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每天上班的工作是扫地、洗茶杯、洗茶壶、倒痰盂、擦桌子、分茶叶、装茶叶,每天中午一点钟回家,常常连一碗粥都没有了。那时,每个上海常住户口的油粮是定量供应。母亲每月定粮三十四斤,可她总让给我们吃。母亲从来不吃早饭,老板规定她每天可免费泡一壶茶喝,她一到老虎灶就泡一壶浓浓的茶,靠喝茶来充饥。
母亲常常在东街口买七只米饭饼,花一角四分钱。我和弟弟每人两只,三个妹妹每人一只。有时,没钱了,她就和茶馆南墙边卖糯米油饼的老头商量,用赊账的办法,先吃后付钱,往往一两个月才付一次。
等我们上学后,母亲去米店买三斤到四斤米,这是我们一天的粮食。有时,只买两斤米,她只好烧一锅稀饭,分成五碗,每碗深浅不等,中午放学回家每人一碗。家里没钱买菜,就到老虎灶石子路对面的酱菜店里,花三分到五分,可以买一包什锦酱菜,就这样吃了中饭后又去上学。我家十多年来天天吃粥,粥是很稀的,舀到碗里,端在面前,一吹三个浪。
偶尔开一点荤也是母亲把申请到的衣物鞋袜费挪来买点鱼肉,改善一下伙食。
母亲在老虎灶泡茶时,只要一有空就赶回家,给我们洗衣服,家里没有自来水,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才有给水站,20世纪50年代靠十六铺的棚户区人家,家家没有自来水,用水桶到附近给水站去提。至于洗衣,就在给水站边就地洗。母亲拿着衣服去洗,也曾饿昏在地。由于她长期挨饿得了严重的胃病,呕出的常常不是食物,而是黄绿色的胆汁!
母亲一年到头不穿鞋,就是穿鞋也只有前头,没有后跟。一个寒冬腊月的晚上,母亲去刘家弄一个工会干部家为我们申请补助金,一根生锈的铁钉从她的脚心刺穿她的脚背,她忍痛将铁钉拔出,鲜血一下子涌出来,东街上的邻居劝她赶紧去医院,说二十四小时内不打针会得破伤风送命,母亲也顾不得这些,她哪有钱看病?!第二天,她仍翘着脚去老虎灶上班。母亲说:“老天有眼,不跟穷人作对!”不久,她的脚倒也慢慢地好了。
我在十六中学读书,每天要经过老城隍庙,城隍庙里都是好吃的东西。母亲总告诉我们:“闻到香味不要馋,你们要想吃这些东西,只有好好读书,将来自己挣钱买。人穷志不要短,做人要有人格。要做诚实的孩子。”
她还常常拿一些名人的故事教育我们,比如岳飞、林肯等等。有人给母亲出主意:“你的孩子没饭吃,你可以叫他们去当学徒,也可以拾拾垃圾,挑挑水果担子。”
上海老街上要想找一份打工的行档还是有的,那时还有许多小手工作坊,从街头排到街尾,打铁铺烧火拉风箱,或竹器店编箩筐,或学做大饼油条……都是不难的。
但他们讲他们的,母亲拿定了主意,让我们读书。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为我们灯下补衣服的情景。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加补丁,外人看着我们穿的八卦衣,很难想象原来的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上学穿的衣服补得很整齐,干干净净。老师问我:“你的衣服是谁补的?”我说:“母亲补的。”我在街上修笔摊上修钢笔,师傅看到我穿的衣服补得那么整齐,也问我:“你的衣服谁补的?”我说:“我妈补的。”他看着我,把笔修好后,没向我要钱。
从母亲身上,我深深感受到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在令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中,我们五个孩子都活下来了,没有母亲,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过黄埔军校的训练,不怕吃苦,意志坚定。她坚持家再穷孩子也要读书。有人背后议论我们家:“一代当官,十代敲砖。”父亲过去在国民党里只不过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坐大了没事,坐小了也没事,偏偏不大不小最倒霉!我们注定要为此饱受磨难。可别人越是说我们没有资格读书,母亲越是下定决心,一定要争这口气,就是做讨饭的乞丐,也要让五个孩子读书。
母亲心里有一个梦,要让我们五个孩子统统进大学,做文学家,科学家,还想让大妹做翻译,小妹学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