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学说：“现在中国人忍饥挨饿，可是运往苏联的一车厢一车厢的冷冻猪肉，都是去了猪头、猪脚，大块大块的，不到重量还不许出口哩。听说运去一车厢一车厢的水果也是果皮上不能有一个小斑点，大小个头还要用规定的圆圈套过呢……”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是一个票证时代，一般市民都有五花八门的票。本来，大学生作为集体户口，对这些配给的票证并不在乎。慢慢地随着肚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发现这些票也很有用，可以通过交换，缓解自己的急需。于是，我们就向学校争取各种各样的票，烟票用来买香烟，糖票用来买糖，油票、粮票则入伙房，再反馈给每人每月两斤机动饭票和一斤粮票。粮票，一般是发全国通用的“全国粮票”，进城时可买糕点。那时南京的鼓楼、新街口商场一带，一只小月饼定价一元，还得付半两粮票。
学校每月还发给每个学生理发票两张、洗澡票四张，都是白纸上盖一个章，不细看，与学校食堂发的饭票是分辨不清的。有些同学饿急了，宁可不洗澡，不理发，就用这些票来冒充一两饭票，换取一勺干饭或稀粥。我做过膳委会委员，饭后在食堂清点饭票，常会发现泡在水里的饭票中掺有洗澡票、理发票。
每当学生会干部站在窗口打饭时，排队的学生就特别多，因为是学生自己给自己打饭，份量就足一些。机灵者更是趁饭桶水蒸气很大时，找戴眼镜的学生打饭，用洗澡票、理发票顶替机动饭票，即使被发现，也不难为情，因为按价值计算，理发票、洗澡票要比一两饭票值钱。
冬天，没东西吃，人没有热量产生，冻得两手冰冷，浑身发抖。一到晚上，有的同学就抱着电灯泡取暖。在这四壁空空的寝室熬夜，我们这些饿肚皮的学生，几乎一下子都变成了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幸亏从天花板上悬下来的电灯泡还亮着红彤彤的灯丝，我们用手捧着它，就好像是捧着温暖的太阳！
寝室里的湖南籍同学拿出家乡的红辣椒粉，分给大家冲汤喝来取暖。那年头大家越是没有吃，越是谈吃，越谈吃，心里就越饿得慌。可以说，那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每夜都是饿着肚子上床的。伟大的理想暂时不考虑了，毕业后的分配也是遥远的将来。为了生存，眼前填饱肚子才是最现实的。躺在床上，当饥饿从肠胃深处像攻克碉堡那样不间断地、猛烈地向我们袭来时，我们便忍不住开玩笑说：“如能与食堂里的女炊事员结婚，哪怕是谈恋爱也好，这样就可以在打饭的时候多得一点。”
寝室里有一位从印尼回国的学生，叫杨学礼，高个子，黑皮肤，眼窝下凹，讲国语时夹杂福建口音，他是在1959年印尼排华时回国的。他很幽默乐观，满肚子都是故事，我们常向他打听印尼的情况，开始他总是介绍印尼的风俗民情，到了冬天，他的话题便转到印尼气候如何暖和，再到后来，我们一起挨饿时，他就怀念印尼没有冬天，地里一年到头有吃不完的菜蔬瓜果。
杨学礼穿得很单薄，被冻得吃不消了，还是不习惯穿棉衣，南京的冬天很冷，他便说他到了中国的北方了，大雪天，依然赤脚穿拖鞋，冻得他说话不仅浑身发抖，连声音也在发抖。
一天晚上，一向爱说笑话的杨学礼变得沉默起来。他独自躲进蚊帐，头蒙在严严实实的棉被里。我们几个围在一处谈中国的大饥荒，有人提出：“我们学的专业是研究如何把木材通过加工代替钢材，现在看来我们要换个题目了，如何用木材做原料来制造面包了！”有人附和：“这个问题，好像德国已经有研究了。”我也兴奋起来：“那我们就解决了七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了！”
我回头再看，杨学礼还蒙在被里，我把他的棉被掀开，发现他其实没睡着，双手交叉在胸前，握着一根又粗又大又生又冷、已经咬去一半的胡萝卜，两眼紧闭，但他的嘴在动，他正在嚼胡萝卜。……我又将棉被盖在他的头上，当时，我心里非常感慨：他为何不早不迟赶在这个时候回国留学。
