摩罗差”和五个日军俘虏，卷缩在墙角里琴琴发抖，就像关在猪圈里待宰杀的猪猡，嘴里唔唔地怪叫，眼里发出绝望而悲哀的光芒，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平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作威作福，如今落到这种下场，实在可悲可叹。
转眼天将黑了。刘鹏仔与黄国芳商量一阵，随后跑上楼，从哨兵们睡过的床上扯了一条白色床单，将床单撕成条。黄国芳找到毛笔和墨水，飞快地写了几个大字：“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刘鹏仔收好写有大字的横幅，丢在吉普车上。重新换上日军少佐参谋官的军服，揣上相关证件，然后对邓初立和黄炎孙说：“你们快穿好衣服，准备上车！”过了一会儿，大家准备妥当，黄国芳和阿良负责押送俘虏，刘鹏仔和邓、黄二人开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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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西贡的沙土公路上，急驰着一辆军用吉普车。车上坐着一名日军少佐参谋官和警卫，司机正紧张地握着方向盘，他们正是刘鹏仔和邓初立、黄炎孙三人。邓初立一边开车，一边与刘鹏仔说着笑话。
天将黑了，日军吉普车掉头返回九龙市区，径直往日军司令部快速驶去。车灯散着昏黄的光，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颠簸，转眼进入市区。由于这段时间日军实行宵禁，街上冷冷清清，很少有人行走。
因为吉普车上挂着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专车的牌子，加上军车上坐端着一名少佐参谋官，所以一路畅通无阻。凡过往哨卡上的日军见了，无不噤若寒蝉，举手敬礼，哪里还敢多问一句话话。
吉普车进入市区后，一路招摇过市，扬长而去。很快就来到日军司令部门口停下，大门口设了一道关卡，关卡上站着两个日军，旁边有块门牌上写着：禁止车辆入内。刘鹏仔和黄炎孙立即跳下车，接受检查。
这时，两个日军走上来检查。刘鹏仔和黄炎孙悄悄拔出尖刀，突然一人抱一个，对准日军脖子一人一刀，两个哨兵白眼一翻，倒在地上。邓初立将车开至司令部大门边，黄炎孙取下车内的横幅，俩人跳上车篷顶，正好刘鹏仔伸手拉过去，他顺着墙根，爬到另一头，正设法将横幅挂上去。
一队日军巡逻队突然闯了过来，队长发现死在地上的哨兵，又看到他们三个可疑分子，大喊一声，冲了过来。守在车上的邓初立连忙向冲过来的巡逻队开枪，将前面的两个日军打死。他一边打一边喊：“快，上车！”
刘鹏仔和黄炎孙好不容易才挂上横幅，这时大批日军冲了过来。他和黄炎孙飞快地跳上车，邓初立发动车子，打个急转弯后，快速离开司令部，日军想要阻拦，邓初立加足马力猛冲过去，来不及躲闪的鬼子被撞死在车边，有的被压得粉碎。
日军朝着车尾打了一阵，子弹在外面嘣嘣地响，擦出耀眼的火花。这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日军乱作一团。巡逻队转身驾着摩托车、军车立即追来。满街上到处是日军，刘鹏仔一边举枪还击，一边催促邓初立快点开车。
吉普车像喝醉了酒的醉汉，穿街过市，横冲直撞。大街上顿时大乱，枪声、警笛声、叫喊声，响成一片。前面哨卡的日军想拦，一见速度太快，惊呼着抱头鼠窜，等车走远了，才开枪射击。
邓初立驾车技术娴熟，他原先就是一名汽车司机，对九龙和西贡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因此，车速虽快，却有惊无险。刘鹏仔和黄炎孙一前一后，举枪就打，只听啪啪声响，追在前面的日军摩托车被击倒，后面的摩托车一部接着一部翻倒，将追兵堵在路上。
吉普车很快穿过了九龙市区，远离了日军司令部。来到一处偏僻的街角休息，不料他们刚停，就听到喊声，远远看去，似乎有一队汉奸密探来了。刘鹏仔和黄炎孙、邓初立当机立断，迅速跳下车，躲藏起来。
谁知，他们刚下车，一个满脸麻子的小头目带着十几个宪查追了过来。刘鹏仔一见无处藏身，再说躲也来不及了，只得带着二人硬着头皮走过去。当他们与麻子擦身而过时，刘鹏仔突然甩手一巴掌，打得麻子蒙头转向。
刘鹏仔手指前方，声色俱厉地骂道：“八嘎，你们的饭桶，游击队的那边的跑了，还不快快地追！”
麻子看到刘鹏仔原来是一名少佐参谋官，吓得浑身颤抖，他鄙夷地点头哈腰，嘴里哎哎连声，立即带着宪查往刘鹏仔手指的方向跑了。刘鹏仔便带着黄炎孙和邓初立则朝相反的方向跑去，将追兵远远的甩在后面。
与此同时，黄国芳和阿良将三个“摩罗差”狠狠地教育了一番，并向他们宣传了抗日的道理和游击队优待俘虏的政策，“摩罗差”们深受教育，表示不再为日本人卖命，黄国芳这才放了他们。另外三个日军死不服气，黄国芳认为屡教不改，便将他们捆严实了，放火将岗楼烧了，与阿良押着日军俘虏往坳下村走去。
当他们刚到坳下村时，李大爷匆忙跑过来报告，说发现有三个日军来了！黄国芳出去一看，果见三个日军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黄国芳笑道：“不用怕，他们不是坏人，是刘鹏仔他们！”李大爷和乡亲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一早，日军机谷廉价出来晨练，扭头发现司令部大门口居然挂着反动标语，气得哇哇乱叫，立即叫人取下来。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刘鹏仔和游击队竟然敢闹到司令部来，实在是岂有此理。
同时，他也意识到后方重地安全，他怕万一游击队攻到司令部来，而司令又陷入空虚，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这样一想，他急令在西贡、沙田一带扫荡的日军迅速撤回市区。这样，他费尽心机苦心经营的所谓“梳蓖式”扫荡被彻底破灭了。
这天上午，刘鹏仔和邓初立、黄炎孙等刚执行任务回到坳下村李大爷家，黄国芳带着一个中年人走了回来，刘鹏仔一眼就认出来是长洲岛党支部陈书记，现在是大屿山中心区委书记，从他风尘仆仆的脸上，看得出有紧急事情。
刘鹏仔上前与他打了招呼，问：“陈书记，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陈书记叹了口气，心事重重地说：“你还别说，这风还真阴险，小鬼子把我们都逼到绝路上来了，看来非请你们帮忙不可。”
刘鹏仔急问：“到底是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