我校背靠紫金山，面对玄武湖，就近处唤做锁金村。玄武公园后面，有一大片农田种满了各种农作物和蔬菜。我们地处市郊，荒地还是有的，由于粮食紧张，有的教师就开荒种地，在自己住屋周围种了一些山芋，胡萝卜。倘在平时谁也不会想到地里生长的农作物有的可以生吃，可当此非常时期，人们的确变了，夜间人实在饿急了，不免会想到窗外月光下的胡萝卜、山芋……没想到这位从印尼来的华侨学生，一回来就遇到大饥荒，也只能适者生存，月夜下地挖胡萝卜充饥了。
蚊帐是学生的私人空间，条件好的学生有东西总躲在蚊帐里吃。他们也常常遭遇被盗事件，遗失的总是放在帐子里的食品。作案者固然可以过把瘾，旁观者虽没吃到，可是听了也喜滋滋的，因为心理平衡了。
随着包伙制的推行，其弊病也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伙食制度不满，大家疑心自己吃不足国家规定的粮食定量。有天中午，餐厅菜单上写着“青菜炒肉片”，但吃饭时，我们发现菜盆里没有肉片。
当时，我任班里的生活委员，我的责任是关心同学的吃饭问题，我怀疑食堂管理有漏洞，为此，便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广告栏贴了一张小字报：
菜单上说今天中午吃青菜炒肉片，但同学们的菜里找不到一片肉，肉到哪里去了呢？有人看见早上有个食堂师傅拎了一块肉出了后门，我们要求学校领导采取措施，杜绝漏洞，对伙食加强管理！
——一学生
小字报引起了许多学生围观，从大家的表情看是赞同的，但没人呼应。
校领导对小字报很重视，杨致平副院长召集开会讨论这问题，我也被召去了。在会上我激烈地给校方提意见，我认为伙房管理应坚决杜绝漏洞，每人每月三十斤粮食一定要让大家吃到，希望学校从严管理，防止有人偷米、偷油、偷肉、偷菜，否则对学生健康不利。
杨院长当年曾在太行山打游击，是位将军，也是我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他听完我的发言，没批评我，相反还任命我为全校膳委会委员之一，与另外四五个同学每天轮流值班，参与管理学生食堂。
我的心情变得激动而紧张，颇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使命感。
我每天一大早起床，赶到食堂的仓库，目睹炊事员把米拿出来，对好秤，看米下锅。我与厨师一起计算一斤米应加多少水，烧成几斤饭，也就是每斤米的出饭率，以此来保证全校学生都能吃足自己的定量。值日生凭每班的饭卡到食堂内取饭，每个桶里的饭都过秤，并在桶盖上用粉笔写好各班人数。然后我又在烟雾腾腾的厨房大灶头边往返穿梭，看着一箩筐一箩筐的蔬菜是否分得公平，从仓库里取出的油是否全倒进炒菜的锅里……
这些虽是小事，但在饥荒时刻，我感到很有意义。
老师与学生一样处在饥饿状态，学校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猪肉教授，黄豆讲师，青菜助教”，虽然教师待遇的差别并没那么大。我看到，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开饭，但往往提前一小时，那些单身的年轻教师就来到小食堂排队，也敲着搪瓷碗等开饭了，他们虽比我们文静，但那敲出的声音节奏，却也十分急迫。
物价开始上涨。同学们都在千方百计弄东西吃，有的向家里要钱，有的把自己过冬的衣服卖掉，有的把自己的皮箱卖掉，都是为了换钱去买高价的东西吃。有的同学几乎把家里带来的可以卖的东西都卖光了。我靠学校发的乙等助学金每月十一元过日子。学校人事处对我很关心，除了开学初发给一顶新帐子、一床新棉毯外，又补给我一些钱，我买了一件棉袄，配了一副眼镜。家里也设法给我一些粮票。这样，有时我出粮票，其他同学出钱，就可以到外面去吃一顿，而我未在学校吃的这份饭，就让其他同学分享。
饭量小的女同学开始有了变化，开始包饭时，女同学是不加饭的，知道男同学吃得多，让我们吃。到后来女同学也不弃权了，她们也要分剩余的菜和饭。只要与吃有关，她们都要，包括过年过节分配酒票、香烟票，她们要这些票也是为了换东西吃。
吃不饱饭，上课很难收心。晚饭只能喝一碗稀饭，一次小便就腹中空空，夜自修也宣布取消了。学校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上课的教室冷冷清清，操场冷冷清清，图书馆冷冷清清，学生宿舍引吭高歌的声音没有了，没钱的同学只能蒙着头睡觉。校医务室门口开始有人排队看病……
